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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汪生科 范利祥 上海报道
7月27日，当陈良宇、韩正率领的上海考察团离开成都的时候，成都正在举办第二届“泛珠三角区域经贸合作洽谈会”，整个泛珠三角签下了4535亿元的项目合同。
然而，千里之外的上海，一位市发改委官员心里却荡起了层层涟漪。“我每天都要打
开GOOGLE搜索泛珠三角的消息。”
泛珠的合作开展得如火如荼，而作为长三角乃至全国的发展龙头，在即将确定“十一五”规划前夕，上海的文章该怎么做？
“上海要做好两篇文章”
这是继去年8月份，上海市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主要领导考察湖北、重庆、陕西、新疆之后，上海市高层再次西行。
今年7月中，上海市委全会一开过，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市长韩正再次率领四套班子成员，开拔甘肃、青海、西藏、四川四省。按照官方说法，上海重点学习考察“城市建设、企业发展、高新技术、历史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做法和经验”，并看望上海部分援藏干部和志愿者。
两度西行，均耐人寻味。前一次是在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上海之后。正是这次之行，上海市官方完善了“三服务”概念，即“服务长三角、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而此前，“长江流域”并没有明确提出。
这一次则是在上海制定“十一五”规划前夕。其间，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良宇，还赴京参加了政治局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如何制定“十一五”规划。
记者留意到，代表团回沪之后，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即刊登评论员文章《抓住重中之重，绘好宏观蓝图》。文章指出，上海“十一五”规划，有六大重中之重。
首先是，“全面落实中央对上海工作提出的新要求，特别是胡锦涛同志关于上海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全面走在全国前列的要求，在规划中突出体现中央的新要求”；紧居其后的是，“要站在全国发展大局下规划上海未来发展，与全国发展进一步相衔接，更好地发挥经济中心城市功能，为全国发展多作贡献”。
这也是上海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即要做好两篇文章，一篇是“加快自身发展”；另一篇是“服务全国”。
“服务全国”在上海的未来五年将被置入重中之重的位置。至此，上海“十一五”规划主题尘埃落定。
长三角抱团发展
“服务全国”在上海不是个新问题，多年以前上海就对口支援全国八大省市。现今之所以被抬高到上海的战略高度，是在2004年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上海之后。
去年胡锦涛总书记的上海之行，主要强调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上海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问题，一个是服务全国的问题。
这两年在上海与长三角城市的合作和竞争中，就曾发生过一些摩擦。
比如，“173计划”问题。2003年4月，上海市在原嘉定、松江、青浦的三个市级工业园区的基础上，确定共计173平方公里作为试点园区，实行不同于园区外的各项优惠政策，吸引制造业企业进入。
在上海看来，因为郊区跟市区还存在巨大落差，制造业往郊区转移。而周边省市，则疑惑上海是建设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四个中心”，还是“五个中心”(加上制造业中心)？
还有洋山港问题。浙江宁波认为，宁波港本来就是天然深水港，自身吃不饱，上海还花巨资建设洋山港。
虹桥机场东迁也是一例。2003年10月27日起，原在上海虹桥机场起降的国际和港澳航班、部分国内航班全部移至浦东机场起降。
虹桥机场东迁，在上海看来，是配合上海洋山港组合、上海经济重心向东转移需要。但是从江苏苏州等城市来看，却担心给他们的经济带来打击——由于虹桥机场跟苏州比邻，此前一直成为苏州等城市招商引资的一大优势。
而在中央看来，更多的是希望长三角抱团求发展，整体参与国际竞争。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全国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应当按照“全国一盘棋”的战略布局。东部的加快发展，与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一个整体战略部署。
上海是整个国家战略中的一部分。中央显然希望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战略与推进西部大开发等其他国家战略实现联动。
“这次中央把首个综合改革试验区给了浦东，可能也是想让上海进一步服务全国。”上述政府决策智囊专家说。
“如何服务全国”
显然，“服务全国”的上海要真正走向深入。
2004年初，上海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发布“新15条”(即《关于进一步服务全国加强上海国内外交流工作指导意见》)，把融入全国、服务全国作为上海建设发展的重要战略。
但是，如何服务全国，在上海却仅仅是点了题，还没有破题。
上海市发改委综合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阎加林，正在进行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和政府研究中心委托的“上海如何服务全国”的课题。
但是他研究下来，却发现在服务全国上存在两个“悖论”。
悖论之一：服务全国的主体，一般来说是企业，但是，上海拿什么来服务全国？
以长三角为例，江浙很多产业跳开上海直接接轨国际，例如苏州微电子产业的发展水平与上海就处在一个水平线上。“以前说‘借梯登高’，这个‘梯’现在不那么重要了。” 阎加林说。
江浙两省，希望上海的制造业能转移到当地，希望在上海市政府干预下，有大项目、大产业的整体搬迁。例如江苏南通，就希望上海的造船业能够整体搬迁过去。
与这种要求相呼应，上海最近也加快了制造业转移的步伐。例如上海汽车集团，上汽已经在全国布下了六大产业基地，降低制造业成本。但是，此中的悖论在于，企业行为并不受政府意志支配。例如南京汽车集团，上汽有意跟南汽整合，但南汽倾向与长春一汽合作。
据阎加林透露，“十一五”期间，上海二三产业并重、两个优先(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的产业政策不会变。上海将由工业化后期步入后工业期。 “不过，上海的躯体主要放在长三角、长江流域，上海总装、集成。”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新的“前店后厂”形式。
制造业在我国市场化程度较高，上海走出去比较容易，但是服务业却难些。
上海市发改委综合经济研究所产业经济室主任郭根荣，进行了三年时间的服务业发展的专题研究。
郭认为，当前有四个障碍限制了服务业的发展：部门垄断(如电信)、行政壁垒(如医疗，因为政府有补贴在里面)、地区封锁(如餐饮服务、房地产、娱乐等)、中央政府管制(如金融)。
不过也有论者认为，上海在制造业上一直是强项，新形势下，服务业如何发展，还在探索。
归纳起来说，如何做好服务全国这篇文章，上海正在努力思考。
有突破的地方在于，在“服务全国”上面，上海把纯粹的政府转移支付行为与市场化的手段区分开来，让政府管的归政府，市场主导的归市场。
“以前，服务全国不是市场化，是政府单方面的付出，是尽义务，不敢讲‘利’。现在则讲义利结合。”阎加林说。
因此，今后上海“服务全国”，可能把外地所需、上海所能和上海所得结合起来。
由此，也有理由认为，上海服务全国即将破题——因为只有强调上海所得(做强自身发展)，才能制度化地满足外地所需(做实服务全国)，换句话说，“服务全国”是为了上海更好地自身发展。
这也许阐释了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在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前夕，前往西藏等地的“登高望远”(陈良宇在西藏时之语)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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