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境外赌场觊觎中国 巨额资金被吸走

　　

境外赌博觊觎中国

图：“入住英皇”是很多旅行社招揽生意的重点

图：中国周边赌场不断增加

图：新加坡，一个模特儿在赌博展览上演示老虎机

　　作者: 刘鉴强 南香红 苏永通

　　编者按：

　　在中国周边地区，一张庞大的赌博网已经悄然形成。这一网络原来以东南亚为主，多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到菲律宾、新加坡、印尼等地。而今天，网络已经慢慢延伸到中俄、中朝、中韩，甚至中蒙边境，这种状况值得有关部门警惕。而这张网络，每年正将巨额资金如抽水机般从中国抽走，如何应对这一局面将是中国面临的巨大考验。

　　12月14日，被追捕的蔡豪文依然踪迹全无，但在这一天，这个吉林延边州交通运输管理处原处长的名字开始举国闻名，作为一个挪用巨额公款到国外赌博的官员，蔡豪文的情况在这一天被当地纪委、监察局向公众通报。

　　蔡豪文通过27次朝鲜赌博之旅，将公款351万元挥霍一空，之后畏罪潜逃。

　　赌博“休闲游”

　　12月17日，本报记者来到吉林延边州延吉市白山大厦。这里许多旅行社的门口都竖着刺眼的招牌：“入住英皇”。当地人都知道，“英皇”即是设在朝鲜北部罗先市的大赌场。导游金小姐直截了当地问记者：“你是去观光，还是去赌？”

　　记者犹豫了几秒钟，说：“赌！”

　　金小姐说，如果是一般的旅游，现在没有团。但是“休闲游”，说白了，就是专门去朝鲜赌博的团，每天都有。

　　不需要护照，不需要签证，只要交上450元，拿到一张“出入境通行证”，就可以去朝鲜一赌。

　　12月18日早上8点，一辆牌号为“吉H00762”的白色中巴车，从延吉出发，赴珲春圈河口岸。车上除了司机和导游，还有33名乘客，其中有5位女士。记者看到了导游手里的名册，乘客大部分是本地人，另有3位沈阳人，一位长春人。导游说，平时什么地方的人都有，外地人中以沈阳、长春居多，北京、上海的也有。在“身份”一栏里，所有人都是“个体”。没有人做身份调查，显然，如果赌客是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身份也不会暴露。

　　从今年4月到11月，7个月的时间里，延边州交通运输管理处原处长蔡豪文像这辆车里的乘客一样，以“个体”的身份，轻松地去朝鲜赌博。

　　一位戴变色眼镜的男子一路比较健谈，他说：“我以前在俄罗斯那里很有名，连赢11场，赢了100多万。”“现在怎么样？”记者问。“全输了。”他说。“玩玩嘛，要不挣了钱干啥？”一位男子劝慰说。“刹不住啊。我今年来朝鲜都30多次了，不像人家，一个月只玩一次。”“变色镜”说。

　　“听说抓干部比较紧，明年‘英皇’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一位赌客说。

　　像蔡豪文这样赴境外赌博的官员，被曝光的已有约百人。但之前的赌博地点基本在澳门，如成克杰、马向东，都曾到澳门豪赌，输掉数以千万计的公款。

　　对蔡豪文来说，与远赴澳门参赌相比，近在咫尺的朝鲜赌场显然更加方便。蔡豪文案发后，延边州纪委审理室的刘光钟主任曾赴圈河口岸调查蔡豪文赴朝鲜记录，7个月间，共有27次，算下来几乎每个周末都不闲着。显然，朝鲜赌场的建立，极大地方便了东北三省和华北的赌客。

　　蔡豪文案发后，延边州纪委到圈河口岸调查得知，这个口岸一年出入朝鲜人次达25万。而从州公安局得到的数字，其中“休闲游”，也就是纯粹到朝鲜赌博的，超过5万人次。

　　赌资过境畅通无阻

　　中巴车在冰冻的图们江左岸疾驰，江那边就是朝鲜。车行3个小时后，导游小姐提醒乘客：“朝鲜规定，入境只许带人民币6000元。请大家把其他的钱带到身上。”

