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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交际场的赌场
一年中多数时候都享受着印度洋充沛阳光的斯里兰卡首府科伦坡的大部分时间里，店铺有气无力地开放着，这里的商业和娱乐活动远没有它的宗教气氛那样浓厚。倒是一些肮脏、不起眼的市井之地，垃圾成堆，乌鸦遍地拾食，忙碌地走动着光脚的兰卡小贩和戴着头巾
的家庭妇女，展现着充彻本土气息的原始生机。这些地方给许多底层的斯里兰卡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并衍生出其他的种种交易，比如倒卖外汇和皮肉生意。色情业被这个佛教国家明令禁止，却成为来自泰国、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等性服务业人员在当地的主要谋生手段。而这些鱼龙混杂之处最豪华的建筑往往就是赌场，在某种意义上，赌场成了底层和权贵、商人阶层的衔接物。Lewis Lee说，科伦坡没有太大规模的赌场，BALLY’S和MGM算是大的，MGM的老板很愿意在科伦坡华文报和华人广告公司登广告，收费贵点也不在乎，可能就是料定中国人口袋里的卢比和美元是最容易放到他的赌桌上的缘故。
王玉民把华人嗜赌看作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他认为，出境的华人越来越多，他们大多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异域，缺乏当地语言文化基础，难以融入当地社会，不约而同地走入赌场，“有钱人因娱乐生活单调乏味而到赌场消遣，辛劳的打工阶层因薪水太低而进入赌场去寻找机会”。
Lewis Lee说，赌场成本开支相当之大，去年科伦坡一家赌场一年要向政府上税1000万美元，今年税金再度提高，几乎翻了倍，要交将近2000万美元。并且，MGM从开放赌场设置到现在的10年时间，赌场光在食物与饮料上的支出就砸下天文数字，以确保能够将赌客留在赌场之内，他们光去年在这方面的开支已经达到5000多万美元，这样庞大的投资很自然地，使其他没有经营赌场的餐馆，完全失去竞争力，这也是科伦坡赌场周边的商业和娱乐如此冷清的原因之一，“我知道，1995年MGM开业前，科伦坡三区的餐馆还有60多家，开业后只剩下11家，等于有七八成的餐馆倒闭，而其中多数是中餐馆，可见华人在赌场的消费占了多少”。
1月4日，记者在BALLY’S赌场看到了在这次海啸中受伤的阿芳，她一瘸一拐地拖着伤腿走进赌场，跟赌场每个碰面的人笑着打招呼，全然看不出，几天前，记者采访她的时候，她还浑身是伤。听说，当天接受完采访，她又去赌场了。阿芳也是这几个赌场的常客，和每个工作人员都熟。她在MGM赌场里认识她现在的男朋友，是一名斯里兰卡现役飞行员，在这个国家这是相当体面的一个职业，这也是件让她在科伦坡华人朋友圈里颇为得意的事情。阿芳和另两个在海啸里死里逃生的中国女孩接受记者采访时有过很多顾虑。在赌场打工的中国人阿素后来告诉记者，事发后，在当地华人中有很多传言，说三个人当时是去加勒海边一家旅馆做应召生意的，“这让她们很生气”，阿素说，不过，另两个人的确是在科伦坡一家按摩院上班，“斯里兰卡禁娼，色情场所往往以医院和医疗按摩院的面目出现”。
从大陆到斯里兰卡做皮肉生意的小姐并不一定从开始就是直接奔着色情业去的。王玉民说，这个国家并不发达，也没什么市场，中国护照去斯里兰卡很容易签证，一些蛇头利用这点大量组织偷渡，最有吸引力的卖点，是说这个国家可以作为跳板到第三国谋发展，比如欧洲的主要国家、加拿大等，“办一个人的费用，他们收得很高，通常要3万～5万，钱到手了，人接到科伦坡，就不再管了，许多女孩子流落他乡，惟一能选择的就是色情业。因为中国小姐近年增多，她们之间也相互压价，一次性交易的价格甚至只有泰国小姐的一半”。
阿素对记者说，阿芳和易琴都做过蛇头生意。她说，在赌场一掷千金的易琴在上世纪90年代初靠办非法移民的资金起家，开了按摩院。那时候，色情业在斯里兰卡刚刚兴起，生意很好做，加上她骗到科伦坡的中国女人，没有工作做，最后就都到她的按摩院干活，“每月好的时候可以有1.5万～2万美元，房租和伙食都是小姐自己付，一次交易易琴还得从中抽700卢比的人头费，所以易琴现在少说也有几百万美元的身家”。
“对有着各自目的的赌客来说，赌场成了另一个意义上的交际场。”Lewis Lee说，一些做皮肉生意的小姐把晚上挣的钱白天全输在赌场上，不过，她们的目的不止于此，她们希望能在赌场结识一些做生意的香港、台湾商人。“赌场也满足了一些小姐对奢华生活的想象”，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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