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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唐盛 晓甜 晓河)
编者按：目前，各地上半年经济发展数据陆续披露完毕,与以往比较，最大的变化在于长三角、珠三角这两个以往经济的龙头增长速度放缓，而中西部一些地方经济增速超过了以上两个地方。这种变化，是喜是忧，各方有不同的解读。
本专题四篇报道，角度不同，但给人的启示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已经到了必须转型的时刻，中西部的崛起不能只重复沿海走过的老路。同时以往的诸侯经济、山头主义等狭隘的地方保护意识也有必要改变。中国需要的不光是经济发展的速度，现阶段也应该追求经济发展的质量。
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发展减速是拐点还是契机？
“上半年GDP增幅同比回落了4.5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回落3.3个百分点。出现这样大的波动是近年来第一次，值得引起高度重视。”这是日前上海市年中经济工作报告会上一位政府官员的发言。
同样，在7月20日举行的广东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广东省有关领导也指出广东经济运行中出现了“珠三角部分地区的经济增长回落较大”等突出问题。
粤沪经济双双减速
国家统计局7月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为9.5%，比去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
与国内经济整体走势有所不同，广东与上海上半年的经济双双走出了相似的轨迹：上半年，两地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波动。
据悉，2005年上半年，上海、浙江、江苏的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信贷等5大核心经济指标增长速度,上半年都纷纷回落，有的指标甚至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外商投资方面：一季度，长三角16个城市中，有13个城市的协议注册外资金额呈负增长，其中4个城市的降幅在40%以上。据称，这是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长三角地区引进外资首次全面下滑。而广东上半年GDP增长12.6%，虽然和全国一样，也走出了一个二季度强于一季度的走势(提高了0.4个百分点)，但是较去年同期回落2.5个百分点。
专家指出，粤沪经济增长双双减速是国际经济因素、中央宏观调控的预期目的、自身经济结构与发展水平等多方因素“合力”的结果，实质上这也表明：拼土地、拼劳力、靠投资拉动的外延式增长方式已难以支撑经济持续高速前行。
早在数年前，长三角经济就开始受到“三荒”(即电荒、水荒、地荒)的困扰，随后又有油荒、资金荒、民工荒等相继显现。此外，钢铁、石化等基础产业和汽车等支柱产业，由于遭遇国际重要能源原材料价格变化、美元利率汇率变动、外贸出口环境变化、国内宏观调控政策滞后效应等变数，也受到不利影响。
而在珠三角，今年一季度，广州不少工业企业也尝到缺电之苦——90天时间里，仅有18天没有执行错峰用电方案。据广州市经贸委不完全统计，由于峰期供电不足，影响广州工业少增长约6.7个百分点。电力部门预测，7-9月广东全省电力缺口预计将达300万千瓦以上。此外，广东省统计局公布，广东目前85%的能源要从外省或者外国进口解决，但能源用量约占全国能源消费量的8%。大量进口海外资源，存在市场风险。受此影响，部分行业、企业亏损不断增大。
经济放缓原因何在？
如果制约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的问题不及时解决，很可能将会有更多的地区，明天、后天也会面临广东、上海今天面临的困难。
专家指出，我国现在的经济增长发展模式是：内向经济以政府固定资产投资的超速增长来拉动，外向经济以低价、低附加值、低利润率的产品出口来拉动。在一定程度上是牺牲自己的资源和环境来谋取利润。而这一模式除与别国产生贸易摩擦外，在中国资源与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形下在内部已经难以为继。