　　赌客们大多不动声色。对多次赴朝赌博的人来说，他们早有应对之道。倒是有个别初次到“英皇”赌博的人，开始紧张地从提包里拿出一沓沓现钞往身上塞。

　　延边假日旅行社的金小姐曾告诉记者，朝鲜方面规定，入境时，允许带人民币6000元，或是美元5000元。“你带美元比较合适，”金小姐说，“那等于4万人民币，而且，在英皇赌场，筹码也是用美元计算的。”

　　现在仍然不知道蔡豪文如何将成百万的钱带入朝鲜境内。延边州纪委审理室的刘光钟主任说，蔡豪文赌输的远不止是351万元。这个数字，仅指公款而已。初步调查，蔡豪文借了大量亲戚朋友的钱，一些亲属的房产，也被他抵押贷款，一并输掉。如果加上这些钱，他赌输的可能高达700万元。

　　将内地赌资带入境外堵场，对大赌客来说，从来就不是问题。一位曾在澳门工作的律师说，赌场总是能为内地的大笔资金提供方便的出境方式。

　　而在中朝边境，朝方对现金入境的控制，只是象征性的。“他们开赌场就是为了赚中国人的钱，希望你带的钱越多越好，怎么可能限制？”一位乘客说。

　　果然，在圈河口岸，朝方的边防人员对入境中国人所带现金的检查，完全流于形式。他们禁止入境的是以下物品：手机，传呼机、MP3、光盘。对报纸、杂志、书籍的入境也严格控制。英皇赌场的一位工作人员后来告诉记者，一位中国赌客误将手机带进朝鲜口岸，被朝方查获，等他赌完回国时，朝方人员给他一个塑料袋，里面是拆碎了的手机。

　　一进入朝鲜境内，尽管还有50多公里的山路要走，但赌客们似乎从沉睡中醒来，车内开始有说笑声，大家都期待着进入赌场的那一刻。

　　一位林姓赌客向记者展示他的护照。有一页上，密密麻麻盖满了俄罗斯的签注章，有大约十三四个。他说，从圈河口岸往北走30公里，就是长岭子口岸，从那里可以进入俄罗斯。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克拉斯基诺市，中国的某公司开了一个赌场。这位林先生说：“如果你到赌场换1000美金的筹码，那个赌场就会报销你400多元人民币的签证费。”尽管有优厚的条件吸引，但那个赌场的规模比英皇要小，所以，英皇仍是这一线赌客的主要目的地。他说，在英皇，如果你换3000美元的筹码，就可以免费食宿。英皇是五星级酒店，普通房的房价是480元人民币。

　　朝鲜境内的山路崎岖难行，路边是被白雪覆盖的低矮山林和农家，三三两两的农民在寒风中步行。一个半小时后，中巴车越过一座山，眼前是辽阔的日本海，朝鲜称之为“东海”，一座豪华高楼孤零零矗立在海边。“到了，到了！”一位赌客兴奋地小声叫。赌客们一下子精神抖擞，中巴车似乎也添了精神，冲向山下。前面，就是被蔡豪文27次造访，带给他发财美梦，又最终令他亡命天涯的英皇赌场。

　　赌场目标对准中国人

　　在路的左侧，离英皇赌场大约500米处，有一座建筑，门外石头上，有个大大的“当”字。如果中国赌客赌输了，想继续赌下去，可以到这里抵押贵重物品，包括汽车。

　　“英皇”的全称是“英皇娱乐酒店”，一进入大厅，红色的大理石地面与红色的座椅、充足的暖气，以及绿色的热带植物盆栽，会立即让人忘掉门外寒冷的冬天。大厅里的上百人全说着中国话。即便是朝鲜服务员，也操着流利的汉语。

　　同车来的乘客一下车，即有不少人往外掏成捆的钞票。在大厅里，手里醒目地晃着钞票的不乏其人。已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半，记者早就饿了。可在餐厅里，竟没看到一个同车来的人。记者纳闷着吃完饭，走进一楼的赌场，赫然发现，30多人，全已聚集于此，他们刚一到达，顾不上吃饭，便即开赌。

　　在赌场里，有一排排的老虎机，也有轮盘赌。聚集人最多的是5台百家乐纸牌桌，最低下注额分别为10、50、100、200、300美元。在赌场一边的台阶上，屏风后面，是两台下注额最大的牌桌。一位40来岁的东北男子最引人注目，下注额最高，短短10分钟内，就赢了4万人民币。每当开牌时，大家狂呼乱叫，翻纸牌的手颤抖着，等翻过来，纸牌已皱得像折扇一般。几个回合下来，输了的人，一句话也不说，转身离开，转战别的牌桌。

