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无错也问责 漩涡中的下课官员

　　

资料图

　　重庆渝北区交通局的5名局领导，成为中国首批因绩效考核不过关而集体下课的官员

　　-本刊记者/ 王刚(发自重庆)

　　2005年3月17日下午6点半，重庆市渝北区交通局局长助理樊照华决定回家了。

　　外面已经飘起了零星小雨，樊照华试图下楼去门房找一把伞。但他发现了一个记者在外守候，一溜烟上楼又回到了办公室。

　　一个月前，樊在局里的职务还是纪检组长(副处级)，转眼间被降为局长助理，级别组织上没有明言，樊自己的理解是正科级。

　　与樊照华同时被“贬”的，还有4名同事——原交通局局长邓万学、副局长朱长举、副局长詹如举和局长助理童作良。其中邓、朱两人辞职后到区房管局与水利农机局任调研员，詹如举与童作良留原单位，职务分别是局长助理和助理调研员。

　　上个月25日，他们所执掌的交通局，已是连续两次在区委进行的部门服务社会评议中名列倒数第一。

　　因绩效考核倒数致使领导班子“集体下课”，据称在重庆乃至全国还是首例，

　　而对涌来的媒体，樊照华被推出来充作5人的“发言人”，因为樊搞过多年的组织工作，区委认为，他应该能体会组织做此决定的意思，说话会有分寸。

　　这是一个可能令樊尴尬的差使—— “集体下课”的依据是2003年重庆市出台的《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该办法被称为中国内地第一个以政府规章形式出台的“高官问责制”。

　　而那时樊正好在重庆市委组织部任职，见证了这项制度的出台。那时，他显然无法预料，自己竟成为撞上“问责风暴”的第一批官员。

　　无错也“问责”

　　“交通局的领导班子犯了什么错？”

　　这几乎是每个记者都提出的问题，也让渝北区委难于明确回答。实际上，交通局的原有班子并非不作为，局里的工作也不是一无是处，更难以挑出什么明显的错误。

　　身处风暴中心，樊照华每次面对媒体都要重复相同的一句话，“我们努力了，但还是两次触碰了高压线，我们没有任何怨言。”

　　2003年12月3日，中共重庆市渝北区委正式实施了《部门服务社会评议办法》，这项被樊照华看作“高压线”的评议制度这样规定：区委通过民主测评的形式，每年面向社会各界对进驻区行政审批服务大厅的34个部门进行两次服务意识、工作质量、办事效率、廉政等方面的意见征集，评议结果将作为衡量领导班子能力和政绩的一项重要依据，与干部的提拔使用和年度目标考核挂钩。

　　《办法》中特别规定，“对连续两次评议(含跨年度)倒数第一名的单位，责令该领导班子所有成员集体引咎辞职，该部门年度目标考核也实行一票否决”。

　　当时，樊刚从市委组织部调至渝北区交通局，发现这里与组织部的工作大不一样。

　　用他的话说，交通局的工作都在路上，而路好不好，都是明摆着的，群众看得清清楚楚。

　　当时群众间就普遍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渝北有全重庆市最漂亮的路，也有全重庆市最糟糕的路 渝北辖区内319国道的路况长期较差，来往过路车辆不少是附近采石的超载车，不仅安全受到影响，也给群众造成交通部门监管不力的印象。

　　不久，针对34个部门的第一次社会评议展开了。评议采用表格调查的形式，每位参与评议的人员(包括区领导，镇、街和区级各部门党政主要领导，开发区副科级以上领导，基层群众和企业代表等)一张，然后在对每个部门打钩或者填写意见。评议等次分为好、较好、一般、差4个等级，最终，评议结果由区统计局专门进行统计。

　　樊照华记得第一次评议结果出来后，排在末位的是国土局。这令当时国土局的领导班子局促了许久，迅速采取一系列整改措施，积极扭转群众中的“形象”。

　　到第二次评议结果出来后，倒数第一的帽子就转给了交通局。

　　社会评议中反映交通局最突出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交通建设城乡反差太大，乡村公路建设特别滞后，影响群众出行；二是城区公交车破旧、管理混乱，不少车辆乱停滥拉，违章超载情况比较突出，市民意见很大；三是辖区内319国道路况长期较差，过路车辆安全受到影响。

　　令樊照华当时感到有些诧异的是，反映的问题里第一个、第三个确实存在着，而第二个问题反映的情况，却并非属于他们管辖范畴，“那是交警部门的职权范围。但群众眼里只看见路通不通畅，这个黑锅只有交通局给背。”

　　对于确实存在的问题，交通局高度重视。科级以上干部还专门进行几天封闭式会议，认真地查找问题，制定整改方案，并且在以后的半年时间里，确实加强了对乡村道路与319国道的资金投入，仅对319国道就追加600万元的翻修资金。

　　而另一面，下半年交通局的工作任务日益繁重了起来，“市长峰会”、“一小时渝北”等压在交通方面的工作都使交通局投入了大量精力。

　　樊照华开始感到力不从心了。当他认为可以趁过年稍事休息一下的时候，第三次社会评议的结果出来了。

　　风暴后的官员命运

　　那是2005年春节前，一天晚上11点多，区委组织部的领导打来电话告诉他，“又是倒数第一。”

　　樊照华立即给局长邓万学拨去了电话。两人商量，与其眼睁睁地等着处理，不如早检讨错误，争取主动。那天晚上，全区停电，樊和邓提着笔记本电脑住进了宾馆。忙乎了一整夜，第二天樊将一份检讨送到了区委领导桌上。

　　区委领导给出的答复是，先“安稳过年”。

　　但樊照华这个年过得却不安稳，他深深地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因为对于交通局领导班子的处理意见尚未给出，大家都开始避嫌。大年初三，他试着给一位领导拨去电话，原本只是打算拜个年，接电话的人捂着话筒问，“樊照华的电话，接不接？”

　　2月中旬，区委常委召开讨论会，22位常委全票通过交通局领导“集体下课”案。听到消息的那一刻，樊照华心里反而轻松了许多。“评议倒数第一，不是闹着玩的。”樊照华当时给自己宽心。

　　2月28日，在有部分职能部门和新闻媒体参加的区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上，区委书记刘光全说：“邓局长在任职期间工作是努力的，但两次社会评议倒数第一，虽然做了努力，但群众不满意，这是根本的标准。”

　　区人大主任伍承志也认为，交通建设工作近几年一直是区委工作的重点，交通局确实做了大量工作，但离群众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

　　与此同时，第三次评议中位列倒数第二的渝北区商委两位副主任也被要求向区委区政府写出检讨，进行整改，最后被处以“改非”(改为非领导职务)，调整为商委“调研员”。

　　第二天，全省各大报纸刊登了重庆市渝北交通局班子“集体下课”的消息。晚上吃饭的时候，在西南政法大学上学的儿子拿着报纸和樊照华有这样一段对话：

　　儿子：爸别干了。

　　樊照华：不干这个去干嘛。

　　儿子：到我们学校门口卖麻辣烫吧，比干这个省心、赚钱。

　　樊照华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