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李继培 转贴自：本刊记者
胡大模笑了，快乐的笑声通过电话像电流一样富有穿透力。
胡是当年在重庆享有盛誉的华康银行的创建者——胡子昂的长孙。伴随着设立民营银行的讨论风生水起，他以先天的优势开始盘算恢复父辈的生意，重张华康银行。
“非公经济36条”的出炉，让胡看到了成功的希望。
“‘非公经济36条’的春风虽然来得比较晚，但这也标志民营银行试点终于到了突破的前夜。”有“民营银行之父”之称的经济学家徐滇庆对记者表示，开心的不止是胡大模，对于酝酿民营银行的多家试点单位而言，好日子似乎真的要来了。
突破前夜的变局
中国银行业一直是国家“一股”独大，截至到目前，中国比较大的银行中允许民营企业参股的“特例”仅有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他在民生银行的参股幅度也未超过央行规定的10%。“非公经济36条”虽然短期内不会改变这种格局，但它预示着一个新的变局正在悄悄酝酿。
中国银行业改革是个艰巨的任务，这点是不得不承认。仅近两年发生的事情，足够让人心惊肉跳。
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前任行长刘金宝被起诉、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向上海农凯发放3亿元贷款案、民生银行准备赴港上市之机曝出的股权疑案、中银百万存款被卷，这些都一次次提醒人们中国银行业在公司治理、内控制度、风险管制方面还有许多重要的工作要做。
回顾中国的经济改革历程，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是在内外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实现的。单纯靠外部力量推动，则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银行业的改革也一样，放开民营银行成为关乎改革成败的关键路径。
这一点已有很多有识之士意识到，徐滇庆就是其中之一。徐认为，民营银行更为重要的意义也许还不在于他们可以为广大的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民营银行的制度创新为国有银行提供一个对立面，加强金融市场的竞争环境，从而促进国有银行的改革。
与此同时，近几年徐滇庆领军多家民营银行为试点做着不懈的努力。这些民营银行试点的机构主要分布于广东东莞和深圳、江苏江阴、浙江台州和义乌、辽宁沈阳和大连、重庆等地。
2004年8月，浙江杭州，一家名叫浙江商业银行的银行挂牌成立，因为15家股东中有13家是民营企业，他们占去了约85%的股权，因此人们很自然地把它划入民营银行的序列。
毫无疑问，诸如浙江商业银行这样的银行的出现将为中国的银行体系引入更多的市场化力量。这种力量的增加似乎还太过微薄，对民营银行而言，这是继民生银行成立之后的又一大进展。
更令人耐人寻味的是，这家获得重生的银行生在“非公经济36条”的之前几个月。“这可能是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一个指向性的途径”，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如此评价。
三位经济学家的建议
本着在金融领域坚持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并重的原则，民营银行的出现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方向。正如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易纲教授所说：“假如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就在于在国有经济之外长出了非国有经济，并且非国有经济成为对经济贡献和就业的主力，如果这个成功的经验能够在金融领域得到重复的话，中国的金融业一定有一个非常好的前景。”
相同的是，民营资本对开办民营银行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渴望。包括深圳中科智集团、江苏阳光集团、浙江泰隆城市信用社、辽宁东大集团、陕西丰佳集团等民营企业，还有一家设在北京的金融审计公司等企业已经为开办民营银行做了3年多的准备，给有关部门打了7次报告。而且，包括重庆在内的各地都在不断传来争取开设民营银行的消息。
另一方面，民营银行圈钱的担忧依然存在，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认为，他在研究亚洲各国银行业后发现，民营银行最大的问题就是股东贷款。而那些失败的民营银行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股东一开始就企图通过银行来圈钱。
据现有的规定，银行向其股东或是股东的关联企业贷款的最高限额是1%。但易纲建议，1%的限额也应该取消，民营银行不能够向关联企业贷款，这样就会从根本上否定民营企业进入银行业的第一个目的。
