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之标

　　小康社会，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个时代目标和民族理想；小康意味着什么？是高收入？大房子？豪华车？还是更纯净的空气？更好的教育？更健全的医疗保障？抑或是稳定的生活状态和踏实的幸福感觉？

　　我们需要一个可以量化的小康社会指标体系。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马世领 / 北京、河南报道

　　7月21日—22日，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组织的千年发展目标媒体研习会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丁元竹透露，今年9月，世界各国领导人将聚首纽约首脑会议，审查自2000年全体会员国通过《联合国千年宣言》以来“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

　　早在今年3月“支持中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2005-2009)”这一联合国与中国政府之间合作建立的新项目启动仪式上，联合国系统驻华机构协调员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马和励曾表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承诺在许多方面都呼应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原则，两者之间巨大的趋同性为中国将小康目标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相结合提供了的独特契机。

　　但遗憾的是，对于如此重大的一个时代目标和民族理想，到目前为止，有关小康的确定性指标和标准还没有一个明晰而具体的权威说法。那么，到底什么是全面小康，怎样才算全面进入了小康社会？小康的指标和标准究竟如何衡量？ 这个指标的“标准意义”在哪里？

　　“小康之家”的希望

　　在河南省新密市一所私立英语中学上初二的15岁的马小康，现在开始有些理解他的爷爷给他起名“小康”的真实含义。再过一个月即将升入初中三年级的他，政治课本上关于“小康”的内容赫然在目：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 最关键的目标是，力争2020年内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

　　已届古稀之年的马小康的爷爷马仲俊，出生在河南省荥阳市的一个乡村书香世家，读过私塾的他对“小康”的概念并不陌生。 “《诗经》里就说过：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小康是我从小就渴望的生活，也是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向往的生活，在古代可以说是仅次于‘大同’的社会理想。”马仲俊老人回忆说，“小康出生那年，我是村委会计同时还兼任村组主任，经常在村里张贴宣传国家方针政策的标语，当时国家正好提出小康的发展目标，写着这个标语时，就想到给孩子起这个名多好，这也是我对他未来的一个希望吧。”

　　马小康出生的1990年12月，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会议的报告对小康的内涵作了详细描述，“所谓小康水平，是指在温饱的基础上，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达到丰衣足食……”。

　　由于上的是全封闭式私立学校，马小康一年的全部学杂生活费是5000元，在当地算是高的，加上他上重点高中的哥哥的学杂生活费，马小康的家庭一年要承担1万元左右的子女教育费用。

　　马小康的父亲马逢洲是附近村子的一家小煤窑负责生产的副矿长，月薪2000元。马小康的母亲在邻居一家养鸡专业户帮工，每月可以拿到500元的工资。这样算下来，他的家庭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大概在3万元左右。

　　马逢洲的家里基本上人均1亩半地，四口之家有7间水泥钢筋平房，人均30平米的居住面积，彩电、摩托车、洗衣机、煤气灶、电话、冰箱基本上都已用上，家具家电已与城市的差别不大。

　　“我们夫妻俩一人一部手机，生活上已经没有太多的要求了，家庭一半的收入都是为了孩子上学。”马逢洲说。他的身后是还没有褪色的春节门联，横联是“小康之家”。

　　“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小康家庭。我理解的小康，就是衣食无忧，安居乐业，生活富足。”马仲俊说。

　　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早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就首次提出了“小康”的奋斗目标。10年之后的1992年，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时曾使用“小康”来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

　　“但那时提出的小康目标，是总体小康，指的是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这个目标在2000年就已经基本实现了。”7月10日，原《求是》杂志社社长、现《小康》杂志编委会主任高明光对《中国经济周刊》解释说，“但这还只是一个初步的、低标准的、低水平的、不全面和不均衡的小康。”

　　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全面小康”的目标并高度概括了“全面小康”的内涵：“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随后，小康不仅成了老百姓对于未来生活的幸福向往，也成为地方政府的努力方向。

　　各地争相进“小康”

　　6月8日，上海市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目前，根据我国农村全面小康标准和监测方法，上海郊区农村生活质量的实现程度为97.1%，已接近全面小康目标值，上海率先基本实现农村全面小康。据悉，2004年上海郊区农村全面小康实现程度就已达87.8%，居全国第一。