那么，为什么我国经济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走到传统模式的路子上去？著名学者吴敬琏列举了四大原因：首先，配置资源的方法还是计划经济的遗产那一套，政府握有配置资源的权力；其次，GDP仍是考核政绩的主要指标，这必然导致政府利用掌握资源的权力，不讲效率地为GDP这个指标服务；第三，生产性增值税的设置与产值联系太密切，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直接相关，追求产值因此成为必然；第四，土地、劳动力、上游原材料的价格以及银行贷款利率扭曲，偏低的价格和偏低的利率又使经济核算出现扭曲，这就使我们的增长模式出现了追求数量、不讲效率的问题。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撰文指出，“国际经验证明，单纯依靠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不具备可持续性，投资率或迟或早总要降下来。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投资率远远低于亚洲国家，如美国的投资率常年稳定在15%左右。显见，可持续增长靠的不是投资，而是技术进步。投资率在理论上不可能超过100%。”
许小年指出，现实中，“every thing but efficiency”的现象比比皆是：各地政府追求GDP增长最大化、税收最大化、本地就业最大化，因为这些是对他们政绩的考核指标，而效益不在其中。
拐点还是契机？
事实证明，前期粗放型、资源扩张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有经济学家提出，眼下，无论是对长三角、珠三角或是全国而言，重要的是如何在困境中看到契机并抓住契机，最终将结构调整落到实处。广东不少学者也提出：今年经济增速放缓，不仅不是拐点，更是一个契机，一个优化经济增长动力、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契机。
当然，这明显要比砍掉多少个项目要复杂、艰巨得多。
今年6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发布了《2004广东省区域综合竞争力评估分析报告》，报告提出要警惕对“外源型经济崇拜”与“内源型经济歧视”，要注意广东经济的拉美化倾向。这是政府直属机构首次承认广东经济发展出现了“拉美化”趋势。
在这份广东竞争力的“体检”报告中，一个主要的判断就是：从2003年开始，广东经济增长因内需不足、外源型企业投资不足及全省净出口增长受阻等原因，原来自主型经济增长模式正在转变为主要由政府力量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区域经济持续增长后劲不足的迹象已露端倪。
作为这份报告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竞争力评估中心丁力博士丁力给出的对策是：首先改变倾斜于外援型经济的发展政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广东外源型经济升级换代的步伐。同时，要学会外源内用。通过开放国内市场引导广东外源型企业积极参与国内市场竞争，改变目前全省外源型企业重心在外的基本格局，实现外源型企业内化。
目前广东正争取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为规避资源、能源矛盾，政府已提出了“绿色广东”概念。以深圳为例：预计未来10年内，其生产总值完全有可能突破1万亿元。但是，如果按照目前的消耗水平简单推算，深圳GDP达到万亿元，就需占用全市土地面积的90%，耗用3倍于目前的水电和环境资源。所以，今年，深圳经济工作的目标，就是按“效益深圳”的要求，首先争取万元GDP建设用地下降10%，能耗和水耗分别下降4%。
而对于长三角，有专家指，目前长三角正处在经济结构提升、经济发展方式转轨的关键时期，较为粗放的低端生产力逐渐调整转移，新的高端生产力正在集聚，但还未真正释放能量。
中部崛起：合纵连横是必由之路
2005年，“中部崛起”战略将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不过，就在实质操作即将启动之际，一场轰轰烈烈的龙头之争随之在中部省份各大城市之中展开。
“各省都使出浑身解数展示其在中部地区的重要性及不可替代，可惜各展所长的声音多，合作共商的声音小，”一位专家指出，如此下去，难以形成中部地区的“合力”。
“中部龙头”的纷扰
争得最为热火朝天的是武汉和郑州这两个城市。
“作为中部地区惟一特大中心城市的武汉，理应在中部地区崛起中有所作为，在中部地区实现率先崛起，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支点。” 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市市长李宪生在两会上毫不含糊地提出。
来自河南的全国政协委员张涛则建议国家大力支持“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建设”，尤其是要大力支持郑州的经济发展。
目前，以武汉为中心的中南城市圈和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圈已见雏形。两城市也争相为确立自己的“江湖地位”寻找相应数据：武汉去年的GDP为1954亿元，比上年增长14.5%，有关方面宣称，武汉去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全市财政收入“增幅创6年来新高”；而郑州则一再强调地方财政收入“在中部地区省会城市中位居第一位”，去年该市地方财政收入114.8亿元，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375亿元。