除此之外，经济学家林毅夫还建议，经营银行的人或企业必须要有相当大的投入，也就是说，当银行失败了以后，不仅仅是把别人的钱玩输了，而且也是把自己的钱玩输了。这就要求银行要具备相当大的自有资金，而且自有资金不能太分散，应该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拥有，因为如果将这些自有资金被分成100家拥有，那么这100家谁都对银行没有太大的责任，谁都不会觉得损失很多。
如果这三位对中国金融界有着举足轻重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的建议能够被当局采纳的话，这就意味着，只有那些资金极为雄厚，而且是真正想把银行作为一种产业来经营的民营企业才有可能走进银行业。
试点渐行渐近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全面开放民营银行的条件尚未成熟，但是，“非公经济36条”的出现和经过几年的努力，在有限地区进行民营银行试点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且渐行渐近。
讨论民营金融试点的时机是否成熟的标准也许应当包括如下几点：有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持？是否有指导意义？有没有支持试点的外部环境？有没有能够推动试点的研究力量？会不会出乱子，闯大祸？管理层的态度。
现在的状况是，经过国内外几十名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民营银行二百问》已经完成。尽管这本书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推敲，无论如何，从理论上来讲，开放民营银行的关键问题已经梳理清楚了。
其次，经过几年的整顿之后，国内金融形势比较平稳，为民营银行试点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现在开展试点，水到渠成，不会造成严重的冲击和误解。
最为关键的是，“非公经济36条”的出台，将会成为民营银行的催化剂。
“开闸”不一定“涌流”
民营银行在2005年面世，其有利条件是很多的，首先是“非公经济36条”的实施给民营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机会与潜力所带给民营银行的外围生存环境与空间。
从表面上来看，民营银行开闸已成定局。就连被人们误认为是民营银行的最大反对者王自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他从来就不反对民营银行，并且相信若干年后肯定会有为数不少的民营银行出现。
但相对长期为民营银行鼓与呼的乐观者而言，民营经济研究会的会长保育钧就显得很冷静，私营企业可以参股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但没提及可以新组建这样的字眼。
就算这个问题不存在，在落实和操作中也会因涉及既有利益格局的调整而“雷声大，雨点小”，经济学家魏杰显然也并不乐观。
“开闸”不一定“涌流”，这一中国式的怪圈可能在民营银行的身上再次上演。
民营银行在制度创新上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在实际业务上对国有银行的挑战。随着民营银行的成长，通过公平的竞争，国有银行有可能完善自身的运行和监管机制。
民营银行寄望通过民营化来对国内银行进行改革。当然也有反对者。香港中文大学首席教授郎咸平曾在一公开场合表示，通过调查全球958家银行，他发现银行产权一旦被家族或是国外的金融机构掌控，所产生的后果往往是很难控制的。以某些东南亚国家为例，整个国家的银行体系就操控在少数大家族的手中，这些家族借助一连串的运作，最终竟然能够将家族集团的负债转为由全国人民来偿还的国债。
“如果现在假设银行真正向着民营化的道路走下去会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的话，谁又能保证它不会是个坏的结果呢？”郎咸平说。
就在非公经济36条公布的前几天，从中国银行业的最高管理层也传出了另一种声音。
1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一位高管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证券市场与金融体制改革理论研究会”上，更是发出了一连串疑惑：“究竟什么是民营银行？能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吗？中国银行业改革的首要问题是什么？是产权，还是其他问题？”
堂堂央行高管在民营银行热烈讨论了10多年之后，竟抛出这样一个问题。可见，开闸之后的民营银行“暗流”还会很多。
“暗流”不仅仅来自外部，就民营银行自身而言，人员的专业化和业务的专业化也是民营银行要面临的考验。
另外，民营银行的风险也令人担忧。民营银行至少应有3年的试运行期，并在这期间建立关于民营银行准入审核的新法规，尽快建立防止风险的银行存款保险制度、金融审计制度等。
而所有这些都将决定民营银行不会一蹴而就，准入的口子开了，前方路显然并非坦途且还很长。
徐滇庆：草根金融要“先谋而后动”晚到的春风
记者：你是怎样理解“非公经济36条”对民营银行的影响的？
徐滇庆：这里虽然没有标明“民营银行”的字眼，但相当于给了民营银行一个准入的门槛，对民营银行而言，它是晚到的春风，民营银行已经到了突破的前夜。
