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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金融家已经是一个现实的存在，今后的问题只在于他们能否被体制接纳，让他们在良性的规范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文/本刊记者 周 阳
北京金海投资有限公司位于北京北四环亚运村汇欣大厦，但在写字楼的公司索引标
示牌上，却没有发现这家公司的名字。疑惑中，大厦保安走过来，“是找金海集团吗？508。”
上到5层，就进入如迷宫一般的900平方米的办公区，在这里约见的是公司执行总裁，他正准备在中国的某个友好邻邦开设该国第一家外商合资银行，而由于拥有投资公司的股权，在未来的合资银行中，也将拥有属于个人的股权。
这种拥有资本的所有权并以金融资本运作为职业的人，达到一定规模后，就可以被称为金融家了。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来，民间金融家团体已悄然兴起，并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力通道。
中国的摩根时代
三五年前，“中国是否有真正的金融家”可能还是一个真的问题；但现在再对此表示怀疑，可能就有“不懂国情”之嫌了：中国至少已经具备催生民间金融家的土壤了——所谓民间金融家，其基本特征在于，资本来源为民间、运作方式市场化。
不能不考虑中国入世的影响。政府部门的精简，审批项目的删撤，且不说国际市场，国内市场的边界也在逐渐变大，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壁垒开始松动，政府挡不住外乡人来当地投资生产，越来越多的生意从中国做到欧美。市场的扩展使得信用变得愈发重要——河南的供货商无法确知是否可以放心地和新疆商号做生意，于是河南商人提出预付货款，或者新疆商号提前支付——谁能够承担更大的信用考察的时间成本，往往谁就能够从商战中最后胜出。类似的考验还有：谁能增加预付款的额度、谁能接收更长时间的延期付款、谁能在上市之前获得更多的过桥贷款以增强投资人的信心……
当僵化的国有银行对这一切反应迟钝时，民间金融家获得了自己的生存空间。2005年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内地企业形成了1000亿美元的海外应收账款。消极地看待这些占款，就是巨大的回收风险；换一个角度则发现其中蕴含着巨大的金融服务规模，商人们恐怕早已经通过信用证融资的方式从金融家手中获得周转的资金，否则这样大的占款，很多企业早就破产了。
同样不能不考虑的还有资本积累的阶段性效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竞争的核心要素经历了“关系资源”、“奇货可居”(短缺经济)两个阶段，拥有相应资源的人因此而快速地积累起了大量的原始资本，但随着市场经济特征的变迁，这些资本的所有者以往的优势资源在新的制度环境下不再能发挥继续获得超额利润的作用了，这些资本开始从“夕阳部门”退出，寻找新的方向，从而产生新的资本运作；另一方面，二战后的持续半个世纪的和平环境，使那些漂流海外的中国侨民有了稳定的资本积累环境，至少两代人的传承，一些海外资本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另外，由于近一两年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周期启动产生的庞大资金需求，以中资为主的海外资金出现了有规模的回流迹象。这些资金拥有者，一部分是海外的中资机构，一部分是原来以各种名义和手段从中国外流资金的拥有者，政府和舆论都警惕地称之为“热钱”，但硬币的另一面是“热钱”背后隐藏的职业金融家也出现在中国市场。
这让人不禁联想到世界金融史上最著名的投资银行家摩根迅速崛起的年代。当时正是美国工业化进程最壮丽的时期，铁路、钢铁、能源等工业化龙头部门迅速发展；南北战争的结束使美国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市场；与此同时大批移民涌进美国，其中不乏带着大量伦敦资本的金融投资家。正是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工业化进程中，摩根和他所代表的金融投资家为美国一举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筹集了所需的巨额资金，并成为至今都是全球最主要的金融机构之一。
中国也正在经历如火如荼的工业化进程，各种相似特征仿佛都在说明，中国进入了同样可以产生“摩根”的时代。虽然无法找到确切的数据，但诸多迹象已经表明，由于不同的历史和制度原因，中国大陆已经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几大民间金融家群落，他们各具特色，他们中间既可能诞生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摩根，也可能诞生投机成性的中国索罗斯。谁会登上主流舞台，取决于政策和制度的导向。
