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徐放鸣涉嫌挪用公款炒股始末

　　

    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徐放鸣拥有高级经济师头衔，在关于财政部门的座谈会上，其发言被视为金融动态的一个风向标。

    农发行作为三大政策性银行之一，其固定资产和设备购置等都要由财政部商贸金融司来决定。徐放鸣获罪被认为与农发行租赁案有关。记者 韩萌摄

　　□本报记者 罗昌平 北京报道

　　6月24日，为期两天的“2005商业智能及其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研讨会”在京举行。

　　会议承办方中科院研究生院金融科技研究中心，曾力邀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徐放鸣参会并演讲。徐此前正是该研究中心指导委员会委员之一。

　　但直至闭幕当天，徐放鸣也未能现身会场。会务组一位人士介绍，会议期间他们已收到徐放鸣“因公”不能赴会的通知。会议结束的第三天，即6月28日，北京某媒体发布消息称，徐放鸣“因涉嫌受贿被刑拘”。

　　记者从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获悉，徐放鸣被执行刑事拘留的时间应在6月24日前后。其后的7月1日，检方签发并下达了对徐放鸣的批捕令。

　　权威消息渠道向记者证实，徐放鸣涉嫌经济犯罪问题与农发行租赁案有关。去年6月，农发行两任副行长胡楚寿、于大路因该案同时落马，而徐放鸣涉案原因之一是收取贿赂，行贿者以赞助其在英国读书的女儿为由将钱划至徐放鸣名下。

　　捕前未经“双规”

　　徐放鸣由北京市检方直接采取强制手段，可见已掌握其部分犯罪事实。

　　“事情来得太突然，6月份我们还在办公室见过徐司长。”7月初，徐放鸣的一位下属告诉记者。

　　在财政部官方网站上，至今仍能查阅有关徐放鸣参加活动的消息，最迟一篇是2005年4月7日，但内容则是徐放鸣一年前参加财政部副处级干部培训。

　　有关徐放鸣案发可追溯的最早消息来自一则网友留言，这一匿名留言称，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徐放鸣因农发行租赁案被“双规”。

　　6月14日，北京某报发表消息《农发行原副行长于大路受贿挪用公款案侦查结束》。

　　此案缘于2003年的“审计风暴”。当年6月，审计署公布的2002年度审计报告提到：1996至1999年，农发行总行以租赁的名义，委托一公司购买电子设备和汽车等固定资产，总金额9.2亿元，农发行时任领导涉嫌重大经济犯罪(见本报1月31日核心报道《两任副行长落马与农发行9.2亿租赁黑洞》)。

　　这正是广受媒体关注的农发行租赁案。而在2004年6月，审计署在审计报告中重提了农发行租赁案。该月，胡楚寿、于大路几乎同时被“双规”，同年9月间，两人均被检方批捕。

　　由于该案早已公开，6月14日的这则报道并未引起震动。但在6月21日，挂于网易新闻频道的这则消息下方，出现了上述网友留言。

　　前述报道的作者正是在发现这一留言后，经多方求证于6月28日发表了关于徐放鸣被刑拘的消息。

　　财政部金融司一位官员告诉记者，徐放鸣应在6月21日至24日间被刑事拘留，他否认徐被“双规”一说。

　　一个细节是，6月27日，周一，在财政部党员保持先进性教育活动上，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发言中以徐鸣放案为例专门谈及该部的廉政工作。自此之后，有关徐鸣放案发的消息方从财政部内部传开。

　　接近中纪委二室专案组的人士称，6月中旬的一天，中纪委高层在内部会议专门表扬了二室专案组在两起案件中的表现，其中一起正是徐放鸣所涉农发行租赁案。

　　中纪委二室对口的部委包括财政部、证监会等金融机构。去年6月，正是由该室专案组对胡、于两人实施“双规”。

　　检察系统一位人士告诉记者，按惯例，徐放鸣这类中组部直管干部会经过中纪委“双规”程序，但徐放鸣由北京市检方直接采取强制手段，可见已掌握其部分犯罪事实。

　　来自北京市检方的消息，自去年9月起接手并调查农发行租赁案后，北京市反贪机关发现了徐放鸣涉嫌受贿的线索，后由北京反贪局侦查一处成立专案组，就线索展开秘密侦查。而此过程中，中纪委二室与北京市反贪局曾多次就此案沟通。