　　服务小姐在大厅里来回穿梭，礼貌地为客人送饮料。在下注最多的客人后面，有小姐侍立，每当那赌客拿出香烟叼到嘴上，她便会“叭”地打开打火机，为客人点燃香烟。

　　“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吸引客人，赚他们的钱。”延边州纪委党风室主任李敬民说。

　　英皇赌场的一位金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英皇赌场属于香港英皇集团，老板是杨受成。几年前英皇集团经朝鲜同意，在此地建造英皇娱乐酒店，花费数亿港币。传言说，赌场开业不到一年成本已收回。

　　赌场数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赌场每年交给朝鲜政府大量的税收，但至于每年交多少钱，谁也没有确切的数字。

　　金先生说，英皇赌场有大约500名员工，高层管理人员大多来自香港，其余职工，中方和朝方各半。中方一般员工月薪自2000元人民币起不等，而朝鲜员工不论职位高低，一律月薪80美元。后来，朝方提出，因为美国是朝鲜的头号敌人，朝方不愿领美元，改为月薪80欧元，约合人民币800元。

　　但是，朝方员工的大部分收入要上缴国家，自己仅能留下大约24元人民币。李敬民曾问过一位朝鲜员工：“你们的收入还不到中方员工的百分之一，会不会觉得不公平？”

　　这位朝鲜员工很自豪地说：“赌场向我们国家交了大量的钱，我们很荣幸为国家作贡献，所以，我们不在乎自己的工资。”

　　为朝鲜财政作贡献的，是源源不断的中国赌客。李敬民在赌场亲眼看见一位长春女士，在一天两夜里，不吃饭，不睡觉，连续36小时赌博，最后输掉5万人民币。而金先生告诉记者，他曾见到，一位中国赌客在一天半的时间内，输掉400多万人民币。而延边州交通运输管理处处长蔡豪文则在7个月里，贡献给英皇赌场700万人民币。

　　英皇赌场的金先生告诉记者，上个世纪90年代，大量走私日本汽车进入中国，使延边许多汽车走私商人暴富。“英皇”建立后，最先来赌的就是这批人。很快，这些暴富者的钱全扔进了赌场。

　　李敬民算了一笔账，每年有5万人次进入英皇赌场，如果以每人每次输掉5000元人民币算，一年就是2.5亿人民币。这还是最保守的数字。

　　更为严重的是，像英皇这样的赌场，密布在中国的边境线上，并且正在快速增加中。在黑龙江的中俄边境线上，已呈现只要有口岸，就会有大大小小的赌场之势。最近，在绥芬河的中俄边境线上，香港上市公司“世贸中国”投资100亿元建设的“绥-波”贸易综合体里，就包括一个巨大的赌场。

　　而在中蒙边境线上，也刚刚建了一个赌场。据云南公安部门最近公布，周边国家靠近云南边境地区就有赌场82家。《环球时报》报道，中国周边地区正在形成一个从日本、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到菲律宾、新加坡、印尼，并一直延伸至澳大利亚及欧美的庞大境外“赌博网”。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中国大陆赌客2001年在澳门一地输掉的赌资高达20亿人民币。

　　而这些赌场的基本目标都是中国人，在朝鲜，除了英皇的朝鲜员工，任何朝鲜人不许进入赌场。在很多邻国赌场，也有类似规定。

　　境外禁赌：中国的难题

　　在“英皇”，本报记者想将照相机带入赌场，但被保安检查出来。延边州纪委李敬民曾成功将数码相机带入赌场，想拍下赌客的照片，以便回来辨认是否有党员、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参赌，但他很快发现自己被赌场保安跟踪监视。他在赌场外拍摄赌客开来的汽车时，早已引起赌场的警觉。他只好换了些筹码，装模作样赌了几把，才打消了保安的怀疑。

　　赌场严密的措施和周到的服务，让赌客们在里面安全自由地大把大把输钱。深夜，赌客们像被粘到了桌前，脸上充满了焦虑、恐慌、兴奋和不安。爱说话的“变色镜”不再说话，面色阴沉。一位女士咬着嘴唇，将筹码紧紧攥在手里，似乎要攥出汗来。那位曾在10分钟内赢了4万元人民币的中年男子不再兴奋地大喊大叫，他手里的筹码，明显少了许多。