龙头之争，归根到底是利益之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成勋一语中的：“如果龙头的地位得到外界的认可，是可以得到一些实际的利益的。”而且，“除了经济上的利益，还可以利用自身知名度的提高吸引更多外部资金往那里集中。”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如果以人均GDP、工业化程度指数、城市化率、居民收入水平等指标衡量，中部六省除了湖北的城市化率、山西的工业化程度指数、江西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或略超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他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全国地区生产总值超千亿的44个城市中，武汉目前位列第14位，郑州位列第27位。一位专家评论，这两个城市远未达到区域经济“发动机”的地步，“在各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同处较低层次的情况下，谁也难以给对方实质性的支持和带动。”
走区域经济是正道
因此，相关专家都纷纷建议，中部发展要从过去省份经济走向区域经济。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任晓莉认为，龙头之争容易滋生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形成统一市场体系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造成基础设施和大型公共设施的重复建设，导致资源闲置和浪费等。
事实上，中部一些地方将“崛起”等同于“开工”、“开矿”， 大建钢厂热、大建电站热以及其他非理性的投资一拥而上，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低水平、低效益和高污染、高消耗的重复建设，“虚火”已初现端倪。
上海社会科学院专家王泠一指出，各省各自搞建设，消耗大、成本高，无论是资源还是社会都承受不起这样的消耗。在他看来，区域规划发展首先是中国经济发展走资源节约型道路的必需，有助于打破目前地方政府所存在的“诸侯经济”分裂现象，最大限度集中资源，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打造强势产业，促进区域共同发展。
但目前“中部崛起”战略除了龙头地位之争外，尚未形成一个干脆简洁的政策概念，即没有找到突破口。国内已经形成的三大政策区域板块，都有非常明确的突破口：东部是开放，西部是开发，东北是老工业基地改造。而中部的区位不如东部方便，资源也没有西部丰富，人均耕地更是稀少。所以，中部要走出一条东部、西部及东北都没走过的路。
由于中部地区的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四省沿江，目前有一种意见认为，形成沿江经济带有利于整合四省产业，而且可以与长江上游相呼应，进而形成整个长江大开发的有利形势，同时国家鼓励扩大京广大动脉的经济联系，形成京广沿线经济带。
“从一定角度上来说，谁做中部崛起的‘领头羊’并不重要，关键是寻求比较优势。”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胡鞍钢说。
“诸侯经济”的幽灵还要游荡多久
两则新闻，可以看作当下中国“诸侯经济”死而不僵的阴影作祟。
法学博士写信给天津市长戴相龙要求撤销进津费，这位叫李刚的博士说他之所以提出公益诉讼、之所以给戴相龙写信，最大的感慨来自于新华社记者对“进津费”进行回访时，天津市市政工程局态度非常强硬，说收费合法，要继续执行。
另一则新闻是：青啤燕京多次上演暴力冲突，广西地方政府发文件干预。上述事件发生的背后是青岛啤酒在广西产销量激增的大背景。2004年1月21日青岛啤酒斥资6亿元收购南宁万泰啤酒有限公司，成立南宁青岛啤酒有限公司以来，广西市场青岛啤酒的产销量大幅提升，与去年同比增长45%。正是这种增长引起了目前广西市场老大燕京漓泉啤酒的警觉和激烈反应。
从两起事件中，似乎都可以嗅到一股浓浓的、挥之不去的“诸侯经济”味道。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似乎已走过了赤裸裸“区域市场割据”阶段，但恶性竞争、重复建设、注重局部利益的“诸侯经济”依然存在，并一如既往地通过设置潜在的“省际壁垒”来分割市场。
你的产品不能进我的地盘，我的货物在你这里过路要交买路钱，这已经属于低级的“地方保护主义”手段。许多地区开始在更多的隐性领域采取地区封锁。比如，各地制定不同的社会保障政策，一个在某地工作多年的职工，一旦转入异地，如果没有常住户口，当地都不愿接受其社保转移，这是出于财政方面的考虑，当然是越少人在当地退休财政负担就越轻。但正是这种地方性社保政策的林立，导致了至今无法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也造成了近年来不少地方出现相当规模的“退保”现象。
