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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的应急预案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在危机到来之前就已经心中有数，这需要中国政府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记者 钟加勇
金融危机8年之痒
6月18日，一个专门探讨金融风险防范问题的会议在国家发改委的召集下在京召开。
会议前夕，一项国家发改委批准的重大课题已经正式启动，该课题计划从金融改革与金融体制的角度，对中国未来金融风险进行全面评估，并寻求解决途径。
据该课题负责人，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海鱼介绍，这项名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风险防范”的课题之所以迅速启动，重要原因在于中国金融体系暴露出很大的漏洞，比如国有商业银行近来大案频发，“十几亿、几十亿的资金就被别人拿走了”。
他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指出，商业银行大案所触发的风险，其实还是金融风险防范里边最低级的风险层次，而最低级的风险防范之所以没能做好，跟银行的制度相关，包括治理结构、激励机制、信息披露、监管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要么没有到位，要么到位但不起作用。因此，他牵头的这项研究将主要从金融体制入手，分析金融风险类型、产生根源及其与金融体制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金融体制改革来防范诸种金融风险。
“事实上，8年前的1997年4月，我们也召开了同一主题的国际研讨会，没想到会后3个月的7月2日，亚洲金融危机就爆发了。”张海鱼回忆说，他当时也是那个课题组的牵头人，组织很多专家研究亚洲金融风险和中国未来金融风险的特征以及防范对策。这个少为外人知道的课题事实上影响很大，哈佛大学在做关于亚洲金融风险研究的参考课题中，张海鱼牵头的这个课题排在第一个。“理由并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而是因为我们做得早。”张说。
在事隔8年后的今天之所以重启金融改革与金融风险防范的研究，张海鱼认为：“那是因为中国改革到了现在，尤其去年到今年，金融体制的改革成了改革的中心环节，而我们的商业银行、证券市场、期货市场所突出的风险大家有目共睹。”
的确，在股市遭受千点打击的时候，许多国内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黑洞也在等着中央政府填补，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的国际压力挟着贸易和政治的问题接踵而来。与上次亚洲金融危机被堵在国门之外不同，2006年金融业全面放开的大限已迫在眉睫，这样的局势让有识之士开始吁请中国政府建立一个未雨绸缪的金融危机应急预案。
今年5月25日的北京科技博览会上，中国科学院减灾中心主任王昂生从灾难预防的角度提出，人民币汇率等经济问题应该纳入中国“防灾应急体系”的宏观范畴。这位曾经获得所在领域最高国际奖项的中科院院士呼吁，中国政府应该像应对自然灾害那样，尽快在各个相关部门之间建立高级别的经济安全应急体制，以更有效地调配社会公共资源，提高应急反应速度，确保经济和金融安全。
此前，一个侧重于自然灾难、公共卫生、重大事故处理的庞大的应急管理体系在中国已初现轮廓，但有关国家经济安全、金融危机的应急问题并未纳入这一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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