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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多半是农民工的后代。新中国成立前夕，大致有100万宁波人在上海谋生，约占当时上海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样再加上江苏人、广东人等，上海人口当时以外地人为主。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些外地人大多是农民工。
劳动力区域转移的实质，是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是大国现代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基本环节。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但一些地区非农
产业就业机会较少，收入也较低，农业富余劳力就会向另一些发展较快地区转移，农民工的问题就是这样形成的。
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快速发展的过程，也是大量吸收农民工的过程。浙江目前办理暂住手续的外地人口已多达近900万人，据有关部门调查，在各类企业中务工的外来劳动力有近500万人。农民工已经成为浙江最基本的劳动力，没有农民工就没有浙江的今天。虽然会有一部分农民工在一定的劳动期限以后将回到原籍，但肯定将有相当部分农民工，将在其打工的城市定居下来，这就像上海人的前辈们曾经历过的那样。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对农民工仍没有通盘的政策考虑，仍没有确立如何让农民工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基本理念和做法，而且还存在着一些很奇怪的观点。其中一个很有市场的说法，就是难以支付让农民工享受当地公共服务的费用。
在科学合理的税收和公共财政体系下，不存在城市政府缺少向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费用的问题。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廉租屋、基本社会保障和救助等，其费用均源自团体和个人缴纳的税收，不是政府的恩赐。农民工在其所在城市打工，必然会通过税收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向当地政府缴纳其所创造的一部分价值，因此从分配理论上讲，城市政府应该具有相应收入来支付农民工的公共服务费用，如提供义务教育等。
当然，农民工就业形式比较复杂，城市政府会说，我从农民工身上直接收取的税收很少，因此不可能让他们的子女不缴额外的费用就能在当地入学。然而，这一理由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农民工所从事的是城市里最脏、最累、最没有人愿意从事的工作，如擦鞋、保姆、收破烂、小商小贩、修车补胎等。然而，这些以灵活就业形成的工作，虽然直接收入较少，纳税能力较弱，却由于其很强的外部经济性，使得一个城市降低了交易成本，变得适宜于工作和生活。因此，尽管城市政府没有或很少从这些人身上得到税收，但在城市政府的总体收益中，是应该包含这部分人的贡献的。如果政府真的长期缺少支付农民工公共服务方面的费用，那么问题肯定是出在税收体系和公共财政支出结构上，而不是出在没有钱上。我们一方面在尽情地享受着农民工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却长期以种种借口拒不承担向农民工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责，从而在事实上形成了农民工定居的种种障碍。
当然，并非应该无条件地向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这里的关键是必须符合三项要求，一是有合法的稳定收入，二是有合法的稳定住所，三是已在当地居住了一定时间。大体来说，只要符合这三条，就应该让农民工子女与当地小孩一样，不用缴纳额外费用就能享受义务教育，以及享受当地社会保障和其他公共服务。当然，政府只是着力消除农民工定居的政策障碍，积极制定相关政策，努力创造有利于农民工定居的环境条件。而最后能否定居，还得由农民工自身的主观努力以及其他有关因素决定。
一部分人士还有两个担心，一是担心大批农民工蜂拥而至，二是担心由于农民工太多而影响城市品位。这些担心其实也是没有必要的，一方面，政府的公共服务并不是免费午餐，是有享受门槛的，如果真的出现蜂拥而至的情况，一定是没有处理好公共服务享受与享受门槛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多数农民工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和住所，是不可能长期呆在一个地方的。至于城市品位，主要由城市产业结构及其他约束条件所决定，如果一个城市主要是低层次产业，吸引的肯定是大批低文化层次的人口；如果一个城市主要是高层次产业，人口层次也会相应有所较高，但仍不免会有一大批低文化打工者，来为城市提供一些最基本的劳务。
从全社会角度看，农民工如果长期难以在城市定居，我们将支付更高的成本。一是农民工在家乡购建一整套住房等生活设施，形成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在温州、台州等一些地方，崭新楼房外面长满了青草；二是庞大人群一年一度在短时间内长距离移动，形成很大的交通和社会政治压力；第三，也是最为严重的，将形成一个被现代社会化边缘化了的巨大人群，他们难以享受最基本的政府公共服务，缺少足够的人力资本投资，生活质量长期低下，以一种冷漠的眼光打量着他们为之投入了辛勤劳动的城市主流社会，久而久之，势将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到那时，将对整个社会产生巨大的破坏性因素，引发巨额的治理成本。
这是一项各方都能得益的政策主张。当然，这将有可能增加发达地区用工成本，但如果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政策下，并不会较大地影响个别地区的综合竞争力。而在劳动成本增加的约束条件下，发达地区的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不得不加快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同时也不得不加快技术进步，提高产业层次，这就有利于区域均衡发展和发达地区经济转型。而农民工定居会节约原先浪费的资源，以及增加有效需求，这就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由于劳动成本提高而导致的劳动力转移减慢的因素。
我们不能长期让一个庞大的人群游离于发达地区主流社会之外。推动农民工定居，引导其加快融入城市主流社会，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建议从“十一五”开始，在全国的层面上，把这项政策主张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作者为浙江省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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