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财经观察: 2004年最值得记录的10个事件(2)

第三篇：

　　产权改革：争论并未结束

　　文｜李敏辉(《全球财经观察》特约撰稿人)

　　郎咸平的不同声音，凸显了产权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商业环境和制度平台？

　　今年最受争议的中国财经事件，当属香港学者郎咸平引爆的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武装到牙齿”的郎咸平，以其学术独立的信念和勇气，8月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指责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在国退民进的MBO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认为民营企业的收购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并提出了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国企产权改革建议，在“国资”领域激发了一场类似于1978年“真理标准”、1990年代初期“姓社姓资”的大讨论，成了中国改革进程中稀罕的讨论热门之一。

　　在这一事件中，顾雏军正式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诉讼状，以个人名义指控郎咸平对其构成了诽谤罪。而郎咸平毫不示弱，并声称将继续“炮轰”一些明星企业。争论渐渐扩展到中国超过10万亿国有资产存量再分配的重大难题，在“挺郎派”的左大培等经济学家、普罗大众声援郎咸平“义举”的对面，是“倒郎派”的企业愤愤声讨郎咸平的“谬论”和张维迎等经济学家反驳郎咸平的观点，认为国企改革的过程特别是国退民进的过程，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财富的过程。

　　争论上升到情绪化的层面，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

　　也许是出于巧合，其后国资委发出通知，对国有产权转让过程中重要企业重大产权转让、信息披露等关键问题作出了进一步规定。上海等地则出台制度规定，加强国企产权改革中职工意见的权重。而证监会则正式颁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对涉及上市公司收购的信息披露、收购价格、财务问题等都做了严格的限定，显然，这些方法同样适用于MBO。

　　相关部门人士表示，在制定和出台一项政策时，一定会综合各方情况和利益，进行通盘考虑然后再审慎出台，“而绝对不会只代表哪一方的利益”。这场论战虽已平息，但它留给人们的思考远没有终结。正如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所特别指出的，在中国，产权改革启动了一个使4亿人口脱贫的进程。产权改革意义重大，对于过程中出现的负面效应，应通过规范化来解决。

　　郎咸平的不同声音，凸显了产权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商业环境和制度平台？经济学家吴敬琏曾有言，据他参与中国改革的历程来看，“每一次重大的推进，都是与我们对现代经济科学的认识深化有关的”。在不可逆转的中国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中，我们更需要运用现代商业的普适原则，来解决中国的国企产权改革问题。

　　作为一种制度创新，MBO曾在西方国企私有化中发挥了重要效用，如英国在1979年撒切尔夫人执政后，以MBO为主要方式之一，大力推行国企民营化改革。由于法制健全、政府奉公、民众监督到位、尊重市场规律，成功地诊治了国企的弊病。而1990年代，俄罗斯等转型国家在私有化中也大量借鉴MBO的形式，但在法制不健全等环境下，私有化很快就变成了腐败性的资产掠夺，管理者侵吞资产，而证券所有人到头来往往落了个两手空空，社会的不平等扩大，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危机，商业环境恶化。

　　今天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个逐步实现产权清晰和法治化的过程。中国的MBO，要以国际成功者为鉴，以失败者为戒，建立一套协调各方利益、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游戏规则，形成一个透明的市场环境，在阳光下配置资源，减少直至杜绝权钱交易。由于法治框架还不健全，致使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尚未建立。也就使得普罗大众的利益诉求声音微弱，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障，企业的生存环境不容乐观。在学界有了诸如“公开私有化”、“尽快对私有化立法”的主张。

　　法治的建立不仅仅需要形成相关的法律制度，还需要培育现代公民意识，让公众适应按理出牌的竞争规则和竞争文化，清晰认知各自的社会责任。与此相对称的，是企业需要建立起以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普适原则为基础的经营机制。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产权改革的核心并非“所有者缺位”，而是“经理人激励”，包括对人的选拔、激励、约束、淘汰的制度等，现在还未能建立。

　　企业家作为社会精英，要有广阔的胸襟气度和远见卓识，为了企业的效益和永续经营，应该向社会、向公众创造更多的福祉。郎咸平曾挥笔如刀，解剖和记黄埔(行情 论坛)，反被邀请入讲长江商学院，李嘉诚“超人”之处，可为镜鉴。

　　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容得下理性的批评和讨论，产权改革和企业的资本运作会由此而更加健全。

　　在此意义上，郎咸平说了什么倒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激发了我们的理性思考和积极参与，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中国的商业环境和制度建设，提升包括产权在内的企业管理水平，并形成公平竞争、法治化、市场化的现代商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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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郎咸平

　　香港学者郎咸平继成功预言了德隆系的崩溃之后。今年又炮轰TCL、海尔、格林柯尔等大企业，认为MBO是用银行的钱收购国家的资产。在国有企业资产是否严重流失的问题上引起了一场空前的大争论

