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侪达故事--企业社会责任的中国之路

　　

侪达生产车间 余力／图

　　□本报记者 余力

　　珠三角这家年出口1000多万美元的私营工厂不为民工荒所困、也不受贸易战影响，这里的农民工关心公司的发展、主动为东南亚海啸捐款，他们已经开始感受到做人的尊严。

　　开平侪达制衣厂的秘密其实相当简单———善待员工。

　　1998年，在外方的要求下，侪达不得不引入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以保护工人的基本权利。现在，这种不自觉的选择已转变为自觉选择。

　　这会是中国企业的整体选择吗？

　　7月5日，广东开平侪达制衣厂。数千平方米的车间内，巨大的风扇在不停地转动，稍稍隔绝了室外摄氏35度的高温，数百工人在流行歌曲声中埋首操作缝纫机，并没有注意到记者的到来。

　　这里距广州约两小时车程，已经接近珠江三角洲的西部边缘，工厂主要出口成衣，销往美国。也正因此，一个多月前，厂里一位女工的照片出人意料地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时代周刊将之视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一个代表。但吸引记者前来的，并不是这位幸运女孩。

　　“没想到结果会那么好”

　　从外观来看，侪达并不能给人留下太深的印象。1万多平方米的厂区内，大部分是生产车间，小部分是绿地，看上去整齐洁净，井然有序，是珠三角一个典型的工厂。略微有不同的是这里有吸烟室和篮球架，但是这些也并不足以使这家工厂从几十万家中国成衣加工厂中脱颖而出。

　　工厂还没有实现现代化的流水作业。总经理张毅生承认，现代化的流水线还只是有待实现的梦想。同那些大工厂不同，这里的工人也没有统一制服，只被要求在车间内换上拖鞋。

　　这个工厂追求实际的一面还表现在董事长没有豪华的办公室，实际上，他根本没有办公室，来工厂时只在会议室就坐；而总经理就像其他普通行政人员一样用一张简单的办公桌。不过，员工的洗手间洁净而没有异味，使人有些吃惊。

　　引人注目的是墙上张贴着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防火图示和Timberland以及Michael　Kors两家外国公司的《行为准则》。据说，在开平市，在厂区内公开张贴劳动法的只有侪达这一家———在记者印象中，在显眼处张贴劳动法的珠三角企业也并不多见。

　　不过就是这家小小的、看上去还比较简陋的工厂，在中国和欧盟正在为纺织品限额争论不休的时候，吸引了德国最大的连锁百货公司———嘉士达广利洋行。嘉士达广利洋行在来访之后主动邀请侪达成为其供应商。

　　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之处在于，侪达的所有民工在春节之后全部返回，不仅如此，许多人还将亲友和同乡带来，厂里新建的车间一下子就招满了200名工人。这种“好运气”是令人艳羡的，邻近一家规模大得多的服装厂，新建的整栋厂房至今仍因招工不足而显得空空荡荡。整个广东的数据是，今年的外来民工减少了8%。

　　“没想到结果会那么好。”总经理张毅生说。

　　侪达的秘密其实相当简单：他们善待员工。来访者都能感到，这里的民工脸上笑容更多一些，眼神更自信一些，表情也更舒展。

　　30岁的四川籍员工杨辉说，最初听到朋友说，这家工厂工资不错，从不拖欠，而且加班费很高，“我有些不相信”，来到工厂后，发觉不仅如此，“厂长们没有架子，我们整体受尊重，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这和其他地方不同”。如果工厂按现在的方式继续发展下去，杨辉说他愿意长期呆下来。

　　杨辉在去年知道，他在侪达感受到的归属感，与另一个世界发生的事情有着直接的关系。

　　从不自觉到自觉

　　1990年代，美国耐克公司在越南的外包工厂，爆出了虐待员工的丑闻，导致耐克陷入了长达10年之久的危机漩涡。在这期间，它遭到了来自欧洲和美国民间各种行业协会、劳工组织、人权组织、新闻媒体等一轮又一轮的舆论攻击和抵制，并被工会起诉，使得耐克这个用巨资堆砌起来的品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丧失了许多市场份额。

　　为了尽快从灾难中脱身，或避免类似风险，耐克、阿迪达斯等众多跨国公司开始对供应链实施社会责任管理，他们公布了自己的业务准则和道德规范，大多数公司的行为准则中都承诺：要保护劳工的基本权利。

　　这是多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跨国公司而言则是“万般无奈的选择”。嘉士达广利洋行(远东)公司环境与社会标准经理谢爱诗承认，社会责任对国际采购商而言首先是风险管理策略，为了避免法律诉讼或消费者抵制，公司加大了这方面的管理力度，凡是社会责任达不到要求的，“我们都有一票否决权”。

　　这些变化通过订单改变了世界各国劳工的处境。

　　1998年，侪达(当时名为嘉民服装厂)开始接受美国知名休闲服品牌Timberland的订单，同时，不得不接受符合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准则。Timberland要求：供应商不许雇用童工；应该符合最低工资标准；工人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8小时、加班不得超过12小时；不得歧视、虐待员工；员工享有表达意见的权利等。

　　“起初，我们是不自觉的，不很情愿地执行这些东西。”侪达董事长赖步刚说。但为了订单，他也只能接受。赖步刚曾担任广州一家国营服装厂的中层管理人员，1996年才开始自己创业，Timberland的订单相当重要，这种重要性持续至今———目前他们75%的订单来自这个品牌。