　　在经历了2003年和2004年两次审计风暴的点名曝光后，农发行租赁案涉案人员方受到查处，“这次对徐放鸣的刑拘特意赶在了今年审计风暴之前执行，如果第三次被点名就不好看了。”北京市检方一位人士告诉记者。

　　参与农发行组建

　　作为三大政策性银行之一的农发行，其工资决定、固定资产和设备购置等都要由商贸金融司来决定。

　　现年47岁的徐放鸣，上海人，1982年自上海财政经济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本科毕业后，直接分配进了财政部。

　　其同事介绍，徐放鸣入职财政部时，仅为一名普通的科员，后任财政部综合司工资处处长。

　　曾与徐放鸣共事过的一位财政部官员回忆，20年前徐放鸣刚进财政部时，给人印象极好，“在人才济济的财政部也算表现突出。”

　　财政部综合司彩票处一位官员则认为，徐放鸣受到赏识主要与其所学专业有关。据他介绍，徐是上海财经学院“文革”后复校初期第一批毕业生，当时全国范围都面临金融人才的断档现象。“所以即使在财政部，徐放鸣这种专业金融类本科生已是相当抢手了。”此人曾在综合司与徐放鸣共事多年。

　　大约20世纪90年代初，徐放鸣从综合司转至商贸金融司，担任该司核心处室的负责人。这被视为徐放鸣仕途的最重要转折点。

　　1994年2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国办发(1994)31号”文件，公布财政部之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

　　文件对商贸金融司的主要职能框定为：制订国家与金融、保险业等企业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分配政策、财务制度和管理办法，管理有关专项资金和补助经费，加强对金融企业的财务管理和宏观监督，等等。

　　此时，正值而立之年的徐放鸣晋升为商贸金融司副司长。

　　徐晋职不久，即赶上农发行开始组建。1994年4月19日，国务院下发“国发(1994)25号”文件，宣布组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文件规定，农发行最初的业务范围兼有信贷业务和财政任务，即承担固定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代理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主要任务是“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

　　同年6月30日，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正式向农发行划转农业政策性信贷业务，由中国农业银行代当时尚未组建的农发行接收。8月，农发行总行的组建工作基本完成。

　　作为三大政策性银行之一的农发行，其固定资产和设备购置等都要由商贸金融司来决定。而详知内情者称，徐放鸣甚至参与了农发行的组建及政策制订。

　　农发行成立之时，国务院某高层领导曾针对农发行提了“两不”要求：不购置豪华汽车，不购置高档写字楼，要完全以服务农业、农村经济为出发点。除此，另有人士提出农发行“不要设分支机构，以避免风险”。

　　但此初衷在农发行成立不久即已背离，其中几乎与农发行同时成立的美禾电子公司，为日后农发行租赁案的发生埋下伏笔。

　　牵涉农发行租赁案

　　前美禾公司一位副总经理介绍，上海该高科技公司能在美禾公司占得一席，正是得力于徐放鸣的支持。

　　在美禾公司创建之初的股东中，一家来自上海的某高科技公司颇为引人注目。在共同出资组建美禾的5家企业中，其中4家均为北京的公司。

　　工商资料显示，美禾公司1994年6月创建，10月21日正式注册成立，其注册资金200万元。上述北京4家公司中，有两家由农行全资控制，两者合计持美禾公司股权52%，上海那家公司持股16%，位列第二大股东。

　　上海该高新技术公司创立于1995年，注册资本不足50万元，其主业囊括信息系统集成(IT)、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IB)及各类应用管理软件开发等。

　　前美禾公司一位副总经理介绍，上海该高科技公司能在美禾公司占得一席，正是得力于徐放鸣的支持。

　　一个事实是，徐放鸣所在的财政部商贸金融司，有决定农发行的员工工资、固定资产和设备购置的权力。

　　1996年以前美禾公司的经营并不太理想。中财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一份验资报告称，截至1996年底，公司资产6966万元(含流动资产6777万元，固定资产143万元，无形及递延资产46万元)，负债7129万元。但在农发行1996年开始的分支机构建设中，美禾公司获利良多。

　　至1997年3月末，农发行在机构设置上实行总行、分行、支行制，系统内实行垂直领导，在全国已设立35个分行，地市二级分行295个，县(县级市、区)支行1613个。

　　在农发行迅速扩张的同时，美禾公司的经营规模和利润直线上升，其利润正是来自于机构膨胀过程中所需的电子安保监控设备等电子产品，其合作方式为租赁。

　　国家审计署和监察部的通报均称，自1996年至1999年间，农发行向美禾公司租赁总额为9.2亿元的固定资产，包括电子设备、汽车等。

　　财务报表显示，1998年至1999年，美禾公司的赢利最为丰厚。至1998年底，农发行初步实现营业网点电子化。1999年则是农发行在电子化设备方面投入力度最大的一年。