　　第四篇：

    股市：庄股终结年代

　　文| 崔万俊(《全球财经观察》金融记者)

　　政府高层利好讲话、8月中开始暂停新发、实行询价制、分类表决制等一系列利好，但市场并不领情，政策的暖风遭遇投资者信心的寒流

　　上市公司让人失望，上市公司作假事件不断；机构投资者悲喜两重天，七家券商遭托管；股市中途夭折，尽管政策面暖风阵阵，都未能改变股市千三低迷状态。湘财证券年度报告称，截至2004年11月中旬，沪深A股指数分别下跌8.89%和7.88%，两市A股总市值与流通市值也下挫6.49%和3.91%。

　　上市公司让投资者失望，“中国上市公司连最基本的诚信都没有，再怎么完善市场环境，投资者利益也得不到保护。”上海一券商研究所高层愤愤不平。2004年中小企业板一开立，便出现首发股江苏琼华财务造假。紧接着，“独董”事件，反映上市公司存在信息披露隐患。如果这些只是导火索，那么王小石案，则彻底暴露出中国近1400家上市公司中可能存在的舞弊。“中国股市能圈钱，心怀鬼胎的公司会不择手段获取上市资格。这才有了王小石现象。”该高层称。不久前，上证所公布的“上市公司诚信纪录”显示，2001年4月以来，先后有61家沪市上市公司受到上证所77次公开谴责，477人(次)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未能勤勉尽责遭公开谴责。如何规范上市公司行为、防止欺诈，成了2004年监管层最头痛的事情。业内认为，法律与诚信双重失语，是上市公司高管出事的主因。

　　2004年也是券商的炼狱。先后有7家券商被托管。其中，南方证券，出事前堪称中国证券业的“摩根士丹利”、“雷曼兄弟”。目前，券商主要有三大业务，经纪、自营和投行业务，从被托管券商情况看，问题基本出在自营业务这块。但2004年下半年股市行情急转直下，靠行情吃饭的经纪业务受到重创，投行业务却“粥少僧多”。 一券商报告显示，截至2003年12月31日，整个证券行业潜亏(实际亏损与账面亏损之和)高达2200亿元人民币。其中，130多家证券公司、3000多家证券营业部挣扎在亏损线上。为保护投资人利益，并帮助券商走出困境，2004年中国证监会对券商使出“大棒加胡萝卜”的杀手锏。一方面要求券商自查摸底，重点核实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各类债务和挪用客户证券情况，另一方面，放宽券商生存底线。短短半年时间，中国证监会先后推出鼓励券商创新、短期融券、股票质押贷款等，冀望在业务与融资上缓解券商危机。

　　相对券商，基金、QFII、保险资金日子相对好过。尤其基金，2004年无疑是个丰收年。2004年10月以后，QFII审批明显加快。截至目前，外管局已批准21家QFII投资额度，总计30亿美元。而10月24日颁布的《保险机构投资者股票投资管理暂行办法》，让中国庞大的保险资金可直接人市。业内预计，2005年将是保险资金大展宏图的一年。

　　2004年的股市表现叫人惊讶。年初，当市场延续2003年行情上涨到1783高点时，期待两年之久的投资者欣喜若狂，以为大牛回头。可股市总喜欢作弄人。来自湘财证券的研究报告指出，1783高点之后，在包括宏观调控的一系列因素作用下，大盘展开了数月下跌态势，月K线的五连阴和前期月K线的五连阳形成鲜明对比， 行情表现出“夭折牛市”特点。报告分析，这种剧烈波动不排除有部分资金借宏观调控之际进行大幅洗盘，以达到获取廉价筹码的机会。

　　2004年5月27日，深证所中小企业板的开锣，可谓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管理层称，中小企业板将为我国中小企业提供更好的融资途径，也为风险投资提供一条退出渠道。在2004年上市的100只新股中，有38只是中小企业板块股票。然而，这并没有改变股市一塌糊涂的表现。在这100只新股中，有28只股票跌破发行价。以国务院文件形式出台的“国九条”，试图给股市吹点暖风，但宏观调控、加息预期等因素影响，上证徘徊在1300点反复经受考验。政府高层利好讲话、8月中开始暂停新发、实行询价制、分类表决制等一系列利好，但市场并不领情，政策的暖风遭遇投资者信心的寒流。

　　这不能怪投资者。2004年，江苏琼花(资讯 行情 论坛)事件，让市场质疑刚实行的保荐人制度；而王小石案，则暴露出中国股票发行体制的巨大黑洞；另一方面，德隆三驾马车：新疆屯河、湘火炬、合金投资的高台跳水，直接导致了中国最大庄股的崩盘，这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庄股时代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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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股指跌破1300点

　　2004年9月9日，上证综指跌破了1300点大关，创下了自1999年6月7日以来的新低，也打破了市场一度坚持的“1300点是底”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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