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经济：未曾想到的故事情节

　　对于商业银行如何应对当前的经济形势，赵宽感慨很多。2005年7月25日，赵宽在西安对记者说：“随着宏观调控的深入和经济形势的发展，我们商业银行感觉到，把握政策与形势所需要的水平越来越高了；有资金，没有优质项目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了。”赵是交通银行西安分行的行长。

　　人行西安分行的统计数据表明，今年一季度，新疆GDP增长8.8%，同期贷款余额却只增 长了3.23%，这种态势历史上从未出现过。

　　兰州，2005年7月22日。人行兰州中心支行副行长陶君道告诉记者：“贷款余额增幅减缓，GDP却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这一现象值得研究。目前，就这一问题，我们正在调查之中。”

　　煤、电、水泥企业：意想不到的生存状态

　　从兰州西行133公里，是窑街煤电有限责任公司的所在地。近年来，电力供不应求，国家也已放开了工商行业的用电价格，煤炭价格更是一路攀升，创造出了历史最高价格水平。然而，就在这种形势下，陈其明却向记者讲述了一个近乎“辛酸”的故事。

　　陈是窑街煤电公司的总经济师。他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窑街公司的原煤售价仅为161.85元/吨，成本为158.22元/吨。记者以为是听错了，再三求证，因为同一时期在东部，原煤一吨早已卖到了600多元。陈说：“没有错，就是这个数字。不是我们的原煤质量有问题，质量好得很。主要原因一是本地对原煤的消耗能力有限，想运到东部去，运输瓶颈又是一个大问题。也就只能是这个价了。”陈其明一脸无奈。说到电，陈其明的表情开始由无奈向愤怒过渡。“我知道现在全国电缺得厉害，建设坑口电站解决原煤运输问题，国家也早就有鼓励政策，可还是不行。现在我们的电厂发电量，只有正好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才能实现最好的效益。为什么？电网给我们核定的价格，是亏损的价格，我们想提价，他们就不要我们的电了。在这种情况下，发电越多，当然就亏损得越多。”

　　原本想了解调控的成效，没想到却碰到了体制问题。看来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了。大家都知道目前全国缺电，陈其明却建议记者认真调查一下全国究竟闲置了多少发电能力。“这不是价格问题，是体制问题，如果我们的电厂发电还亏损，谁还能发得起电？这也不是西部的问题，是全国性的问题，因为所有的电厂所面对的只有一个电网，这样的垄断太厉害了。”

　　出西安往北不到100公里，有一家即将投产的水泥厂。在这里，赵澜给了记者两个“意外”。首先，赵澜是浙江人，是浙江声威集团的董事长。为什么到这里投资水泥？赵澜：“这里原材料、动力等都比东部便宜得多，矿区离厂很近，厂后就是，零公里距离，西部大开发需要大量的水泥，这里交通条件好，拉近了市场，投资水泥前景看好。”在上一篇文章里，记者曾呼吁浙江加大产业转移的力度，没想到，记者在陕西还真遇到了一个“产业转移的先行者”。

　　那么为什么又选择在这个时候上马水泥呢？水泥可是此次宏观调控的重点行业。赵澜告诉记者，他所上马的水泥，无论从技术水平上，从生产规模上，还是从环保要求上来说，都不在国家限制之列。相反，对于宏观调控，赵澜非常赞成，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这样的宏观调控，有利于产业内部结构调整，有利于产业的长远发展。”赵澜在乐观之余，随即又向记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只是，在西部，我们这样的民营企业，要想得到银行的支持，真的要比东部难多了。”赵澜所指的“这样的民营企业”，是拥有10多亿元资产的民营企业。

　　西北经济形势：难得一见的调控样本

　　赵澜感慨有好项目不容易得到资金支持，赵宽感慨有资金却投放不出去。“二赵”的感慨让人深思。事实上，随着调查的深入，记者在甘肃、陕西两省发现了更多的“奇怪”现象。宏观调控下的西北经济，在记者面前展开了一幅迥异于全国尤其是东部的景象。

　　今年上半年，陕西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比去年同期增长9.3%，增幅比上年回落4.9个百分点；GDP增长12.2%，同比回落0.9个百分点。甘肃省贷款余额比去年同期增长7.89%，回落5.6个百分点；GDP增长12.1%，回落0.6个百分点。这一大堆数字里面，实际上隐藏着这么一个问题：在各项贷款余额大幅度回落的情况下，两省的GDP为什么还能够保持增长而只有很小幅度的回落呢？极端情况，甚至出现了新疆8.8%与3.23%的强烈对比。这对下一步的经济发展与宏观调控又意味着什么呢？

　　人行西安分行副行长李哲给出答案。

　　2005年7月26日，西安。李哲告诉记者，分析西北的经济形势，离不开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分析。因为西北经济增长向来是投资主导型的增长。确切地说，是外来投资增长主导型的增长。数据表明，2003年，陕西GDP增长了10.9%，投资拉动了12.7个百分点，去年GDP增长12.9%，投资拉动了10.3个百分点，贡献率为79.8%。今年上半年，陕西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7%，甘肃省增长25.4%。这一指标与全国总的水平比较起来，差距并不是很大，所以两省的GDP增长速度与全国比较起来也不会有多大的差距。但同时，李哲认为调控的滞后影响，在西北不容掉以轻心。“固定资产投资回落有正常的因素在里面，因为西北的大型投资项目大多是国债投资项目。国债投资减少了，投资规模自然会回落。”李哲分析道。“另一方面，由于建设周期的影响，如果没有新的投资项目上去，将来固定资产投资将会有一个大的回落，那时候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相当重大的影响。而在这一周期之内，西部的自主投资力量不可能有多大的、突然性的增长，到了那个时候，宏观调控的影响将会在西部充分显现出来。这与贷款增幅下降是有共通之处的。西北的贷款在固定资产投资领域有较高的集中度，新项目少了，贷款增幅自然也就会下来。从这一方面来说，贷款增幅的下降，多少可以预示宏观调控在西北的滞后影响。”正因为有这样的考虑，李哲主张在今后的宏观调控中要更加注意地区的差异性。