　　像几乎所有的赌客，蔡豪文也必然经历从赢到输的过程。他的上级单位是延边州交通局，副局长谭秀琦告诉记者，事发后，他们分析，蔡豪文的赌瘾并非一开始就很大。在任职副处长主持工作的一年里，他从未去过英皇。今年1月份，蔡豪文升为处长，从4月份开始到朝鲜赌博。“我们想，他开始时只是玩玩，居然赢了，很高兴。再去，就输了，越来越陷进去。”

　　谭秀琦介绍，41岁的蔡豪文平时不喝酒，不与同事们一起玩，工作认真负责。因为有他到境外赌博的传言，局长崔哲云曾找他谈话，但他不承认。局长查无实据，也没有办法，一直到11月东窗事发。

　　12月19日中午，回国的时间到了，鏖战24小时的赌客们从赌场里出来，登上中巴车。车里寂静无声，爱说话的“变色镜”坐在车的最后一排，一言不发。有些赌客手里原来鼓胀胀的皮包，瘪得有气无力。下车等待过关时，一位赌客抱怨自己在赢钱时没有及时收手，“唉，控制不住自己。”

　　“变色镜”终于说话了：“要是能控制了自己，英皇赚谁的钱？”

　　一车人沉闷地离开朝鲜。过不多久，他们中间很多人还会杀回来，希望“捞本”。蔡豪文就是这样一次次地回来，直到第27次之后，他再也回不去了。

　　11月18日，局长崔哲云出差在外，接到蔡豪文单位同事的举报电话，说蔡豪文挪用公款到国外赌博。11月19日晚8点半，崔哲云赶回延边，与其他局领导开会后，打电话给蔡豪文，让他到单位来一趟。

　　蔡豪文说他正在茶室，“我挪用了公款，正在筹钱。”他说。

　　一直等到半夜12点，仍然不见人影，手机也关了。蔡豪文从此失踪。

　　第二天，延边州交通局通报了司法机关，目前司法机关已在全国通缉蔡豪文。

　　蔡豪文案发之后，1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一次会议中说，党员到境外赌博的，要一律开除党籍。

　　延边州纪委开始调查赴朝鲜赌博人员。12月22日下午，本报记者来到党风室主任李敬民的办公室，他的办公桌上放着厚厚的一沓“休闲游”名单，名单里有5万人次之多。他正一页页地仔细察看。“这么多人，每个都查不可能。我们先从熟悉的名字开始调查，目前已初步掌握了一些人，以科级干部为主。”他说。

　　而且，更大的困难在于，作为口岸所在地，延边只能调查本地人出境的情况，而5万赴朝鲜赌博的人中，有一半是外地人。延边纪委无法管辖到这些外地人员。全国口岸的情况也大体类似，而且，更糟糕的是，即便查出党员干部从与赌博业紧密联系的口岸出关，也无法核实他们是否参与了赌博活动。

　　赴境外赌博的危害，也并不仅限于干部。每年数以亿计的资金外流，给中国造成巨大的损失。李敬民说：“现在边境赌场把我们团团包围，如果不赶紧解决，我们越来越多的资金会扔到国外。”

　　中国图破边境赌博之困

　　有人把环境保护、禁赌和禁毒并称为“当今中国边境管理的三大难题”。

　　境外赌博日益泛滥的情况已经引起了中国警方的高度警惕。12月初，云南开始了新一轮针对境外赌博的禁毒专项行动，据称，在短短时间内，这项行动就查处了将近400起赌博案件，查获参赌人员1588人，查处赌博团伙62个，而取缔的境外赌博窝点达152个，没收赌资近500万元。

　　云南是境外赌博的“重灾区”，仅在云南瑞丽对面，离边境线不到100米处的缅甸，就新建了两座赌城，而缅甸掸邦东部第四特区首府孟拉是一个离中缅边境线只有几公里的小城，已是赌场林立。云南省公安厅透露，周边国家仅靠近云南边境地区就有赌场82家，而这些边境附近的赌场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允许本国国民参赌，显然“是专门为中国人开的”