　　随后的1999年12月，美禾公司在新一轮股权转让中彻底成为一家私营公司。中纪委的通报称，此过程中美禾公司法定代表人蔡国安利用增资扩股与上级公司脱钩之机将巨额国有资产据为己有。蔡已于去年6月被批捕。

　　也同样在这一次，上海那家高新技术公司成功抽身而出。此时与组建美禾公司时相比，其资本已不可同日而语。资料显示，该企业2000年10月整体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已达1505万余元。

　　知情者向记者透露，2004年6月胡楚寿、于大路被“双规”时，上海该高科技公司也受到查处，并有可能与徐放鸣案存在某种关联。但具体详情记者尚无渠道查证。

　　长城电脑(000066)在2004年年报中称，截至2004年12月31日应收取上海该高科技公司债权718.88万元，但向上海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时发现，该公司名下已无财产可供执行。

　　集体炒股背后

　　有人士表示，在租赁案中徐放鸣并未独善其身，也通过相关人等提供的资金参与炒股。

　　接近北京市检方的人士介绍，农发行被挪入股市的8.1亿元所获收益，徐放鸣实则也是重要受益者之一。这可能是徐放鸣从农发行租赁案获利的另一渠道。

　　2004年6月，农发行两任副行长胡楚寿、于大路二人传出被“双规”消息。同月底，国家审计署在披露2003年度审计报告时重提农发行租赁案，当时的审计报告称：“1996至1999年，农发行总行以租赁的名义，委托一公司购买电子设备和汽车等固定资产，总金额9.2亿元，其中8.1亿元曾被挪用投入股市，进行股票买卖，所获收益去向不明，涉嫌重大经济犯罪。”

　　本报此前披露，胡楚寿涉嫌受贿600余万元，主要为其子胡刚直接持美禾公司560万元股权，后成功套现。目前胡刚也已被批捕。

　　另一涉案者于大路，据检方查证，其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将农发行的租赁业务交给美禾公司，并向其控股各方索要现金，涉嫌受贿金额800余万元；检方同时还查证，于大路涉嫌挪用公款400余万元用于个人炒股。

　　前述人士虽证实，在农发行被挪入股市的8.1亿元所获收益中，徐放鸣有所受益，但徐放鸣是否参与挪用资金和炒股，据称目前仍由反贪机关侦查。

　　与徐放鸣共事多年的一位财政部官员证实，按部内通报的消息，针对徐目前调查的结果是“挪用公款用于炒股”，其个人非法财产已被被查封。

　　接近中纪委二室专案组的前述人士也表示，在租赁案中徐放鸣并未独善其身，也通过相关人等提供的资金参与炒股。但他强调当时徐尚未担任财政部金融司司长一职。

　　“在那个时期，财政部某些司局的官员集体炒股是公开的秘密。”审计署金融司一位人士称。

　　可佐证的事实是，1999年6月由审计署披露的1998年度审计报告显示，1998年6月，财政部原工交司部分人员在机构改革之前，利用职权，向民航总局等5家单位募集资金，成立中盛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其中要求民航总局作为股东之一出资，并同意可以从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基金中列支。截至1998年8月，共募集股本金9200万元，主要用于购买国债和炒股票。

　　此案与农发行租赁案有着许多共同点，只是当时的信息未对外界披露。1998年度审计报告还披露：1992年底，财政部提出由各省财政厅集资在上海浦东建金隆大厦。截至1999年1月，共筹集支农周转金等财政资金1.45亿元。

　　审计署金融司上述官员告诉记者，上述两项审计均与徐放鸣所在商贸金融司有关，但受审计的限制，对违规或涉案者的追查需公检法介入方能突破。他未能证实徐放鸣是否涉嫌挪用公款并炒股。

　　与张恩照的旧交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随后注资中行、建行，成为其最大股东，而徐放鸣正是公司七董事之一。

　　关于徐放鸣被拘，还有另一种版本，即徐放鸣案发由原建行董事长张恩照腐败案牵出。

　　1998年，中央进行机构改革，财政部机构设置在此次调整中增添了金融司。需要提及的是，自此至2000年机构改革完成这3年间，正是农发行租赁案所涉犯罪事实最集中之时。

