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国有资产贱卖解疑之二

　　“国有资产仍然天天在流失！”

　　-《环球》杂志记者/卞卓丹

　　外国投资公司赢利是正常的

　　《环球》杂志：现在不少报道说，外国投资公司在购买中国国有不良资产时赚取了暴利。如何看待外国投资公司在此过程中的赢利？

　　韩朝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在研究了某些媒体对外国投行(外国投资银行)收益率的计算后，我认为这些计算基本上是合理的。回报率也就50%，每年12.5%的收益率也是合理的。

　　投行是高风险行业，一般预期收益率都很高，50%、100%是常见的，只有10%的就有可能不干了。

　　我们要认识到，投行运作是非常费钱的。国外会计师、评估公司的收费都是很高的，员工的人力成本也是很高的，都是各行各业的高级专家。另外，万一哪个环节失误，就肯定赔得一塌糊涂。大的投行之所以能做这个业务，是因为人才和经验，而信息的积累和信息模型也很重要，比小公司的预测要准确得多。

　　一般来讲，外国投行买下项目以后，自己不会直接做产业。一般要转手卖掉。因为收购的项目五花八门，不可能自己做那么多项目。他们会对项目进行重新处理后，再卖给产业集团，包括国外的产业集团。为了赚钱，他们有时会对一些项目进行投资，改造一下，一下子就增值了。这个增值幅度也很大。不过经过改造还是亏损的也有，因此说这是个高风险行业。德隆就是想做这个，但没这个能力，结果做垮了。所以，我们不能说外资挣钱了就是国有资产被贱卖了。

　　国内投资者的实力和经验与外国投资银行相比要弱一些，但一项一项来做也是可以的。而且因为他是中国背景，对国情了解得更透彻，在某些行业里来做预测的把握也许比国外公司更准。中国企业家也是非常精明的。关键差距是队伍、全球网络和经验。

　　国有资产流失形式不只存在于资产转卖过程中

　　《环球》杂志：目前我国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吗？

　　韩朝华：根据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长期研究，我认为，国有资产流失现象肯定一直大量存在，这是目前体制下的必然现象。

　　在资产转卖过程中发生的流失问题，只是国有资产流失的一种形式。还有其他五花八门的资产流失。

　　国有资产即使不转让，也照样在流失。这种流失大致上可分两大类：一种是玩忽职守，浪费。反正不是我的东西，没有精心使用和长期维护的动力。胡来，拍脑袋随便决策。几百万，上千万，上亿的资产因决策失误而打了水漂。管理混乱，效率低下，另外吃喝和在职消费也很常见。这种是官僚主义造成的。另外一种就是贪污挪用，变相私有化。通过各种方式，把这些资产转到私人的手上去。这完全是违法行为。

　　相对而言，在传统计划体制下，前一种比较多，改革开放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有了产权转让以后，后一种现象就越来越多了。

　　变相私有化的途径不一定是资产的出卖。比如说，一家国有企业的经理自己或其亲友有一家公司，他可以通过很多关联交易、内部交易，通过定价等形式把资产或收益流转到那家私人公司里去。所以关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一定不要仅仅局限于转让。转让只是其中一种形式。没有转让，资产照样在大量地流失。

　　剩下的不良资产和新增的1万多亿不良资产

　　《环球》杂志：目前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对国有不良资产的处置进度如何？

　　韩朝华：目前，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还有约1万亿元不良资产没有处理完。但目前的问题是国有银行中又在产生出新的1万多亿不良资产。没处理完的不良资产是1997～1999年产生的不良资产，而新增的不良资产则是来自2000年以来的经营。 90年代末期，有1万多亿不良资产拨给资产管理公司，那是行政命令。因为国有企业3年内要脱困。怎么脱困呢，免债是一种方法。负债率在70%或80%的企业，如果将其债务剥离掉，一下子就免掉几百万甚至千万元的利息，企业当年就能扭亏为盈。这样的剥离不可能严格按照市场化的程序严格评估、转让。