北京系
那位要在友好邻邦开设该国第一家外商合资银行的总裁名叫钟小平，47岁的人看上去不过40岁左右，温和低调，但经历非常。
钟小平50年代出生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与金融并无瓜葛。1987年，他到香港定居，正式开始经商，在1999年的中外名人词典的封面上我们可以看到钟小平的彩照和董建华、何厚铧、李嘉诚同时刊登在封面上。而真正使他走上民间金融家之路他是参加了北京大学金融高级研修课程班之后，这个班上聚集了在中国最重要的金融机构里占据最重要位置的的老总们，而钟小平是“第四期黄埔军校的班长”。自此以后，钟小平又多了一个身份：中国金融投资家俱乐部常务理事。钟小平50年代出生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与金融并无瓜葛。1987年，他到香港定居，正式开始经商，在1999年的中外名人词典的封面上我们可以看到钟小平的彩照和董建华、何厚华、李嘉诚同时刊登在封面上。而真正使他走上民间金融家之路他是参加了北京大学金融高级研修课程班之后，这个班上聚集了在中国最重要的金融机构里占据最重要位置的的老总们，而钟小平是“第四期黄埔军校的班长”。自此以后，钟小平又多了一个身份：中国金融投资家俱乐部常务理事。
目前，钟小平同时是美国亿威斯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和金海投资公司的总裁。前者是一家他在美国设立的风险投资公司。依托这个公司，钟小平参股了山西金海集团，并成为金海投资的股东和执行总裁，搭建起这样一个平台，钟小平的算盘是,将金海集团的番茄项目公司成功运作至美国上市。
看上去，钟小平的经历并无超常之处，至少和一般“海归”无大异，但他自己说：“那些‘海归’不懂中国，这是他们最大的问题。”因为真正使钟小平打上北京系特征烙印的不是他的海归身份，而恰恰是他与香港的机缘。1997年是一个敏感的时间，被派往香港的不止是钟小平一人，但肯定都不是背景简单的人，或者从此以后背景不再简单。钟小平对自己的香港经历笑而不答，但是坦承，他是一个受惠于“政治背景”的人，这一点是他和一般的海归投资人不同之处。
也正是因为此，他更喜欢自己现在的纯民间平台，而没有像其他海归那样在大型跨国金融机构中任职。“水至清则无鱼，我习惯了‘浑水’。”
他所谓的“浑水”指的实际上是游走在政府和市场之间进行金融运作。这是他的强项。像钟小平这样的人，“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政府高级别的待遇。”他说，这倒不是因为自己所在的企业——在中国没有哪个民企能打通所有地方政府的关节的——更多的靠的是自己积累起来的政治资源。“我向上的通道也是畅通的，包括在国外设银行这件事，得到上层的相关支持也是可以做到的。”
在北京，像钟小平这样背景的人自成一系。他们多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正好提供了一些特殊的政治环境。“60年代后期或者70年代的人，就没有我们那时特定的历史时机。”
“目前的项目完全是市场运作，以后也是，我只投资于有前途的中国私人实业，中国有很多这样的民间企业，而且我尽可能的不和国家的银行打交道。”
一个熟谙政治门道和政府资源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排斥政府“干预”的人，钟小平所代表的一类民间金融家，如果能够发展壮大，无疑是金融家利益集团内除国有金融机构掌门人以外可能向上实施影响力的另一支力量。据钟小平说，像他这样的人不多，但在北京是有一定的规模的，毕竟北京这个地方太特殊了——到了北京，才会发现给“民间”一个纯粹的定义实际上是如此的困难。
上海系
“为什么不把投资公司总部搬到上海？”钟小平对此问题的回答是，因为上海金融的特征是“操作型”。
上海一贯乐于自诩“金融中心”，然而真正的金融中心靠的是金融家的冒险精神和梦幻般的运作，所以20世纪30年代大上海确曾因其为“冒险家的乐园”而成为中国乃至远东的金融中心。而21世纪的上海金融家却显得有些过于阳春白雪了。数以百计的外资金融机构受到业务扩张方面的严格管制(至少在2006年之前都会如此)，因此，来到中国的只是他们的机构而非真正的金融家精神，加之他们获得政府信息资源有限，行事显得更加的谨慎。
而另一方面，年轻些过分富于冒险精神的上海民间金融家却不如北京的钟小平们走得稳妥。“首富”周正毅等纷纷涉案，连国有金融机构落马人物不少都来自上海：刘金宝、朱小华、张恩照等，似乎昭示着按照上海规则产生的“金融家”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容于整个体制体系。