记者：我们通过网络可看到，在过去的一年里，你领军的几家民营银行的试点好象没有多大的动作？
徐滇庆：我们在做很多工作，只是没说而已，换一句话，也可以说我们是积聚力量。
记者：在突破的前夜如何实现民营银行准入过程中的公平竞争？
徐滇庆：在新的民营银行审批过程中应当强调多元化和透明化。新银行的最终审批权必须高度集中在中央银行手中，但在推荐过程中应当实现多元化，尽量避免由于金融领域中的寻租活动，让不合格的银行混进金融市场。
应当指定一家主要报刊作为披露申请单位报告的主要新闻媒体。申请单位的主要文件应当在这家报纸上公开发表，并建立读者评论专栏，鼓励民间对申请单位的材料提出批评意见。在互联网上建立专门网站，所有申请者的资料都要在网上公布。在网上邀请更多的人参与对民营银行资格的审查。召开专门的学术会议对申请单位的报告进行评论，鼓励几个申请单位在会上公开辩论。
民营银行绝不是私人银行
记者：您能否告诉我们的读者，您和您的同事设计的民营银行，究竟是怎么一个模样？
徐滇庆：我们要的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新型股份制银行，绝不是私人钱庄，也不是低档次的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
但有必要强调的是，这次我们主张办的民营银行，决不是私人银行。我们设计的民营银行，最大股东不能超过8%。但你要理解成是私人银行，是不是说某一个人也可以办一个银行。如果概念不清，就会给很多金融投机分子创造机会。
记者：根据你的研究，对民营银行的准入资本金有什么要求？
徐滇庆：对准入资本金政策的制定应做实际调查，可以先征集愿意进入的、信誉良好的社区企业家名单和人数。够资格的人数应当足以发起5～10家民营银行。然后询问他们可能的投资数额。假如一家民营银行最佳的核心股东为5～7人，每人的资本份额为5%～8%，最高出资额为1000万元人民币，则启动规模应在1亿元人民币左右。
记者：众所周知，银行的主要负责人对银行的业务开展具有非常大的影响，请问民营银行的主要负责人从哪里来？
徐滇庆：创建民营银行最大的困难之一恐怕就是对金融人才的挑战。我曾多次去台湾考察，台湾在1990年开放金融，一下子成立了15家民营银行，有些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都来自原有金融体系，这些银行驾轻就熟，业务开展得很快。但久而久之，旧体系中的毛病又都爆发出来，问题层出不穷。
在民营银行创办初期，主要的金融业务人员必然来自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但要特别注意吸收在外资银行中已有相当经验的高素质的留学人员回国参加创办民营银行，也可以考虑从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聘请具有丰富金融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担任民营银行的董事长或行长。
邻国教训
记者：你近年走访了许多国家，并和当地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一起合作研究如何防范金融风暴，能否介绍中国周边一些邻国在开放民营银行方面的经验教训？
徐滇庆：俄罗斯在1991年前后全面放开了金融业，结果一下子就冒出来两万多家银行，其中多数是金融骗子，到处坑蒙拐骗，把俄罗斯金融搞得一塌糊涂。清理那些恶劣的金融机构，使整个社会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印尼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鼓励民营银行的发展，到1997年，民营银行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50%，其中有些民营银行的资产质量和管理水平大大高于国有银行。但印尼在开放民营银行的过程中并没有建立健全严格的准入法规，特权集团混水摸鱼，有许多民营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被控制在苏哈托家族手中，公子王孙、达官显贵利用特权，捷足先登。
韩国为了实现其赶超战略，鼓励大企业和银行合作，韩国的八大财团因此都得到了银行大量信贷，低成本的资金使得韩国财阀迅速扩张。但严重的亏损使它们负债累累，这些财阀不计成本的恶性扩张为韩国金融体系埋下了地雷。当金融风暴袭来之时，财阀的坏账迅速拖垮了整个金融体系，导致无法挽救的灾难。
记者：从中我们能吸取那些教训？
徐滇庆：第一，在开放金融领域的时候绝不能放松对金融风险的监督管理；第二，不能让特权集团或者军队、司法部门来办民营银行；第三，不能让大企业来主办银行；第四，更不能毫无条件地让外国资本进入金融业。
金融改革就像开车一样，宁可慢一点，稳一点，也要比开快车，翻到路边水沟里强。强调要慢一点，主要指要下力气制定三大法规：民营银行准入、监管和退出法规，然后，通过试点完善这三大法规，有了法规和试点的经验才能够全面开放金融领域。开放民营银行是金融改革的核心，要“先谋而后动”，与其大轰大嗡，还不如认认真真做好研究。我们相信在民间有着极大的创造力，一旦将民间的金融力量释放出来，中国将出现一个全新的金融格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