　　Timberland对待社会责任相当认真，除了经常派人查厂之外，还不时建议，甚至出资安排供应商参加社会责任的国际培训计划。多次参加类似培训的张毅生，意识到社会责任不是负担，“如果必须遵守，那不如认真一些”。

　　张毅生坦率地说：“企业如果没有利益，是不会推动社会责任的。”从创业至今，侪达面临的是竞争的加强和利润率的降低。“现在3个厂的利润，只比得上原先一个厂。”张毅生说。

　　这些年中，Timberland的加工单价下降了30%，而侪达在工人身上的投入上升了30%———工厂为每个员工购买意外伤害的商业保险、组织他们参与各种培训，现在，每个月工厂给工人的福利补贴达到每人380元。考虑到工人每月工资为1000元(8小时工作)，这样的补贴确实可观。

　　利润下降时，更多的私营企业选择从工人身上补回损失———或增加劳动时间，或克扣拖欠工资，侪达却增加对工人的支出，这样的方式多少让人费解。赖步刚也感到自己的孤单，他从不向朋友谈及这些事，因为“没有人会理解”。

　　赖步刚出身工人家庭，童年放学后，常常会到饼干厂的门口，闻着飘出的香味解馋。他不否认，自己对工人怀有善意，但他和张毅生，都否认善待工人是在做善事。“现在侪达的纯利不超过5%(没有突发意外时)，但有得赚总比没得赚要好。”张毅生说，“如果我们改变对工人的态度，不仅工人会走，订单也会走。这样做等于自杀。”

　　实际上，尽管利润率在逐年下降，侪达却在稳步发展：企业资产从20余万元增加到数百万元，每年出口额已经达到1000多万美元。

　　对待社会责任，侪达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选择。2004年4月开始，刘开明为侪达培训员工，他明显感到了厂方的主动，“这是他们的厂，这是他们的工人。他们不是在应付。”

　　刘开明是中国资深劳工问题专家，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出口企业陆续开始接受国外采购商的“查厂”———检查劳工待遇、生产条件是否合乎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到现在，接待查厂人员的来访已经成为出口企业日常工作的内容之一。但是刘开明介绍说，实际上只有不到5%的企业认为加强企业社会责任是应该主动做的事情，而侪达正是这5%中的一个。

　　“我们也要对社会有责任”

　　杨辉是侪达的缝纫高手，他同时还有一个身分———员工委员会代表。去年10月，作为工人与管理层联合培训项目的一个内容，侪达成立员工委员会，作为管理层和工人的沟通平台，代表由工人投票选出。好打抱不平的杨辉被选上，他记得，竞选演说时，他说的是“尽我所能，为大家办一点实事，关心公司的共同发展”。

　　两个月后，东南亚发生海啸，他提议捐款，被大家通过。至今杨辉依然难忘当时的感受：“我18岁出门打工，这么多年，酸甜苦辣都尝过了，对人生也看得透彻了，但那一瞬间，感到自己有价值，是人类的一员，觉得这里比很多地方好很多倍。”

　　“企业社会责任在关心我们民工，我们也要对社会有责任，海啸这样的灾难，关系到整个人类。”杨辉说。

　　捐款让张毅生感动，“钱不多，只有不到2000元，但这是他们的心意”，半年之后他的声音里仍含有骄傲，“在开平，民工主动捐款的，我们是惟一一家”。

　　这样的故事，也使SAI亚洲总监马英感到极为欣慰，马英说：“中国的民工不仅仅需要提高工资，改善福利，他们更需要得到尊重，体现自身价值。这是我们工作的终极意义。”

　　SAI(社会责任国际)于1997年提出了SA8000标准，这是全球惟一一个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第三方标准。第二年，SAI就进入中国，开始推广SA8000体系。2004年，马英和刘开明一起参与侪达的SA8000培训项目。

　　到今年一季度，SA8000在中国已发了94张证书，迄今约有8000家企业运用SA8000的体系进行工厂管理培训。但这一标准真正引起普遍关注却是在2004年4月，当时，市场传言“5月1日开始，如果不经过SA8000认证，中国出口企业将被欧美拒绝”，舆论将矛头直指SA8000，认为这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的阴谋。

　　虽然传言并未成为现实，但关于SA8000的争论却一直持续，“这是奢侈的善意，广大的中国中小企业还处于成长期，无力承担”取代阴谋论，成为主流意见。去年下半年，国内开始出现大范围的民工短缺，低工资和恶劣生产条件被指为主要原因，然而这恰恰是SA8000的目标所在，于是奢侈的善意成为现实的要求，中国企业真正把目光投向SA8000。“四年以来，国内企业对社会责任或消极或质疑，但从去年开始，已经有企业向我请教，如何向民工表示尊重。”马英说。

　　从2004年4月开始，通过培训了解了社会责任和SA8000，杨辉说：“侪达只是先走了一步，以后其他工厂都要尾随而来。不这么做的工厂可能没有立足之地了，至少没有工人愿意为他们工作。”

　　从去年以来，尤其是今年欧美对中国纺织品设限之后，刘开明非常忙碌，许多原来消极的企业，现在在恳切地邀请他前去培训，“全国各地的邀请都有”。但对他而言，侪达仍是一个珍贵的范例，他的同事至今每周都会前去。在这里，变化一直在持续，工人开始感受到做人的尊严，更难得的是，这里的故事证实了一个判断———承担社会责任，企业所得要超过付出。“从成本效益的角度，这也是值得选择的策略。”

　　很大程度上，刘开明认为，中国企业别无选择。“我们已经处在十字路口，能不能改变过去对待工人的方式，关系到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