　　GDP持续增长与贷款增幅持续回落二者形成鲜明对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陶君道认为，一是利好的政策性因素和市场因素(前者如中央对农业的支持，后者如能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价格较大幅度的上涨)，再加上2003年和2004年上半年贷款高投放的滞后支撑因素的共同影响；二是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使甘肃银行贷款增长的外部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今年上半年，甘肃投资增幅下降了7.13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增幅明显下降，直接影响到银行贷款投放，使信贷资金增量难以保持较高的增幅；三是近年来西部县域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西部县域经济的规模小、市场窄、管理水平不高、科技含量低，使得西部金融对这一领域的介入程度越来越低。据对甘肃70个县调查，今年6月末，县域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比1999年末下降12.5个百分点。

　　经济形势的演变已经表明，对于西北地区来说，宏观调控政策已经在不同的领域，产生了区别明显甚至是作用方向相反的结果。当前的西北经济形势，真是一个难得一见的调控样本。

　　西部金融：在跟进与介入之间

　　经济形势的这种演变，也给商业银行带来了相当的困惑：按照统一的政策要求，一些行业不能介入；而西北地区能够介入的那些行业，在全国来看恰恰又是弱势行业，或需要重点调控的行业，金融风险大，商业银行也不敢介入。前者如西北的煤电行业，后者如水泥行业。赵宽说：“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只好盯住大项目，如开发银行贷款的项目，国债贷款的项目等。这必然导致商业银行目标客户趋同，竞争异常激烈。”

　　经济形势的这种演变，凸显出了西北经济金融的三个“软肋”。

　　第一，强烈的滞后作用。西北经济金融宏观调控的滞后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投资尤其是大型项目的投资，是西北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大型投资项目往往是宏观调控的主要对象，同样的调控力度，表现在西部，就会强烈得多。东部人说：“宏观调控切掉的是我们的尾巴，是西部的身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二是大型投资项目建设周期一般较长，调控政策一来，已上马的大型投资项目能够得以继续的同时，新的大型投资项目必然受到影响。表现在GDP上，就是时间的滞后，就是相对于下马生产性项目的更长时间的滞后。三是这种滞后性往往给人以调控不到位的感觉，再加上西部认识水平与东部的差异，有时会导致更为强烈的调控措施，结果是进一步加剧这种滞后性。这种滞后性作用到经济上面，就是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影响到平稳发展；作用到调控方面，就是容易产生对宏观调控的抵触心理。

　　第二，金融对经济的介入程度不高，金融生存状态恶化。西北经济增长对外来投资的高度依赖性，也使得西北金融业对外来投资产生了高度依赖：外来投资多，则西北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就急速扩大，盈利能力也随之增强，反之亦然。这种依赖性，导致西北金融业很少介入县域以下的经济发展。宏观调控之下，由于农产品价格上涨，西北县域经济的自主发展所受影响不大；新投资项目虽然不多，但由于滞后性的作用，GDP尚可维持一定幅度的增长。这就是西北贷款余额快速下降而GDP却没有多少下降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了在当前形势之下，西北金融业生存状态的恶化。针对这种情况，李哲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当年为争地盘，一个小镇，各家银行争得头破血流；现在又一窝蜂从县里撤退，这种情况正常吗？”他认为，各国有商业银行应从战略的高度，确定自己机构的布局，“一刀切”式的做法，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正确做法。另外，他认为，西北地区各家大银行要抓住自己的优势，进行合理的市场定位，努力开拓业务、开拓市场，同时还应该大力发展适合本地经济结构的中小金融机构，只有这样，才能在西北地区充分发挥金融对经济发展、对西部大开发的支持力度，破解西北金融对外来投资过度依赖的难题。

　　第三，调控与改革，西北面临双重艰巨的任务。从改革方面来说，一是西部整个地区的改革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是西部大开发，西部地区要迎头赶上，又要求西部在改革方面走到全国的前列。旧的体制没有改革完成，新的改革又要上马，再加上西部地区薄弱的经济基础，改革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就调控来说，西北地区特殊的经济生态、平均水平以下的认识与执行政策的能力，常常导致同样的政策，在西北就会有不同的传导机制与执行效果。“比如说货币政策，”李哲举例：“大家公认，作为一项宏观政策，货币政策应该全国统一。但是，因为各地情况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在不同地区可以有不同的运用方式。货币政策实际上在支持西部开发方面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目前的状况是，西北中小金融机构发育水平低下，货币政策工具缺乏作用的对象，所谓对这一工具的差别化运用，所谓的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差别的运用来支持西部开发，就有了相当大的难度。解决这一问题，既需要宏观调控，更需要加大西北的改革力度。”

　　西北的调查与采访，给了记者太多的意外。在采访结束之际，陈其明正急切地期盼着相关改革措施的尽早到来；赵澜正在为“声威”水泥尽早在陕西投产与销售东奔西走；赵宽忙于寻找优质贷款客户；陶君道忙于督促对县域经济金融状况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调查；而李哲则毫不犹豫地告诉记者：“对于今后西北的经济发展，我向来抱有坚定的信心。”

　　发生在西北这块神奇土地上的许多意想不到的故事情节，昭示着西北怎样一个未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