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长江牌：中部崛起的故事新编

　　本刊记者 王运宝

　　“两江明珠耀荆楚，三峡门城迎天下。”这副对联是对湖北省宜都市的精彩概括。湖北宜都，一个往日默默无闻的江南小城，成为湖北发展县域经济的“样板”。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省长罗清泉一起亲临宜都，召开湖北省发展县域经济现场会，向全省推广“宜都经验”，无疑为宜都做了一次最大的“品牌营销”。进入2005年，到 5月份，宜都已签订招商引资合同126亿元，呈现“井喷”之势。

　　《决策》记者在湖北采访期间，多位专家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向记者讲到了宜都。在他们看来，宜都招商引资和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关键性的因素就是充分利用了一个字———“江”；用宜都决策者自己的话说，就是在“沿江突破”上做文章。在蓬勃发展的长江经济带，宜都只是一朵艳丽的奇葩。

　　长江穿越中部地区的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四省，长江沿线有什么？当“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需要实质性行动时，围绕长江又能做什么？

　　中部沿江有什么？

　　“宜都的发展就是发挥了长江经济带的综合优势。”曾多次深入宜都调研的湖北省社科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院院长郭庆汉告诉《决策》。宜都处于武汉经济圈与宜昌经济圈、长江经济带和清江经济带的交汇点；三峡到上海的两个输变电中继站宜都占一个，电力充足；宜都枝城港是长江沿岸传统的江铁联运“三口一枝”中的四大口岸之一，运输成本低。因此，建材、化工等大耗水、大运量、大耗能的重化工业项目纷纷落户宜都，引资数额呈现“井喷”之势，有其内在必然性，也为中部沿江地区的崛起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样本”。

　　长江是中部沿江四省的最大资源，中国5大淡水湖中，长江沿线就占了3个，据农业经济专家测算，一亩水面养殖业的产值相当于5亩粮田。同时，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巢湖平原，都是中国的粮食主产区，关系着国家的粮食安全。原武汉市副市长、武汉市政协副主席郭友中接受《决策》采访时认为，对于中部的农业要换位思考。经过20多年工业化，长三角、珠三角等传统的粮食主产地消失后，农业成为中部的一大优势，不是中部的包袱，这个观念一定要转变过来。关键是怎么利用好，一方面要形成农业产业化的上下游产业链；另一方面是建立顺畅的粮食流通体制。5月27号，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省长吕祖善带领的浙江省党政代表团来到安徽，皖浙合作的一大重头戏就是粮食。

　　江苏省沿江开发协调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爱平在对比江苏与安徽后认为，安徽有土地资源优势、劳动力优势、能源原材料资源，加上800里皖江的长江岸线资源优势、这些都是江苏所不具备的，也是安徽对江浙沪的资本产生吸引力的地方，安徽完全可以在长江沿岸建设一条经济增长带。长江沿线的皖江城市群、昌九工业走廊、长株潭、武汉城市圈分别是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省最精华的部分，为产业转移提供了载体，是担纲崛起的脊梁。

　　如同钱币的两个面，优势和劣势从不分开。而2.4万吨钢构件的2000多公里“旅行”，颇具代表性。

　　5月20日，武汉民生银行大厦封顶，大厦高68层、283米，是楚天第一高楼。远远望去外形酷似上海金贸大厦，高耸入云的“身躯”上，最吸引人的是那桔红色钢梁。大厦主体结构的全部构件钢材产自武钢，加工却是远在杭州萧山，再返回武汉安装，辗转2000多公里。大楼虽然已经崛起在江汉之间，但是，诞生出中国最早的新式钢铁厂的武汉，具有雄厚的钢材研发和生产实力，为什么还要远赴浙江杭州？武汉制造能力的衰弱发人深思。

　　汽车、钢铁、重型机械、石化等产业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武汉的优势产业。然而，2004年武汉只有武汉钢铁和武汉石化销售收入过100亿元，而杭州过100亿元的企业有6家，南京有4家。武汉东风汽车跌出“三甲”，被重庆长安汽车超过，这被认为是武汉塌陷的“最有力证明”。