在“诸侯经济”的格局中，地方上的人、物、教育、文化等等任何资源都可以被“经济化”，而且引发了高烧不退的“投资狂热”，许多中小城市“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造车热”、“大炼钢铁热”、“电厂热”，以及最常见的大马路、大广场，乃至登峰造极的“伪天安门广场”。以上现象出现并不完全是地方官员的政绩显摆，而是搔到了“诸侯经济”力图打造小而全“鸽笼”模式的痒处——在一个处处封闭的市场，一个地区就必然要在一切所需资源领域极力扩张，保证自身区域的供给充足。
“诸侯经济”的最大受害者不是资源、也不是GDP增长，而是活生生的人。户籍制度在众多非议中表现出愈来愈固化的趋势，是因为这种“诸侯经济”小而全的资源供给模式支撑不了大流动量的人口进出。“诸侯经济”本质上是排斥外来资源的介入，哪怕它能带来更多的财富增量。对于外来的人口资源，他采取掠夺式的占有，设置种种政策门槛，让外来人口尽可能廉价，尽可能成为这个城市的下游劳动力，只付出得不到回报；对于外来的商品资源，它采用课以重“费”的方式，一方面收点费，一方面阻挡其大规模进入；甚至对于外来的政策，包括中央政策，它也表现为抵制，必须服从于自家土政策。这就是经常出现的地方下位法故意违“上位法”的法现象。
“诸侯经济”的幽灵还要游荡多久？这看上去是个经济性问题，其实是制度问题，更多的从属于行政性。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多次博弈。破除“诸侯经济”，首先要解决法令无壁垒的问题，然后才谈得上经济无壁垒。
环渤海经济圈：打造中国经济第三极
环渤海经济圈，狭义上指以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京津冀为主的环渤海滨海经济带，同时延伸辐射到山西、辽宁、山东及内蒙古中东部。在环渤海地区5800公里的海岸线上，20个城市遥相呼应，数千家大型企业密集，60多个港口星罗棋布。它占据了中国12%的国土面积和20%的人口。
环渤海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经济发展优势，其境内丰富的自然资源、雄厚的工业基础、密集的骨干城市群、发达便捷的交通及科教优势，得天时、地利、人和，环渤海地区被专家评价为我国北方经济最活跃地带，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
尽管早在19年前，环渤海经济圈的概念就已提出。但由于长期以来，区域内部缺乏紧密联系，生产要素流动不畅，国有经济比重高，市场意识比较淡薄，产业结构趋同，最突出的问题是区域内部缺乏有效的合作、协调机制，造成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缓慢，经济发展速度亦滞后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
2004年5月，由环渤海地区七省市共同参加的第七届北京科博会环渤海经济合作与发展高层论坛在京举行，就七省市建立合作机制达成“北京倡议”；同年6月26日，环渤海合作机制会议在廊坊举行，将合作机制定名为环渤海区域经济合作联席会议，意在为该区的政府官员、企业家及专家学者提供一个有组织的高层定期磋商平台，以加强内部交流、协作。
“6.26”环渤海地区合作机制会议的召开，终于使多年来只是“坐而论道”的环渤海经济圈构想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但今后环渤海经济圈又该如何走出自己独具特色的战略走势呢？
对此，七省市负责人表示，首先在高效务实、多赢的环渤海区域合作、协调新机制逐步建立后，应研究制定出科学适宜的区域合作发展战略，明确区域合作的重点工作、领域与实施步骤，明晰各地的职能定位，并以措施保障创新；其次，清除市场障碍，积极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切实推进区域内经贸合作；另外，加快推进区域内基础设施一体化。
七省市负责人亦表示，营造环渤海经济圈还需大力发展区域内差异化经济，各地互补共进。如北京可利用奥运会的契机发展经济；天津可大力发展仓储物流业并力争成为国际化贸易港；河北则要加强与京津产业对接；山西将致力于营建区域内资源共享、市场共建、产业共兴格局，为兄弟省市的经济发展提供能源支持；山东可为地域成员提供便利的对外开放通道；辽宁可望通过加强区域协作，振兴老工业基地；内蒙古则可以境内面积广袤的草原来维系区域的生态安全。
对环渤海经济圈的未来发展规划，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表示还必须走国际化道路，加快国际化进程。他认为，环渤海经济圈应加强与地处东北亚地区的日本、韩国、朝鲜、俄罗斯和蒙古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利用当前日、韩企业大转移的机会，与日、韩企业加快产业链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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