　　6月11日，北京市统计局农调队调查显示，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汇总数据，北京2004年农村全面小康社会综合指数得分达81.7分，在全国参与此项调查的31个省市中仅低于上海，居全国第二。

　　2004年9月16日，浙江农调队依据国家统计局与中央政策研究室联合课题组制定的《全国农村小康标准》统计显示，2003年浙江省农村全面小康实现程度为51.2%，过半农民过上小康生活，比全国农村全面小康实现程度16.9%快34.3个百分点，居各省区之首，列全国第四位，仅次于上海、北京和天津等3个直辖市，三个直辖市农村全面小康实现程度分别为85.2%、76.2%、64.2%。

　　而早在2003年6月10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研究”课题组完成的《中国小康社会》一书披露，北京市离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差距仅不到7个百分点。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北京的实现程度最高，为93.2%，上海以92.3%紧随其后。

　　2004年12月23日召开的苏州市经济工作会议作出郑重承诺：确保在2005年第一个“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胜利实现。苏州市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承诺要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城市。

　　与苏州一直较劲同为江苏领头羊的无锡市也不示弱。2005年年初，无锡市委市府定下战略目标：力争年内全面建成并率先进入全面小康社会。6月13日，无锡市发改委、市统计局联合召开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分析会宣布，目前全部25个小康指标中已有15项达到省定标准，达标率为60%。

　　就在两个月前的4月13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省发改委和省统计局联合通报了2004年江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的完成情况，从所提供的“主要指标监测报告”中可以看出，江苏正在“快跑”进小康。

　　2003年初，江苏省信息中心出具的《加快江苏全面小康社会步伐》报告预测出全省13个市实现全面小康的时间表：“十五”末即2005年，苏州、无锡、南京、常州和镇江市率先进入全面小康；2015年之前，扬州、泰州、南通等市随后进入；2020年或以后几年，淮安和宿迁两市实现全面小康。显然2005年成为江苏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年”。

　　2004年年底，广东省农村调查队统计也测算：2013年广东农村全面小康实现程度可达到90%以上，即基本实现农村全面小康目标。

　　除了这些大中城市与东部沿海地区竞相宣布或预测要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之外，全国其他许多省市都争相制定目标，测算离全面小康社会还有多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全国各地建设全面小康的标准和指标并不完全相同。

　　小康指标谁说了算?

　　“人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小康目标，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小康目标，各个地区也都有自己的小康目标，即使是大体同样的目标侧重点也不尽相同，并且还经常处于变化中。但十六大报告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论述，集中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取得了最广泛的共识，对全面小康社会内涵的理解和确认也应当以此为依据。”高明光指出，“全面小康社会指标体系也必须能够反映十六大报告所确定的全面小康社会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

　　实际上，从1990年代起，国家计委(现国家发改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等单位就开始了中国小康问题的“细化工作”。1990——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小康社会研究”课题组出版了《2000年中国的小康社会》一书；1991年，国家统计局综合12个部委各方面研究成果，提出了“中国小康标准”、“中国农村小康标准”和“中国城市小康标准”，并于1993年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试行小康标准统计的报告，确定了16个基本监测指标和小康临界值。

　　“随后，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于1994年10月联合向国务院呈交了《全国人民生活小康水平的基本标准》，这个标准由国务院组织征求了12个部委的意见。”一直对“小康标准”进行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对《中国经济周刊》回忆说，“到了1996年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又联合制定了《全国农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至此，衡量小康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尺度。”

　　日前，国家统计局相关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说，国家统计局全面小康课题组已于6月提交了一份《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统计监测系统研究报告》，作为全国统计科研工作会议文件之一，目前正在征求意见当中，审议通过后不日将公布。据悉，该标准包括了6个方面的25项指标。

　　而早在2003年9月，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就委托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出台了一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研究》报告，设定了6个方面的18项指标。而此份报告在2004年又作为国家统计局与中央政策研究室联合课题组制定的《全国农村小康标准》，以“农调字(2004)23号”文件的形式，由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在全国下发。