　　长久以来的优势产业尚且如此，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又如何呢？在中部沿江四省中，武汉、合肥的科教实力位居中国前列，合肥在2004年10月被确定为中国第一个科技创新试点城市，武汉则拥有“光谷科技园”。但在信息产业部5月13日发布的“2005年中国软件产业最大规模前100家企业名单”中，湖北只有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一家，安徽一家也没有。另外江西有3家，湖南1家，而西部的云南却有3家入围。

　　3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2005年中国200座城市竞争力排名”，前20名城市中，中部沿江四省一个也没有，排名最靠前的是武汉第24位，其它依次为长沙第25位，南昌第30位，合肥第36位，芜湖第45位。2004年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000亿的城市，中部沿江四省只有湖北武汉和湖南长沙。在“2004年中国百强县排名”中，中部长江流域仅有两个：第65位的湖南长沙县和第97位湖北仙桃市；“千强镇”四省加在一起，不过10个，而且都是在第900-1000位的倒数100名之列。

　　湖北省政府调研组的材料显示：长江干线25个交通部和地方双重领导的主要港口，湖北占9个。然而，湖北省船运企业运力只有140万吨，低于西部重庆市300万吨，与江苏1300万吨相比更是差距巨大。武汉港2004年港口货物吞吐量3400万吨，南京港吞吐量超过9000万吨；武汉港集装箱吞吐量只有14万标准箱，上游的重庆港集装箱吞吐量13.8万标箱，与武汉基本持平；下游的上海港是1445万标准箱，一个是“万吨巨轮”，一个是“小舢板”，根本就不在一个数量级。

　　另外，重庆市计划未来10年投资147亿打造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年投资额接近15亿元，预计货运可达1亿吨。反观武汉，2010年前计划投资15亿元建设航运中心，年均投资额仅为1.5亿元，投资力度差距明显，规划10年后的港口吞吐能力只有8000万吨，落后于重庆港的规划。

　　这些最直观的数字背后正是中部崛起必须直面的现实。

　　打好长江牌需要做什么？

　　“中国是一个特别大的国家，在区域发展方面，必须从一个一个的小单位开始。”5月25日，出席北京科技博览会“中国城市发展与区域经济国际论坛”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莫里斯，对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建议，中部地区如何来发挥长江的作用，必须一步一步地走。而迈步先后顺序的选择，对中部决策者来说，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和分寸的拿捏。

　　杨大鸣接受《决策》采访时认为，中部长江是“消费型”的运输，因为沿岸没有特大型原材料基地，都是把原材料运向沿岸城市进入工厂企业。2004年长江干流10个吞吐量超过1000万吨的港口中，安徽占了三个，分别是马鞍山、芜湖、安庆，而它们正好都是皖江重化工业城市。因此，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战认为，产业转移从沿海向中部推进过程的快慢，取决于运输成本，谁的运输成本最低谁最先转移。到中部去可以选择空运、公路、铁路或者是水运，水运成本最低，因此，投资第一步能够转移的地带就是沿江。

　　湖北省已积极开展行动，明确提出“湖北水运振兴工程”。长江干线通航里程2800多公里，湖北占1050公里，是长江干线航道最长的部分。长江主航道的中点城市武汉，地处中国经济地理的“天元”之位，得“中”独厚。长江水系的中枢指挥系统设在武汉，交通部的派出机构长江航务管理局、长江上最大的航运企业长航集团均设在武汉。湖北省委政研室、湖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湖北省发改委、湖北省交通厅等多个部门组成联合调研组，围绕振兴黄金水道和建设武汉物流中心的话题做调查、求对策。这么多重要部门聚焦一个话题，足见振兴湖北水运已引起湖北省决策层的高度重视。“航道网络化、船舶标准化、港口机械化、管理信息化”描述了湖北水运的美好前景。湖北省发改委交通处与武汉理工大学交通学院共同承担的《关于湖北省2020年综合交通体系的规划》已经完成，为未来15年的湖北交通建设绘就了一幅蓝图。

