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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准备如何？
《财经》：依你之见，中国对诸如禽流感、SARS或其他潜在传染病的大流行准备如何？
贝汉卫：我们觉得，中国抗击SARS的经验，使其对瘟疫大爆发有了准备，特别是在实施监测方面。中国卫生部网站已颁布了SARS和禽流感的监测预警机制方案。当然，关键在于执行。纸上写的与实际做的完全是两码事。特别是在那些没有和SARS打过多少交道的省份，一旦发生疫情，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执行预警方案，实现省内、省份之间以及省份与疫情中心的快速沟通。
《财经》：我们从2003年的SARS流行中学到了什么？
贝汉卫：说到SARS，我们还任重道远。SARS从何而来？我们很关注果子狸。当然，果子狸可以携带这种病毒，但就我们所知道的，它并不是病毒的最初来源。
我们需要弄清三件事——病毒的来源是什么？除了果子狸，还有什么别的动物携带此病毒？在什么条件下，病毒能从动物跳到人身上？当有关当局下令灭杀果子狸时，我们没机会对果子狸做研究。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答案。
SARS之战给人类的另一个教训是政府机构之间需要良好协调。面对禽流感这类问题，需要一个跨部委的协作方式。禽类发生疫情，必然涉及林业部和农业部。但公共卫生归属于卫生部。各部委之间只有靠沟通信息、协调工作，才能作出全面周密的应对措施。但由于各种原因，这种协调在许多国家都难以实现。一旦各部门之间实现精诚合作，以2004年上半年的中国为例，结果是公共卫生事业全面受益。
此外，我们还需加强对SARS的实验分析。至今，我们还没有针对 SARS的“黄金实验”。许多国家都在从事疫苗研究，中国也正在进行人体疫苗实验，但我们离真正获得人体疫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财经》：2004年发生了好几起源自医院和实验室的SARS病例。你对此是否感到担忧？
贝汉卫：我们在新加坡和中国的大陆、台湾都看到了生化实验的不安全操作。以前，我们就对中国的这种状况十分担忧。但2004年4月后，政府修改了有关规定，并接受了我们的帮助。目前我们已看到很大的改进。
但我们对那些中国还无法轻易解决的问题很担心。即使有资金投入，有管理与培训，一些问题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解决的。中国的医院和实验室还需要大量的监督和帮助。当公共卫生系统陷于瘫痪之中，学术研究就缺乏动力。当公共卫生部门及其工作者觉得他们得赚钱赢利时，出发点就错了。他们需要更好的财力支持。
《财经》：我们距离获得 SARS疫苗和禽流感疫苗还有多远？
贝汉卫：从SARS疫苗和禽流感疫苗的研究进展来看，要研制出能用于一般人群的疫苗还有待时日。全球有好几家公司和实验室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但鉴于这种疫苗的研制需要和强感染、强致病性的病毒打交道，危险异常，所以耗费时间。
研制SARS疫苗可能要花两年时间，禽流感疫苗一年左右。此外，禽流感疫苗还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一种疫苗研制成功了，它可能不适用于当前流行的禽流感病毒。换句话说，某种疫苗可能很快就会过时。
这使许多公司和实验室都不愿研制和开发这种疫苗。但这又是必须做的。我们没时间自满或不情愿。政府应积极投资，协助鼓励私营公司和实验室从事这项工作。这至为重要。公共卫生就是公众的上帝。我们无法将这些问题交予市场。我们已见过由此造成的危险，这就是2003年SARS爆发的一个重要教训。
本文刊于《财经》杂志出版的《世界·中国2005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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