不过情况似乎有些变化。郭广昌的复星集团已经持有一些银行股权并控股德邦证券。在2004年遭遇“宁波建龙”事件后，业内传闻同样打造产融一体化并依托并购迅速扩张的复星将成为“德隆第二”。但最终郭广昌和复星逃过宏观调控一劫——这是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如属实，上海的民间金融家也开始被有技巧地纳入体制中了。
温州系
温州民间金融的活跃众所周知。除了资本的规模以外，“合伙制”可能是温州金融家的最大创新，也是其在体制之外但仍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无论是北京系还是上海系，金融家与体制的关系都显得十分关键，但是温州的“合伙制”金融运作使得金融家可以摆脱个人力量的限制，与体制相抗衡甚至影响体制。
这种合伙制如各种“标会”、“炒房团”也是其中的一种。最具规模的则是2004年6月，9家温州民营企业共同出资成立的首家中国民营财团——中瑞财团控股有限公司，经营无地域限制。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在温州市政府还不知道财团开张的情况下，财团就首先通过媒体向社会通报了自己的诞生。
虽然无法说出某个温州系民间金融家的具体名字，但他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中国人民银行在5月25日发布《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被业界评为对民间融资正名的重要文件。《报告》中特别用专栏的形式对民间融资的现状、作用和规范进行了阐述。而在此前的3月28日，中国央行对“民间融资”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详尽调查，而这些调查又是基于近些年央行和银监会在温州地区做的大量专项调查。央行行长周小川和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多次前往温州调研民间融资的情况。
由此看来，温州系是一支新型的全市场力量，它代表了和北京系乃至上海系完全不同的模式。
晋商系
“他们极为低调，生活朴素得出人意料。”这是投资圈对晋商系金融家的普遍评价。
在钟小平的记忆中，一位山西投资家来北京出差，一碗面条后就坐公交车匆匆赶火车离去；而一位做房地产按揭的信贷员回忆说，早在2001年，他曾在一个房产项目中就接待了七八位一口气投资购买三至五套京城高档外销楼盘的山西投资商，面谈时发现他们多投资煤矿，貌不惊人。
这是一个颇具特色的群体。他们和历史上的晋商已经不算一脉相承了，虽然吃苦耐劳的劲头还在，但改革开放的路径落在他们身上，只能使他们尽可能地低调：晋商系虽不乏身价上亿的富翁，但是他们的原始积累来自从国家垄断的边缘挖到的资源，风险大而辛苦，和政府的关系也相对疏离，低调成为他们身上的烙印。
“他们非常保守，不愿做风险稍大的投资，要说服他们投资于他们不了解的产业，相当困难。”但资本的扩张性也可能会促使资本所有者变得更加积极。至少钟小平的投资公司所属的金海集团就是一家山西的民营资本，它的主人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山西老太，投资煤矿是她的本业，因为钟小平的缘故，她将远在山西的投资公司搬到北京，向所谓的“红色产业”拓展。
北京系和晋商系在这里得到融合。
广东系
粤系金融家则是另一种风格。“他们多是交易型的”。
这一特征大概与广东的地理位置和地缘文化密切相关。和东南亚市场尤其是港澳地区接近，而这一带是赌场和离岸交易盛行的地方；而且由于珠三角多中小企业，资本运作的空间有限，因此在广东从事专职金融交易的投资家影响市场的主要方式就是做庄，押汇率：人民币、港币、押美元；赌石油，做期货。
这次以对冲基金为首的豪赌人民币升值的资金就是大多进入了离广东近在咫尺的香港市场。由于中国金融市场没有完全对外开放，因此海外金融热钱更多的都是投机在香港金融市场和国际商品期货上。
“交易型”特征在积极方面的表现之一是，发起于广东的基金表现都比较良好，如南方基金、招商基金等。
但是赌博是交易型金融家的天性，索罗斯是他们眼中的大师。索罗斯对市场的影响力同样也是政府外和体制外的，他通过市场情绪给政府政策施加压力，这是金融家实现影响力的另一通道。
天花板
中国的民间金融家正在崛起，由于地理、历史和“出身”的不同，他们实现资本影响力的方式和通道是不同的，但实际上，民间金融家对手应该越来越不是政府，而是正在破茧而出的国家垄断金融家，比如即将改组的四大银行，还有一些国有大型控股企业，如中粮、中信等，改制完结后，至少在形式和法律上马上也将产生一批垄断资本的代言人，这一转变使得国有银行的行长们将成为新的利益主体。
“我们当然想为这个社会尽到一点责任，有一些影响力，但是如果无法突破向上的天花板，那就只好直奔高尔夫球场了。”钟小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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