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开发十五年的光荣与梦想(2)

　　第二篇：

　　张江高科2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承载着无数人的创业梦想，也承载着浦东的未来

　　张江高科：创业之梦始于此

　　文｜ 张衍阁

　　人物：

　　俞强：安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刘东华：必特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周敏：吉尔生化(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高比布：大汉三通副总经理

　　“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张江高科站到了。”地铁二号线的列车车厢里的广播告诉乘客。而对于从地铁里涌出来的年轻人来说，张江高科却是一个起点，其意义也远非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被寄予了太多的创业梦想和希冀。

　　无论是陈天桥演绎的IT业界资本神话，还是常兆华引领的医疗器械创业传奇，都为这种梦想提供着现实中的生动注脚。而中芯国际、宏力半导体以及罗氏制药等国际著名公司的成片厂房则在刺激着创业者们的视觉神经，为他们拓展着更大的想象空间。

　　“背着书包进来，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出去。”对于怀揣专利技术或者创意四处求职的年轻创业者们来说，原张江高科开发公司总经理戴海波的这番话所能产生的诱惑力，也足以让每一个人热血沸腾：这是一个创业的季节，空气中弥漫的都是财富的味道。

　　让梦想生根发芽，及至开花结果，所需的显然不仅仅是一腔热血。当融资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产品销路问题、商务成本升高的问题等事无巨细接踵而来的时候，创业者们的诉求也日益具体而细微；而上海市政府和园区致力于提供的，也不仅是激荡人心的口号，更主要的是落到实处的政策和服务。

　　选择张江

　　“在张江高科我们依靠无形资产可以占35%的股份，但是在其他地方想达到这一比例很难被批准，一般情况下无形资产可以占到20%的股份，”在提到为什么选择在张江落户时，安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裁俞强博士说，“浦东新区政府和张江的管理人员脑子比较活，能够有魄力做一些事情。”

　　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的俞强博士是中国“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生物学界的第一批留美学生。在波士顿大学度过了10年的研究生涯后，他于2003年回国与现在仍在美国的教书的另外三名同事兼朋友合作创办了安普公司，目前还主要从事中草药的筛选和研发。

　　像安普生物这样由归国留学生创办的企业在张江已有500多家。张江已经成为海外留学人员首选的创业热土。

　　吉尔生化(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敏的另一身份是园区留学生联谊会的副会长。对于1996年回国创业的她来说，选择在1998年5月入住张江需要的是非凡的眼光。

　　“虽然张江高科技园区在1992年已经成立，但是当时还没有‘聚焦张江’的提法，张江还是一片农田，所以选择在张江创业是面临着很大的压力的，”周敏坦陈，“但是我们还是看好张江的前景，并且也能够和政府工作人员有着很好的沟通。”

　　“我们园区的工作人员服务意识很强，都富有热情和激情；园区对人才的素质要求也很高，毕竟我们服务的对象都是高素质的人。”张江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的范岑君介绍说。对于只懂技术的创业者来讲，市场、财务、管理、法律都是他们要着手解决的问题。“我们就是通过引进各种中介机构以及开办各种论坛和信息培训等方式为创业者提供尽可能多的服务。”范岑君说。

　　事实上，作为国家级的高科技园区，在开发之初，张江高科技园区内的企业在所得税上可以享受减半的优惠。但是目前随着内外税并轨提上议事日程，以及进入门槛的逐渐提高，有些优惠政策会渐渐淡出。

　　据园区内的部分企业反映，进入之初，园区曾经承诺过6年的“零租金”，但这一承诺不但从未兑现，而且房租是一年比一年高。如今，园区的软环境的建设越来越成为吸引企业落户的主要因素。就《全球财经观察》走访的众多张江高科技园区里的中小企业来看，“群聚效应”和“品牌效应”成为这些企业落户在张江的两个最主要的原因。

　　“我们跟园区内其他生物医药公司联系很多，工作人员也可以相互交流学习，实验器械等也可以互通有无，这样，技术上的横向联系就加强了；另外，因为可以跟其他的药厂配套，产品的销路问题也可以部分地解决，我们的很多客户就是园区内的企业。”周敏认为，园区内的产业群聚效应给企业带来了不少方便，并且这也越来越成为园区吸引更多的创业者落户的重要原因。

　　“张江已经形成一个很好的品牌，这块品牌具有很大的利用价值。”大汉三通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比布坦言。在浦东软件园内和大汉三通比邻而居的必特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是首批入住软件园的企业之一，其总裁刘东华先生也认为，对于园区内的企业来讲，张江高科本身就是很好的无形资产，以浦东软件园的名义出售产品对于产品市场的开拓大有裨益。

　　“就张江的大的工作环境来讲，这里的工作人员大都是满怀工作热情和创业热情的年轻人，我们公司90%的人也都是年轻人，使得这里有一种充满激情、昂扬的工作气氛。”周敏说。

