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长说温州

　　 本刊记者 越石

　　温州是个有活力的地方，是一个有创造性的地方。20多年里，温州经受了风风雨雨的考验，经过了褒贬争论的历程，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艰难曲折。这两年关于温州的话题不断。温州炒房团的活跃、温州鞋城事件，还有争论不休的地下钱庄，等等。可以说温州出故事，温州出新闻，那里有温州人，那里就有创业者的故事，那里就有新闻。带着种种问题，前不 久，本刊记者采访了温州市市长刘奇

　　关于地下钱庄

　　据有关统计，2004年2月温州全市存款余额每月递减20亿元左右，累计至7月，减少总数超过100亿元。据了解，这样的现象不仅仅破了温州连续10年来存款余额月月上升的纪录，同时在全省也“遥遥领先”，成了浙江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下滑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截至7月末，杭州市民储蓄存款(含外币)余额为1624.24亿元，同比少增48.07亿元。据有关人士说很多中小企业在银行贷不到款时，就把目光瞄准了民间借贷，在此情况下，温州的民间借贷利率大幅度飙升。温州300户民间借贷利率监测数据表明：2004年7月，民间借贷加权平均月利率(平均利率)是12.03‰，比2003年同期上升了3.409个千分点。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一位研究人士指出，温州的“地下钱庄”非法吸储也成了抢夺银行储蓄的一大渠道。有业内人士估计，光2004年上半年“地下钱庄”就至少吸纳了上百亿的民间资金。　

　　记者： 关于地下钱庄，人们对它褒贬不一。有的人说起来就摇头，认为它是扰乱金融秩序的罪魁祸首；有的人则把它视为激活民间经济、制造富翁的摇篮。地下钱庄并没有因为其非法性质而裹足不前，也没有因为政府的不断打击而销声匿迹，在温州，地下钱庄就比较活跃，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

　　刘奇：关于地下钱庄，我们政府的态度很明确，坚决不允许，因为局部性的问题往往导致全局性的问题，少数人的问题最后演变成大的社会问题，最后还是政府背着。如何让民间资本通过有效的手段进行流动，从暗流变成明流，关键是政府能够发挥作用，即能够让资本流动，又能保证资本持有人得到利益，有些人不愿意把钱存到银行，有利益方面的考虑,但是这种利益驱动要规范一些。解决融资难，出路是能够组建更多的银行，在法律的框架中进行，但是不管如何做，都有一个风险承担的问题，有的地下钱庄确实有幸运的成分，没有发生风险问题，但没有出风险不能说明他运作得好，只能说明有偶然性。地下钱庄一旦出现问题，个人能够承担的就承担了，承担不了的就变成了社会问题，老百姓找政府，由政府来承担，金融的发展要由政府来引导，所以，地下钱庄是绝对不允许的。关键是有一个法制环境。

　　问：那么，前一阶段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得这样快，是不是和地下钱庄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关系？

　　答：不能这样认为。

　　关于两种资源

　　近年来，国内不少专家学者以及一些媒体，对温州关注比较多，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温州人走出去——包括温州民间资本走出去的情况，另一个是温州目前的发展态势。温州人走出去的比较多，各类生产要素大范围、大跨度、大规模流动，这是温州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是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结果。从深层次分析，温州人“走出去——除了一些共性因素，也有个性因素。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资本逐利本性所致。温州充裕的民间资本需要向外投资寻求增值，这是经济规律，是必然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其次，是宏观经济拉动。近几年来，中央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激活了温州人外出投资的欲望。第三，是独特的“文化基因”在起作用。温州独特的重商文化、山地文化、海洋文化和移民文化培育了温州人务实创新、不怕吃苦、勇于冒险和团结互助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温州人“走出去”的内源动力。现在，引起外界争论的是，温州民间资本大量外流，有人称之为“资本外逃”。

　　记者：近几年在温州，经济学上所说的企业扩张效应、市场扩容效应、财富积聚效应明显，各种要素在国内外流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引起了争议。但为什么温州地区引进外资会这么难呢？有一种观点认为因为温州人自己太能干，能干的人让人怕你。温州人不论到了哪里，往往都把那里闹得人仰马翻，更何况外资来到温州本土和温州本地企业并存。所以外资在温州不好落地。我们也注意到，温州人温州政府提出利用两种资源再上发展新台阶，那么，未来温州的发展态势是怎样的呢？