　　2003年6月10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研究”课题组完成并出版的《中国小康社会》也早就制定了一套标准，选取了5个方面28个指标，对全国30多个省市区和57个主要城市进行了发展程度评价和预测。

　　《小康》杂志社在2004年也从民间的立场，侧重感性的角度设定了一套包括10项内容的小康指数，自今年开始陆续推出，在业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除了小康的综合指标，也有不少部门和研究机构就与他们相关的某一领域制定了标准。另一方面，除了从官方到民间的全国性小康指标外，全国许多省市地区也纷纷出台了自己地方的标准体系。

　　2004年11月22日，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颁布了我国居民住房的小康标准。

　　上海市统计部门也专门立项研究；哈尔滨市按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社会进步、生态环境等4个方面16项指标规划了2015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长春市已初步建立了一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经济水平、社会进步、人民生活、环境建设、民主法制和社会保障等六大类，共20项指标。而江苏省通报的“2004年有19个指标已经达标或已达时序进度，有6个指标未达时序进度”所依据的，是他们自己确立的一整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共分4大类18项25个单一指标。

　　苏州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就“苏州市2005年将成为中国第一个进入小康社会的城市”的承诺向媒体解释说，这个依据是“江苏省给苏州定下的小康指标，其实到目前为止，全国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小康社会考核标准”。

　　正因为小康指标制定机构众多和制定标准不一，出现了不乏自说自话的混乱。“小康是综合的小康，是全面的小康，也正因为此，需要多个部门协作配合，但也必须确定一个主导机构来统一协调这件事情。”李培林建议说，“这样才能体现权威性，才有可比性”。

　　“幸福感”也算小康指标吗?

　　“我还是想回北京工作，在这儿压力太大。”7月18日深夜，朋友小陈忍不住给记者打来电话诉苦。

　　小陈刚刚上任国内某大报驻上海站站长不到两个月，月底薪将近6000元，是在北京工作时薪酬的两倍。本来是兴冲冲地接任的，但现在看来对他来说似乎不是当初所想。“我宁愿拿3000块钱，在北京我有熟悉的生活方式和众多的朋友，工作起来非常方便顺心，而现在我得重新开始做基础性网络工作，这难度更大，且对我这个职位的淘汰率很高，没有什么安全感。上海的工作和生活节奏更快，加上语言不通，用普通话交流还很难真正沟通”。他在电话那头低沉地埋怨。

　　而刚刚博士研究生毕业的大学同学王军在考察了北京和上海等城市的就业和工作状况后，学劳动经济学专业的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仍然回到河南财经学院任教。“这些地方工作和生活环境的成本不是简单的多出的几千元工资就能解决的，”他对记者分析说，“钱哪都可以挣得到，但环境的舒适度却不容易由自己决定。当大学老师，起码每年我有两个月的假期，况且不那么辛苦”。

　　实际上，现在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有着与小陈的苦恼和王军的选择同样和类似的经历和感受：“幸福感”开始成为他们生活和工作选择的重要依据。

　　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发布的《2005年社会形势蓝皮书》意外地得出了一个结论：2004年，农民“幸福感”最高。该报告在解释这个结论时说，从1997年到现在，连续7年农民的收入徘徊不前，今年(2004)出现了首次增长，粮食又丰收了，农民负担下降，所以他们就幸福多一点。

　　马仲俊老人也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去年以来，确实感到不一样，农业税不用交了，而且农村的贫困户和无保户，也都得到了政府救济，使老有所养，贫无所忧，在农民看来，几千年的“皇粮”不用交了，老百姓当然幸福了。这不就是“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嘛。

　　“幸福感与物质生活条件不是完全一致，是社会心理问题。幸福感实际上等于人们的生活预期除于满足预期的能力，所以，有时幸福感高不是因为满足预期的能力高，而是因为生活预期较低。但测量幸福感的优点，是它可以揭示客观指标无法反映的心态和感受。很多时候，并不是物质生活条件满足了，就一定幸福。”李培林不无感慨，“主观感受很多国家都很重视，特别是发达国家，生活水平很高但人的孤独感、失落感却与日俱增，自杀人数增加，心理疾病增多，我建议把幸福感引入中国，作为对全面小康社会的参照物之一，可翻译成主观生活质量。这个指数老百姓也容易接受。”