　　创业环境有待改善

　　俞强博士是幸运的。安普生物的注册资金是人民币2000万元，对于一家普通创业企业来说，这一数字已不算小。但是对于制药这一周期长、投资大，动辄需要数亿资金的行业来讲，这点钱显然很难让他觉得够用。在政府的支持基金应该是“锦上添花”和“临门一脚”，还是“雪中送炭”的问题上，他颇费了番口舌。

　　周敏则自称吉尔生化创立至今没有从银行贷过一分钱的款，公司资产从起初的20多万到去年的2400多万，完全靠自有资金滚动发展。“银行的贷款门槛太高，比如说担保费用的问题就很难解决。”周敏对此解释说。但是她也对园区现有的服务水平表示理解。毕竟，每个企业都有具体的情况，同一家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会有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主要还是要靠企业自身。

　　“我们一直力图为园区内的创业者提供融资平台的搭建、中介服务机构的引入、信息的发布和培训以及市场推广等各方面的服务，并且受到了园区企业的广泛欢迎，”张江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信息主管武光明介绍说，“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所限，高端的一对一的服务、个性化的跟踪服务等是我们的薄弱环节。”

　　“这些服务工作他们一直在努力做，比如一些融资信息和市场信息的发布，以及融资平台的搭建等，但是现在仍有很多方面做得远远不够，”大汉三通副总经理高比布说，“现在园区内企业之间的沟通大都是自发的，园区没能提供企业之间沟通的平台，另外园区内对把企业和相关产品推荐到国外的工作做得比较好，对内销的产品却鲜有提及。”大汉三通的网络通讯运营业务主要在四川和重庆开展，其产品则在中国国内十几个省份销售。

　　在必特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刘东华看来，园区工作“纵向上力度不够，政策和落实之间存在脱节，可操作性的东西不够”。对此周敏举了上海市著名的科技“十八条”的例子，即1998年上海市政府首次颁布了《上海市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没有一条具有可操作性”，后来该规定几经修改，仍难尽如人意。

　　事实上，随着商务成本提高，张江也面临着长三角其他地区的竞争。已有众多的企业将注册地选在张江，而将生产基地放在了周边地区。“张江这边的办公室只是一个窗口。”高比布说。

　　吉尔生化则将自己的生产基地分别放在了江苏的丹阳开发区和上海的紫竹高科技园区。“我们在紫竹拿地是每亩13万元，当时张江的地价是每亩48万元，现在则涨到了80多万元。”周敏说。对新进入的企业来说，这将是很大的负担。外地开发区适时推出的低地价或者零租金，使得大企业选择上海周边地区已经成为趋势。

　　但是，受访的创业者们大都仍然认为，无论从服务机构的集中度，还是各种信息的密集度，以及政府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来看，张江高科所达到的水平还远非周边其他高科技园区可比。

　　如今，张江集团公司正在大张旗鼓地进行园区生活设施和文化娱乐设施建设，并且引进了一批高校入住园区，以期使园区的各种功能更加完善。“整个园区功能定位的超前以及合理的产业布局，都使得张江仍具有持续的竞争力和吸引力。”刘东华认为。

　　“开往春天的地铁”

　　入住张江已有七年时间的吉尔生化总经理周敏见证了园区内众多企业的兴衰。据她透露，与吉尔生化同一时间段入住张江的企业如今存活下来的已经寥寥无几。对于众多初创的企业来讲，能够挺过前三年的已属不易。对于新生的企业来讲，无论是资金的掣肘，还是管理的疏漏，无论是商务成本的高企，还是行业内市场环境的变化，都有可能使企业危若累卵，甚至导致灭顶之灾。

　　从这个意义上讲，大汉三通是幸运者。2004年网络通讯行业哀鸿遍野，众多运营公司倒掉，而大汉三通却得以存活。如今，幸存的大汉三通踌躇满志，誓要引领房屋租赁的“行业革命”。安普生物研发的治疗炎症和肿瘤的中草药也有望投入临床试验。正是这些幸运者，激励着后来者朝着自己的梦想进发。

　　寄予张江高科希冀和梦想的，显然不止地铁里涌出的这些年轻的人们。2004年以来，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在各种不同场合指出：“如同上华山只有一条路一样，上海下一步的发展也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依靠科技进步，依托科教兴市来深入进行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

　　1999年开始实施的“聚焦张江”战略以及同年开通的地铁二号线带来的高新技术企业和人才的聚集，则使张江高科技园区理所当然地成为上海市“科教兴市”战略的引领区。

　　“浦东的未来在张江高科。”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秘书长杨周彝对《全球财经观察》说。此时，阳光正照耀着园区里的白玉兰。春天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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