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彭年：做好事专业户

　　

余彭年，原名彭立珊，1922年出生于湖南省涟源市蓝田镇一个普通商人家庭。

　　(导语)余彭年认为，做好事需要精力和时间，否则也达不到希望的效果。所以他辞去董事长的职务，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做好事。

　　本报记者 薛京

　　“你们做这个榜等于做好事，比出钱更有效！”余彭年对《公益时报》说。他强调 “等于”两个字，以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我这次排在第二名，如果有更多的人排在我前面，那更好啊。我做得好，有人比我做得更好，我会很高兴啊。”余彭年难掩喜悦之情，语速很快，语调热情而有活力，难以想像他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

　　(小标题)用心良苦做好事

　　“我现在做‘光明行动’，我要亲自看到病人动手术直至康复的整个过程，我要亲眼看所有的钱全部用在了患者身上。”余彭年的普通话中杂有湘、粤痕迹，虽然个别语词听不真切，但每个字里饱含的热情是易于感知的。

　　对自己每一次慈善行为的每一个细枝末节，余彭年都会不遗余力地亲自督办，“否则我不放心。”

　　余彭年的不放心由来有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他给家乡湖南捐赠了10部救护车，“不是一两部，一共10部啊。但后来我发现，有个别人拿我这个车做专车了，我很不开心。”

　　这10辆进口三菱救护车在当时是世界最先进的，配套的救护设备也非常齐全。但两年后他却被告知，车被改造成掌权者个人的专用车，而车内设备已不知所踪。

　　盛怒的余彭年将车全部收回，转赠给涟源县几家医疗单位。然而他再一次领略了愤怒的滋味，救护车再次被挪作私用了。

　　“钱拿给他们就不见了，所以我现在要亲眼看到我捐出去的钱用在了该用的人的身上。”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实属余彭年的无奈之举。

　　由于几年前患过白内障，对生活在黑暗中的痛苦有切身感受，余彭年于2003年启动“彭年光明行动”，计划用3至5年的时间，捐赠5亿元人民币，为中国贫困地区的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白内障复明手术。

　　“有钱人我不管，没钱人全免费。”余彭年说，“我亲眼看到那些病人重新恢复了光明开心的样子，我心里才踏实。”

　　(小标题)做好事需要时间和精力

　　“等我见了马克思后，我的财产不想留给儿子。我这个五星级酒店等于是一只不断下蛋的母鸡，这样就能保证做好事的持续性。”余彭年把他的慈善事业称之为“做好事”。

　　2000年，余彭年倾其所有，耗资20多亿元建成了中国第一座慈善酒店彭年酒店，酒店开业时他便对外宣布，将这只“可以不断下蛋的母鸡”所生的“蛋”，即经营纯利润，永久捐献给社会福利和教育事业；在他有生之年，酒店不出售、不变卖；在他百年之后酒店产权不赠与、不继承。

　　为了保证“母鸡”能下出又大又好的“蛋”，余彭年事必躬亲，工作起来干劲十足，“像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酒店的员工这样评价时年82岁的余彭年。

　　但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为了把更多的关注投入到慈善事业中来，2004年6月1日，彭年酒店交由希尔顿国际酒店集团委托管理。早在当年年初，余彭年就辞去了该酒店董事长的职位。“我要专心专意做好事，”他说，“做好事没有精力没有时间也做不好，所以我要专门做好事。我宁可每年拿1500万元委托管理费给希尔顿，来获取我做好事的时间和精力。”

　　近日，余彭年正在筹建他的第二只“母鸡”，“我在龙岗买了块地，67000平方米，我准备再盖一座五星级酒店。”

　　(小标题)做好事的纯粹境界

　　余彭年从1982年起，便迈出了他“做好事”的第一步。他捐献数千万元在家乡涟源市兴建立珊学校、处理污水的立珊水坝、彭立珊救护中心等。目前，他的捐献范围已遍及中国。在长达24年的时间中，他的慈善行为受到社会广泛好评，但同时，也遭到部分人的非议，认为他这是“作秀”、“营销手段”。

　　“手段？！”，余彭年的语气中带有明显的愤怒，“我为湖南捐赠几千万，政府可以给我很多机会，但我在湖南从来没有做过一笔生意，也没有做过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他旋即又笑起来，很达观地说，“我是纯粹捐献，不附加任何条件，这些都是可以去调查的。别人爱怎么说随他去吧，反正不管他们怎么说，我仍然要做好事。”