　　2000年6月12日，时任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在内设机构调整动员大会上提出，金融司划出了原负责的政府内债的发行和管理职能，划入了原由国际司承担的日本协力银行贷款项目和联合融资项目的磋商、谈判与签约业务，其主要职能是参与研究货币政策、管理金融企业的资产和财务，制定有关管理制度，防范金融风险。

　　在这次改革中，徐放鸣脱颖而出，于2000年出任金融司首位司长，当时的徐放鸣四十出头。

　　在中国，中央政府是管理各种国家银行、资产经营公司、国有发展银行及证券公司的“最大股东”，而财政部金融司正代表了政府在这方面的意志。徐放鸣拥有的权力从此受到国内外银行家的追逐和逢迎。

　　知情者介绍，徐放鸣与张恩照的关系可以追溯至上个世纪90年代初，即徐进入财政部商贸金融司起。

　　两人更亲密的交往则始于1999年。是年10月，张恩照终于调至北京的建行总行，供职排名第五位的副行长。入京伊始，张恩照即与金融红人徐放鸣有所联络。

　　此后，徐放鸣与比自己年长12岁的张恩照在职权上有了更多交叉点。

　　自1999年下半年开始，4大资产管理公司相继成立。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剥离，以及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的处理，均属财政部金融司主要职权之一。

　　2000年2月，就在当时的建行“二把手”苏文川退休后不久，张成为建行常务副行长和党委副书记。几乎在同时，徐放鸣顺利登上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宝座。

　　今年6月28日，由国家审计署公布的审计报告称，共发现不良资产剥离环节违规和不规范操作等问题170余亿元。作为负责金融机构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金融司司长，徐放鸣是否独善其身则有待查证。

　　2003年2月16日，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注册成立，该公司随后注资中行、建行，成为其最大股东，而徐放鸣正是公司七董事之一。这使他与时任建行董事长的张恩照关系更为密切。

　　徐放鸣一老部下告诉记者，去年下半年徐曾表示想离开财政部，包括去交行任行长或汇金公司任总经理，“可能他已经感觉到什么了，但这两个位置他都未能如愿。”

　　一个细节是，2000年，张恩照、徐放鸣同时被聘为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客座教授，在该院24名客座教授中，张、徐两人分列第9、10位。

　　专业背景深厚

　　拥有高级经济师头衔的徐，在国际论坛和国内关于财政部门的座谈会上，其发言被视为金融动态的一个风向标。

　　5月中旬，在由财政部主办的《中国财经报》上，徐放鸣与人联合署名发表了题为《拓展宏观调控政策空间》的论文。7月1日，处理此稿的一位编辑，对徐的意外落马表示“好吃惊”。

　　早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的徐放鸣，两年前在东北某理工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熟知其履历的一位人士称，从政之余徐从未完全放弃对学术的兴趣。

　　早在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徐出版过大量著作及论文集，诸如《世界贸易组织与农业政策》、《社会保障初论》等，当时徐处于财政部综合司与商贸金融司的过渡时期，业余时间相对较多。

　　拥有高级经济师头衔的徐，在国际论坛和国内关于财政部门的座谈会上，其发言被视为金融动态的一个风向标。

　　2001年12月，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成立，徐放鸣正是该工作站的专家指导小组成员。

　　徐放鸣夫妇系校友，在中国首批会计师名册中，夫妇两人同列其中。他们同时任《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编委会成员，该杂志由中国总会计师协会主办，中央财经大学为其学术支持机构。

　　在2005年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招生简章中，徐放鸣夫妇均为硕士生指导教师，各执教财政类和会计类专业。

　　财科所研究生部一位老师介绍，徐放鸣去年开始在财科所带研究生，其讲座涉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金融改革热点问题等。

　　大约两个月前，徐放鸣还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讲课，“现在还有好几周的课没教完呢。”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一位学生介绍。

　　在他印象中，徐放鸣课讲得不错，也没官腔。

　　在其母校上海财经大学，徐放鸣一度被视为骄子。学校2003年举行78、79级学生毕业20周年联谊活动时，徐放鸣作为贵宾被邀请，因公务未能赴会的徐放鸣，与现场的30多位老同学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这一细节甚至被写入校刊。

　　“怎么可能会被抓呢？他在金融界还是大有可为的。”一位校友颇感痛心。

　　(本报记者范军利、谢晓冬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