　　据了解，2004年美国《福布斯》杂志一项调查统计发现，如果从1到7递进计算快乐的程度，美国最富有的400位富豪的快乐指数是5.8，竟然与格陵兰岛上的因纽特人和肯尼亚的游牧民族的快乐指数一样。

　　李培林对此解释说，幸福感的指标也有局限性，不同社会环境中人们的幸福感其实很难比较，另外幸福感与社会开放和社会流动也有关系，开放和流动能提高人们的生活预期，2005年蓝皮书出版后，很多人对“农民幸福感高”的调查结论提出质疑，但这个结果经历了若干不同调查的验证，可能结果也反映出城乡对幸福的理解的差异或多数农民的温饱即安、追求不高的心态。

　　《小康》杂志推出的十大小康指数主要是从主观指标出发，其中最后一项就是“快乐指数。”策划并设立这一指数的社长舒富民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我们确定的主观指标，是人们对生活质量满意度的考察，即社会提供人们生活的充分程度和人们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条件基础上，社会成员对自身和自身环境的感受和评价。快乐指数和其他9个小康指数并不相同，它的存在与否从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其他9个指数的分值高低，但是，它更加体现个性化标准，引入快乐指数的目的就是想让整个小康指数的设计变得更加以人为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沈杰博士认为，“小康社会意味着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生态等方面之间的全面协调发展。不光要有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还要反映人的需要。在这些经济、社会等硬性指标之外，不妨引入一些软件建设标准。人们的生活满意度，百姓对诚信的满意度都可以通过社会学的方法测算出具体的数值。这些都可以成为小康社会建设的标准。通过这些指标才有可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

　　政绩观与生活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研究”课题组尽管评价北京的全面小康实现程度最高，但从全面小康社会的五个子系统来看并不平衡，其社会结构实现100%，经济与科技发展实现94.7%，人口素质实现108.4%，生活质量实现97.4%，但法制与治安仅实现55.5%。

　　江苏省在率先提出了“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指引下，江苏确定了明确的目标：“2007年，江苏全省将达到全面小康标准，即人均GDP3000美元，比全国提前13年。”一时引起全国的关注。

　　但统计发现，2004年，尽管江苏省“经济发展”大类的4项指标全部达到时序进度，而社会发展速度还滞后于经济发展。为此，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小康要让人民得实惠”，“小康要不含水分”。

　　事实上，由于目前“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数字政绩”考核体系还没有真正改变，《中国经济周刊》调查发现，全国不少地方都热衷于追求全面小康的数字指标，加上没有统一的指标，尤其是没有严格的考核程序，许多指标都是地方上自己制定、自己上报、自己考核的，上级又有行政压力，达标的真实度就难以保证。在实际工作和现实评价中，一种围绕“全面小康”概念，把小康指标数字化而追求虚假 “数字政绩”的倾向有日益蔓延之势。

　　前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提醒说，如今，中国已高速发展了二十年，经济基数提高，要再保持二十年发展，靠的不是速度，更重要是质量，建设全面小康要解决“总体小康”阶段没来得及解决的更深层次、更复杂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对此建议，“今后考核一个干部，主要看当地经济发展效率和质量改善了没有，能源资源消耗速率下降了没有，区域生态质量改善了没有，经济社会是否协调发展，义务教育成果巩固了没有，环境污染治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标了没有。当务之急是全面树立政绩观‘飘绿’和科学发展观紧密相关。树立新的政绩观，科学衡量政绩，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于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只有这样，盲目追求小康数字指标的倾向才能真正避免”。

　　业内人士指出，地方政府的政绩观与当地百姓的生活观有时并不完全一致，既然全面小康指标的制定宗旨是以民为本，目的是为民而定，那么是否达到指标也应最终让最大多数的百姓满意认可说了算。如果将百姓的认同和评价作为全面小康是否真正实现的终极衡量标准，既能有效避免小康再刮浮夸风，也将更加准确客观地认定是否实现了全面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