　　提到个别企业家在为社会进行捐献时的动机，余彭年毫不隐讳地说：“这个我有看法。我不是暴发户，我的钱是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捐出去的也都是真金白银。不像有些人，钱从左袋拿到右袋。不过不管他们的钱从哪里来的，只要做好事我就赞成。”

　　(小标题)做好事源于父母遗愿

　　余彭年并非一夜暴富，“我拉过黄包车的啊。”他感慨道。

　　幼时的余彭年曾目睹家乡发生水灾时的凄惨景象，家中赖以维生的东西几乎被洪水劫掠一空，全家八口无家可归。艰涩困窘之际，乡亲们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

　　余彭年心中至今充满感激之情，他说：“如果不是在大家的帮助下重建家园，也就没有今天的我了。”他一直牢记父母生前的叮嘱，“日后如有出息，一定要为家乡做几件好事。”

　　上世纪40年代中期，余彭年离开故乡，只身一人闯荡上海滩。除了拉黄包车外，他还摆过地摊，打各种零工。1958年，余彭年辗转香港。他从勤杂工干起，历尽了生活的磨难。因此，对创业艰难，余彭年深有体会。

　　“我在港台呆了50年呢，先打工后做老板，我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余彭年的第一桶金将近2000万元，但随后又在股市的投资中全部失去。余彭年没有从此萎靡不振，在零的基础上又重新振作起来。

　　在追逐金钱的过程中，面对它的得而复失和失而复得，余彭年觉得自己开始成为金钱的驾驭者，而不是膜拜者。

　　巨额财富的拥有者余彭年，今天还保持着质朴的生活习惯。据余彭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他常穿的一件外套，后背和腰身处都被手工缝制上松紧带，他说这是“合理利用，胖瘦都可以穿”。

　　(小标题)应鼓励越来越多的人做好事

　　“有些山区生活蛮苦的，吃不饱的有，没有衣服穿的也有。政府想救济，但也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应该鼓励海外人员都来做好事，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余彭年坦率地说，“外国人说我们中国人没有人权，这就是人权的体现。”

　　2002年6月，余彭年向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员会递交信函，请求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立法，保障他所要捐献的慈善财产的安全并合理使用。

　　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对此做出积极反应，于同年7月8日复函余彭年，“有关您的捐献意愿，我们将迅速采取行动，并按照国家有关法律的规定，仔细研究，妥善处理。”

　　2002年12月9日，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员会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余彭年慈善资产管理规定(草案)》，并计划提交深圳市三届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如今，时间已两年有余，此事再无下文。

　　余彭年说过，“海外侨胞并不是生下来都注定能发大财、成为大富豪。其实，他们大都是凭着一双空拳、苦打天下起家的。每一块钱都凝结着侨胞的血汗，饱含着他们的心酸。然而，只要事业有成，他们都不会忘记为家乡造福……”

　　他认为，政府目前对慈善事业的鼓励程度还不够。“有很多人想做好事，政府其实应该很好地利用大家的积极性。《公益时报》的此次活动很好，这样就能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来。”

　　“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自古有之，但改革开放以后，这类事情已很少提及了。”余彭年有些惋惜。

　　(小标题)钱要用于做好事，而不是留给孩子

　　“你们一定要把我这句话写进去：儿子强于我，留钱做什么；儿子弱于我，留钱做什么。”几乎每次面对媒体采访，余彭年总会把这句话语重心长地复述一遍，他认为，“为了给儿子、孙子留下遗产，创造各种好的条件而搞得身败名裂的大有人在。我不这样想，他们有房子住，有工作做，有这个就足够了。”

　　余彭年有两个儿子和两个孙子，他没有给儿孙们介入彭年大酒店的管理工作，只让他们在酒店的基层做小职员。“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他们要是没有能力，大厦的基业会被败掉。”

　　“我的思想是第一位的。”余彭年认为自己达观的处世态度才是儿孙们应该传承的。

　　有人称余彭年是中国的卡内基，他谦逊地说：“这一点点钱不够资格，我不能和他们比。但我的思想可以与他们比。”

　　“我要在中国起个带头作用。”余彭年快乐地说，他用“做好事”来构筑自己“人到无求品自高，助人行善是快乐之本”的生命境界。

　　采访后记：

　　余彭年非常热心地给记者发来他亲自设计的报纸版式，他笑称自己年轻时做过记者编辑。看着构图大气，色彩运用得体的版面设计，真疑惑是专业人士的手笔。此外，他说自己的普通话说的不好，怕记者在采访中对他说的某些具体数据产生误解，特意叮嘱秘书高小姐与记者核实文中的各项数据。年龄于余彭年而言似乎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注脚，他的生命在岁月的流逝中是成长而非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