　　刘奇：产业结构调整是温州市委和市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要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我们的想法是吸纳改造一批企业，做强做大一批企业，淘汰一批企业。让民营企业更快更好地成长起来，他们觉得有利可图的，政府要在法律的框架下有序择让，即有利可图，又有用武之地。我们的经济发展不是没有问题，我们既有全国百强县，也有全国的贫困县，政府要发展经济，拿出更多的钱办社会。经常有记者问我温州的资本跑出去了，比如炒房团。我是这样看的，资本是哪有利就去哪里，这是资本的逐利性。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让群众富裕起来，温州人出去，到国外的，或是国内其他地方的，有两百万人，连续两年春节汇进300多亿元人民币，但是这不代表温州人全富裕了，老百姓有钱赚，是好事。为什么不行呢？我们政府要考虑的是钱用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要创造好的环境，把钱留下来，还有人说是不是温州的经济落伍了，说去年的经济有下滑的迹象，我说14.1%的增长速度，已经不错了，经济增长是一个波浪式的前进，主要看他的趋势是向上的，还是向下的，我们在发展过程中需要调整，在结构调整中有一个增量的减少，比如去年我们把一些低小散的企业整掉。我们不能让污染企业生存下去，所以现在的波动是正常的，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保护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牺牲短期利益，保护的是长远利益。我们是让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

　　我们是鼓励企业走出去的，不能因为温州鞋城事件而否定这个产业，但是我们将来走出去的企业不会就是打火机之类的企业，我们要做大做强一批，做长产业链，涉足一些新的领域，引进技术，提高技术含量，我们也在引导和鼓励新的产业走出去，引导和鼓励企业联合并购做强做大，小企业为大企业生产服务，或是通过上市进一步拓宽企业发展的渠道。

　　关于政府改革

　　温州地方政府在全国范围来说，肯定属于改革开放意识较强、工作效率较高的地方政府之列。但他们清醒地看到，温州的党政机关同样存在严重的“衙门作风”，而且已成为影响当地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从而必须进行一场“自我革命”。2004年初，市委、市政府在全市开展“全国看温州，温州学全国”的大讨论，反省温州经济软环境的差距。并派人到苏州、威海等地考察，对照落差反思自我，进行一场静悄悄的“效能革命”——向“衙门作风”开战的革命。

　　记者：刚才您谈到政府对发展温州经济的战略设想，经常用的是引导，在温州，民间的创造性是原发的，不用引导就能有一种创业的冲动，所以政府不用引导他们做什么，一般看来，温州的经济发展是典型的民间推动的发展，温州发展表现出市场主导的发展。温州经济发展到今天，正如您所说那样，已经到了上台阶的阶段，在这种形势下对政府改革提出了哪些要求？

　　刘奇：政府改革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必然趋势，温总理在每次政府报告中都强调政府改革的必要性。从改革来讲，环境、氛围上都要求政府改革，一方面环境的压力，还有我们在工作中也改革。老百姓也需要我们改革。过去温州是政府放手让民间自己干，当然是在法律的框架中去干，既要有为又要无为，有所为有所不为，理论上我们也清楚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但在实践中还要逐步完善。从改革发展的进程上看，或是从老百姓的意愿来讲，改革都是要进行的。我是从企业来的，而且长期在企业工作，在温州工作不到两年，曾在政府专业管理部门干过。我对企业很了解，比如项目的投资，只要符合法律法规，符合行业和产业政策和导向，政府就应当批准。温州更多的是民营企业家在投资，他们比我们更着急。政府管理政府的项目，我们重视过程也重视结果。我在企业干过，比较重视成本，重视效益，对于政府来说，既要重视经济效益，更要重视社会效益，政府的服务也是一种商品，也有交换，也有质量，也有供求关系，对老百姓提供的服务要考虑是不是老百姓需要的，这种交换不是体现在经济上，而是体现在满意度上，这就是供求关系。所以我们强调为纳税人服务，为经济主体服务，尊重纳税人，服务好纳税人。去年，我们开始了一场效能革命，舆论反映很强烈，特别是网民对有关禁令，比如不吃拿卡要、不态度刁蛮、不拖拉等有很多评论，说这是最基本的。但我们就是要从基本的做起，我们也动真格，专门成立了投诉中心，也处理了几百号人，当然效能革命不是以处理多少人为目的，而是要提高老百姓对政府的满意度，去年的测评可以看出老百姓的满意度还是有所提高，效能革命还要深入下去,通过效能革命变成服务性革命，变成效率革命、法制革命，最后用制度规范我们的程序，让权力在阳光之下运作，政府改革就是按照中央提出的要求去做，那就是我们的目标。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要找突破口，逐步完善。今年我们还是继续效能革命，重点是服务和效率，我们要求我们的工作人员不能在工作中以行与不行来回答我们的服务对象，不行也要想办法，要用心工作，而不是用力气工作。政府改革说到底就是工作程序的再造，也就是说不能沿用计划经济的那一套，工作程序的再造要涉及到各阶层的不同人的利益，改革是非常难的，因为涉及到分配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