　　如果不良资产是交给一个民营企业去管理，他会很精心地去管理，怎么通过改造增值，然后再卖个好价钱，因为我要赚钱，至少我不能亏本。而现在实际上是亏本买卖。民营企业要来处置这些资产，是不会随便接这笔资产的。因为其中有的是烂账。严格来说，你的亏损部分我是绝对不接的。你亏损的东西你自己去买单。我接的只能是经过评估挤掉水分后，值多少我就接多少。资产管理公司的苦恼

　　《环球》杂志：资产管理公司处于处置国有不良资产的风口浪尖，不断受到外界质疑。你如何评价它们？

　　韩朝华：实际上，资产管理公司也很难。所以前几年处理得非常慢。一个是没有经验，第二个是不敢。因为当时就知道，这个东西要卖起来，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批评肯定是要出来的。1个亿的东西，卖了5000万，那另外5000万谁买单？ 为什么要以资产包的形式去卖，而不是一个一个去卖？就是因为有的项目实在太烂了，根本卖不掉，于是打包，好坏搭配。所以投行在接手的时候，这个资产包里有的项目是不可能赢利的，但这是买一些好项目的代价。如果一个一个卖的话，好项目被抢空了，烂的项目全部砸在资产管理公司自己手里。所以资产管理公司必须打包。包越大，里头的烂东西越多。

　　打包需要组合搭配，这是非常技术化、高度专业化的操作，需要经验丰富的会计师来做，也是风险性非常高的事情。 其实这几年，这几家资产管理公司的回收率在20%～30%之间，应该说还不算特别差。当然也说不上多好。国外私人资产管理公司做得不错的，回收率在50%～60%。代理问题困扰中国国有不良资产的处置

　　《环球》杂志：资产管理公司在国有不良资产拍卖过程中会受到哪些制约？

　　韩朝华：在中国，一旦处置权和自主权给企业后，就会出现一个代理问题。就是说，它处置和管理的资产不是自己的，而是为别人代理的。资产管理公司的经理、董事长只是国家委派的代理人。

　　代理人和委托人之间的利益不完全一致，这在公司治理结构上是一个著名的论题。这个代理有可能违背所有委托人的利益，把自己的利益考虑进去，来进行操作，而且他不会很心疼这些财产。在操作过程中，他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按照委托人的利益来行事，会想是严格按照委托人利益行事对我有利呢，还是玩点猫腻更有利。这就需要委托人对代理人进行有效监督，控制他的行为。但大量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信息不对称和资产处置过程的复杂性。所以监督是相对的，还主要靠代理人的忠诚和责任心等。 目前，大型国有企业的财务并不公开，也不需要到哪里去报告或接受人民代表的质询。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代理问题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现在我们怎么办？

　　《环球》杂志：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资产处置过程中的代理问题和资产流失问题？

　　韩朝华：从短期来讲，我们要加强监管，提高透明度。在选择企业领导人时选一些责任心强、廉洁的人，财务监督严格一点，加强审计，一旦发现问题就严惩。同时拍卖过程尽量公开化透明化。

　　但这些措施作用有限，都不可能根本解决国有资产处置中出现的代理问题和资产流失问题。

　　现在，国有资产仍然天天在流失，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流失。我认为，在目前的体制下，流失是必然的。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国企整体的民营化，尽快民营化，即所谓明晰产权，所有者到位。

　　然而，我对中国国企改革的前景并不悲观。因为在20多年来，我们的整体发展方向是正确的。政府干预企业经营决策的权力在收缩，民间的自由在扩大。如果这个过程继续下去，我们还是有乐观的理由的。将来走到经济的市场化、社会的法治化和政治的民主化，是完全有希望的。但这个过程不可能是理想化的过程，其中肯定会有丑恶的事情发生。应该看到这转型过程的漫长和艰巨。

　　理想的情况是能建立起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能使各利益相关主体在平等、公平的环境中进行博弈。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