　　但是，任何一种运输方式都不可能实现“门到门”运输，特别是在中国面临煤电油运全面紧张的情况下，必须是各种运输方式的优势互补，在长江沿岸的几大枢纽性节点进行相互衔接。但是，作为中部主要的长江干线流域地区，湖北和安徽两省都没有建成沿江高速公路和铁路，没有构建起综合运输体系。因此，对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的政策支持与资金投入，对中部的经济发展来说，无疑会产生“加速度效应”。

　　其实，建设的大幕已经拉开。2004年12月，在合宁、合武高速铁路开工仪式上，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对安徽省领导说：“到2007年铁路建成通车，安徽在经济上不是长三角也变成长三角！”合宁、合武高速铁路主要是在长江北岸；南岸沿江铁路东起上海，经南京、芜湖、铜陵、九江、武汉、宜昌、万州、重庆，终点到成都。目前，整个沿江铁路只剩下最后两段缺口：湖北宜昌到重庆万州和安徽铜陵到江西九江段；再加上《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中的沪蓉高速公路，将连接长江两岸的绝大多数中心城市。3月18日，原武汉铁路分局“升格”为武汉铁路局，与北京、上海、广州并列中国四大铁路枢纽，武汉“九省通衢”的交通枢纽地位再次提升，为武汉成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加力。

　　同时，在构建跨省区的综合交通方面，长江航务管理局与中部六省已经联手启动《关于促进中部崛起的公路、水路发展规划纲要》，基于煤炭运输的需要，包括了并不沿江的山西、河南两省。杨大鸣告诉《决策》，最终的规划方案将在10月完成。

　　要更好地破解中部崛起的难题，还必须建立起合作机制。现在围绕中部崛起的论坛、会议、报告会、研究会都在纷纷登场，但是都在各唱各的调，各弹各的曲，没有像西部大开发那样形成统一的“西部论坛”。原因就在于“中部”概念是在国家区域发展政策实施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区域概念，六省本身就不是一个经济区，强行进行经济合作实在是“赶鸭子上架———勉为其难”。但长江沿线却是上下共通的，既有合作的基础，也有合作的必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湖北省物价局副局长蔡玲接受《决策》采访时认为，合作要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和主题，这样才能有实质性的进展。

　　因此，湖北省社科院“构筑支撑中部崛起的长江产业带”课题组负责人郭庆汉认为，中部不打长江牌是最大的失误。中部沿江省份的崛起，决策者要将长江产业带的建设作为中部崛起的突破口和中心，围绕长江的产业布局就可以向中央争取政策，这对中部来说是更重要的新的发展角度。而且，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比较，长江沿岸是发展重化工业成本最低、效益最好的地区。国家如果通过大项目的布局来带动中部的发展，可以把装备制造业和重化工业布局在长江流域的中部城市，从宜昌往下，具有天时地利。这也正符合从地区倾斜向产业倾斜的国家区域扶持政策的转变，与国家的政策取向正好相一致。湖北宜都近年来的发展似乎正在为此做出注解。

　　抓住长江就是抓住了中部崛起的“命门”。“问题的解决只能靠中部沿江各省、城市之间联合起来，向国家争取政策支持。因为国家不可能在土地、资金上进行大量投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只是提出‘抓紧研究制定促进中部崛起的规划措施’。只有围绕长江的产业布局，引进大型工业项目，建设经济带，才能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杨大鸣接受《决策》采访时，作了这样的总结。

　　长江崛起则中部崛起，从安徽马鞍山到湖北宜昌1500公里的长江，为中部崛起提供了最大的想象空间。经历了中部塌陷的彷徨和中部崛起的呐喊，长江沿线正在上演中部崛起的“故事新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