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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前不久的“澳中商业论坛”上，渣打银行的CEO从香港飞到澳大利亚并且几乎没有逗留又飞回香港，仅仅是为了能够在宴会上发表那20分钟对中国经济前景乐观的讲演。这么多年来，无论是问题还是成就，中国经济的变化速度本身就是这样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商业精英和经济学家的眼球。
就在我去参加“澳中商业论坛”的头一个星期天，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的胡永泰教授
发电子邮件告诉我他已经在纽约的机场准备飞往波兰华沙参加在那里召开的国际会议，又要讨论中国经济。从澳大利亚归来的第二天，在上海复旦大学由汇丰银行主办的论坛上，中国香港中文大学的刘遵义校长正在发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看法。……实际上，中国经济的话题已让这个世界上的无数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大部分时间不得不在飞机上度过，而且一点都不夸张。
“政府治理”带动高速增长
与三年前的情况有所不同，今天人们谈论中国经济的现状和未来，总会添加一个新的选题，那就是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模式的竞赛。的确，把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进行经济增长模式和相对优势方面的比较是很有意思的。我在参加伦敦会议期间曾被邀请出席“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的早餐会。在早餐会上，与我一道出席的印度嘉宾罗列出了中国和印度各自的优势和劣势。看起来，两者虽然在很多劣势方面拥有相似性，但两者的优势错位却非常严重，中国有优势的地方正好是印度的软肋。比如，中国的物质基础设施远远领先于印度，但印度的法律和金融系统比中国健康得多。
但是，最近接连不断的新闻报道告诉我们，印度已下决心在物质基础设施上赶上中国。印度的欣格总理在年初的一次媒体上说，要全心打造孟买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并放言道，20年后人们会忘记上海，只记得孟买。可见印度知道自己的软肋在什么地方。但问题是，整体而言，印度虽然在软件和金融服务等领域发展迅猛，但并没有形成一个可以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可靠和稳定的动力机制。我的意思是说，印度虽然有增长，但是这个增长主要为局部的和个别的因素而自发形成，而且印度的增长常常因为影响农业生产的气候因素的变化而受到冲击，5%～6%的增长还依然比较脆弱。它至今并没有形成一个可以帮助我们清楚地判定有利于高速增长实现的增长共识，更不用说它所缺乏的整合相对优势的动力与执行机制了。
暂时先把印度的增长话题搁置一下，再让我们来看看比较陌生的非洲大陆的经济增长吧。说到非洲的经济现状，我想起前不久在上海的报纸上读到的一组文章。这些文章集中介绍了非洲独立以来的经济发展，其中一个结论给我的印象很深，意思是说非洲独立四十年了，但经济依然没有大的起色。的确，非洲经济整体没有起飞是一个让很多经济学家感到费解的问题。离开哈佛而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的萨克斯教授十年前曾经在《经济学家》上写过一篇文章，讨论过非洲经济为什么不增长的问题。我已不怎么记得他在文章中说了些什么，但是让我记住的是他在文章中援引的那个古老的传说：一位老农饲养的鸡生病了，于是求见当地的祭司。祭司建议老农去为鸡祈祷，但是鸡还在死去。老农又去找祭司请教，祭司说为鸡播放音乐，但是老农还是发现鸡在不断地死去。老农又去求见祭司，祭司说回去把鸡的羽毛都涂上金色，老农回去用油漆把鸡的全身都涂上了颜色，结果鸡全都死去了。祭司最后却对老农说：很遗憾，我还有很多好的主意呢。
非洲缺少的显然不是“好的主意”，而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以研究制度变迁著称的华盛顿大学的诺思教授和他的同事两年前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为《既然经济学家如此聪明，非洲的经济为什么不增长》。在这篇文章里诺思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非洲缺少的东西。在他看来，非洲缺少的是专注于经济增长的政府制度。相对而言，东亚经济出现的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亚经济的政府官僚在经济增长问题上形成了核心意识和共识，用现在流行的话语叫做“把激励搞对了”。而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中国已幸运地形成了在经济增长问题上达到思想和行动高度共识的制度和模式，或者说形成了能成功地执行与保障高速经济增长的“政府治理”的模式。
增长背后的逻辑
早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当中国经济因为政治风波的影响而几乎被西方认为差不多走到尽头的时候，中国不仅克服了短暂的经济下降，而且事实上从此积累了持续和高速的增长势能。在此后的15年，对中国经济行将崩溃的判断和预言虽然从没有间断过，但中国经济几乎按天计算的高速变化与增长似乎势不可挡。在那些关于中国经济行将崩溃的“研究”文献中，银行的坏账、国有企业的没落、地区的差距以及官员的腐败常常被作为重要的“证据”，但是被这些作者一直忽略的逻辑是，这些证据恰都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没有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就没有这些“可怕的”问题，而恰好是增长又在不断地“解决”着这些问题，包括使问题变得不再如此重要。虽然这些“可怕的问题”都与经济增长相联，但经济不增长倒可能是最可怕的问题。两年前当我听到一位主管地方经济事务的市长在一次经济学家的聚会中能说出这么一句精彩话语的时候，我多么希望西方的经济学家们也能在现场啊。
那么，为什么西方的观察家难以看到贯穿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逻辑呢？其实，早在改革开始后的头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很快就让大多数关注中国经济的西方学者感到了困惑不解。从根本上将，他们所理解的经济转型、发展和增长的逻辑来自于今天所谓的“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不仅仅是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经济学家对一个转型的和发展中的经济如何实现增长的基本认识，而且实际上代表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整体在经济转型、私有化和经济增长之关系上的基本共识。一个成功的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面关系，应该是由政治改革优先于经济改革以及尽可能快地实现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来决定的。
“后华盛顿共识”的基本认识在理论虽没有大错，但却是有重大缺陷的。它需要很多严格的条件，尤其是，转型和发展中的经济各自拥有的初始条件非常不同，不能指望它们都遵循同样的时间序列来开始。有些条件甚至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改变和出现的。因此，当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这些条件不具备或者不成熟的时候，转型的经济就必然在初期经历“L”型的衰落过程，就像俄罗斯的情况那样。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后华盛顿共识”的最大缺陷是它把“转型”理解为一个在经验上并不可靠的“正统道路”而拒绝转型的创新。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对“后华盛顿共识”的真正挑战在于，它尝试着转型的创新和通向成功增长的转型替代。
不可否认，作为成功追赶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与日本和东亚经济起飞经验拥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导源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资金短缺的初始条件，从增长模式来看都是高投资—高增长的助推类型；从贸易策略上看，均遵循“外向”原则，并主要依赖技术引进来实现技术进步；从工业化战略上看，主要依赖“比较优势”逐步升级产业结构和提升劳动生产率。但是，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相比，中国是一个巨型经济体，不仅有13亿的人口，而且国土面积差不多相当于100个韩国。很多在小型经济体能容易做到的事情在大国会比较困难。比如说，一直有很多经济学家依据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主张中国要靠迅速培育少数产业的“航空母舰”来帮助实现集约的经济增长。再比如，也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不应该过度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最高储蓄率的经济之一，而且吸引和依赖外商直接投资并不是东亚的典型经验(当然，外资在今天的印度经济起飞中也微不足道)。
如果仅仅就这些评论本身而言，它们并没有不合理的地方，但是这些评论者只看到了一些非常局部的现象，没有搞清楚形成这些局部现象背后的一致的逻辑：中国经济里面一直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抵抗着“航空母舰”的出现；同样是这个强大的力量让中国的经济始终处于日本和韩国未曾达到的全面开放的状态。可以说，中国经济起飞和高速变化的动力目前就来自于这个强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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