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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晓
最近，中海油欲并购优尼科等一系列中国企业并购海外企业的事闹得沸沸扬扬。媒体视之为中国崛起的象征。小小一单买卖真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吗？如果并购象征着中国崛起，眼下中海油并购优尼科已经出局，难道意味着“中国崛起”的失败吗？事情当然不是如此简单。
1989年，索尼以34亿美元收购“美国文化的象征”——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创下当时日本最大海外并购案纪录。然而，这宗被专家责为“简单且草率”的最大的并购案一度成了日本历史上亏损额最高的并购案，也成了索尼发展史上的一场灾难。
谁说“并购”一定代表强大，谁说“并购实现”一定是福？
生物学研究表明，看起来最强的动物其实未必是最强的，能够长期生存下去生物才是真正最强的生物。对于看似生猛，正在兴头上欲大举进行海外并购的中国企业，笔者却有诸多担心，很担心中国企业会陷入到一个巨大的发展陷阱中去。
一个担心是当前的大手笔并购以国有企业为主，而中国国有企业的监管尚不到位，纵然在国内监管都有许多困难，一旦企业走出国门，信息将变得更加不对称，监管将变得更加鞭长莫及，那么由此导致的失败及最终的损失谁来负责？
在国内，国企亏损累累，银行巨额贷款多数化为乌有。在国际上，陈久霖之于中航油5.5亿美元的亏损殷鉴未远。对于国企走出国门，是否要拷问一下：我们对国企的监管能力是否足够？
民营企业最令人担心的是，他们能否应对在并购中出现的文化冲突。股东们视企业如儿女，根本不能放弃控制企业的欲望、中国民企与国内职业经理人合作都如此困难，他们与外人合作的困难可想而知。除非在市场伦理的建构上有所突破，否则走上国际并购之途的民营企业，首先要考验的就是其文化的包容性与合作性，但能否交出合作答卷，则需存疑。
第三个担心，也是最大的担心，是害怕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介入，尤其是地方政府大举介入，使得并购变成“地方大战”，并购讲的是“成就”而不是“成本”，国家由此蒙受巨大损失。
我们知道，中国人向来好大喜功，这种好大喜功一旦与政府结合在一起时就会变成“冒险者游戏”。在中海油对优尼科的期望并购中，相对于并购的竞争对手雪佛龙以25%的现金44亿美元、75%的股票以及接受优尼科16亿美元债务作为收购的开价，中海油开出的是185亿美元的现金，由此中海油不但可能现金流枯竭，更将承受204%的负债比率。国际评论普遍认为这是极高的高价，中海油的小股东更以“用脚投票”的方式表达了对并购的不认同。想一想，不计成本的并购的成功真的是成功的并购吗？
所有的老板都必须考虑成本，不讲成本的老板很快会因现金流的枯竭而出局，但政府则无须太考虑成本，而更多地去考虑“战略”、“形象”。政府具有如此优势有时并不是坏事，但在国际并购上却值得警惕。因为，政府“成就驱动型”而非“成本驱动型”的并购很有可能使得中国企业再度在国际上成为最大的“冤大头”。
中国企业在对外出口时，经常出现“蚕茧大战”、“丝绸大战”等各类大战，在招商引资上也是大打出手，结果中国国民福利大量流失，而国外的“渔翁”们尽得其利，好不让人痛心也哉！而现在看来，一场由地方政府在后面主导的“国际并购大战”很有可能一触即发。
不妨看一下近期南京汽车并购英国“罗孚”的案例。本来，上汽携手美国汽车公司并购在先，但半路杀出程咬金，南汽得胜了。可是得胜是惨胜。罗孚集团的破产管理人普华永道的一位发言人表示，之所以选择南汽，是因为南汽是无条件要约，而上汽则有附加条件，包括对第三方资产所有权的认定。南汽口袋瘪瘪，它的钱从何而来？读媒体相关文章，我才明白：它有地方政府的支持。
也就是说，罗孚的竞购背后是两个地方发展本地汽车的角力，那问题可就复杂了。
政府支持企业并购是危险的，加上地方政府插手就会更加危险。当年，韩国企业也曾依靠政府支持迅速成长并进入国际市场。但好景不长，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韩国最大的30个大财阀的一半已经烟消云散。当初日本包括索尼在内的许多企业也曾在政府及关系型银行的支持下，大举对美国企业进行并购，对东南亚投资。结果先是在美国的并购几乎完全失败，后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折戟沉沙。正是这两大国际性的失败加上日本本土的泡沫崩溃，使得日本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一蹶不振。
以前的“地方大战”数量尚小，而国际并购往往规模庞大，因此散沙式的各自为政，为顾面子不惜成本的并购大战将成为中国当前经济中值得关注的一个危险的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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