　　去年5月，中国在边境地区开展了代号为“利剑行动”的禁毒专项行动。这次行动加强了境内管理与境外的协调谈判，颇见成效。但今年以来，情况有所反弹，并且呈现通过网络赌博的新动向。许多人不敢贸然出境了，但中缅边境勐拉等地的“宽带赌博”倒是勃兴起来。在勐拉等地的一些赌场里，许多带耳塞的年轻人大把大把地下注。老板告诉记者，许多国外的大赌客，每天花一两百元雇用马仔帮他们在赌场下注，而他们通过宽带网络在幕后指挥。

　　值得注意的是，云南警方发现，参赌人员绝大多数是中国公民，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国家公职人员、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参赌问题严重。

　　全面开花的境外赌博为中国警方提供了新的管理难题，内地游客要想参观港澳或境外一些知名赌场或公海赌船，只需报名参加该线路的旅游团就可以了，在这些旅游团中，游客完全可以参与赌场、赌船上提供的赌博活动，而不需要另外办理任何手续，也不必害怕因触犯国内禁止赌博的相关规定而招惹麻烦。从旅行社管理的角度，国家对旅行社组织旅游者参与涉及色情、赌博、毒品内容的活动是明文禁止的，然而，要制止这种行为却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对于这类“违规动作”，旅行社会暗箱操作，而且旅客自行参观赌场或在其中娱乐也属于个人行为，旅行社也不便出面阻挠。

　　有关人士认为，从“利剑行动”可以看出，中国只要长期坚持加强边防管理，完全可以控制住中国人赴境外赌博的局面。但面对非常现代化、股本结构错综复杂的境外博彩集团，以及博彩业高科技手段的介入等，怎样有效杜绝赌博由境外向境内的渗透，依然是中国禁赌面临的最大难题。(综合《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报道)

　　“赌博合法化”之辩

　　不久前披露的一个数字称，每年有将近人民币6000亿元的资金流向国外及港澳地区的赌场和赛马场。

　　一些学者决定不再对这样的数字熟视无睹。12月中旬，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研究员王增先在一个研讨会上含蓄地建议说：中国的博彩业应该“从局部开放逐步走向全开放”。王增先也是6000亿这个数字的发布者。在这次主题为“博彩产业与公益事业”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这位研究员直言，由于内地并无政府许可的正规赛马和赌场项目，环视大陆周边地区和国家，几乎被赌场包围。中国公民的出境游中有不少节目就是参观当地的赌场，这些问题的存在对我国经济产业和公益事业造成了直接的负面影响。另外，私赌、私彩在内地大有市场，甚至泛滥成灾。

　　而在同一研讨会上，国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也认为，在市场经济之下“必须正视现实”。

　　这一声音发出之后，立刻引起很大争议，在境外赌博兵临城下的局面下，“赌博合法化”是不是最合适的解决之道呢？

　　正方：

　　王薛红：博彩不是开禁，而是开放

　　王薛红——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执行所长国内首位博彩管理专业博士

　　记者：最近有一种声音是中国大陆“博彩开禁”，在我们正统的价值体系中赌博一向被视为“洪水猛兽”，黄、赌、毒被称为是“三位一体的深度犯罪”，博彩业合法化的说法，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您对博彩开禁怎么看？

　　王薛红：国内主流确实不认可赌博，但要澄清的是，自从1987年国务院允许民政部发行福利彩票以来，中国的博彩业事实上已经合法化了。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进一步开放的问题。“进一步开放”，就是把民间存在的社会游戏和一些地下存在的私彩转化为政府有控制的博彩游戏方式，这是政府需要研究和考虑的。关键是如何把握度，如何管理和控制，在可控的范围内安全使用。

　　记者：如果进一步开放，我们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规范和管理这个行业？

　　王薛红：当然是在政府的垄断下，采取企业化经营的方式。

　　记者：一个社会如果开放地接纳赌博，可能除了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方面的准备外，还应该具有社会道德、社会心理等等方面的承受力的准备，中国社会目前的状况怎样？

　　王薛红：如果政府想逐步开放赛马和卡西诺娱乐场，政府的管理、企业的参与是否成熟需要研究。从政府的管理看，主要是如何监督，如何管理，以及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这也是我们所在做的。不管开或者禁，我们都有责任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记者：如果中国大陆开禁并由官方经营，目前是否有能力管理好这一行业？另外，大家普遍关心，怎样才能不使博彩行业成为罪恶、腐败的滋生之地？

　　王薛红：博彩业要保证安全、公平和效率。企业化经营是必经之路，但从管理的角度说，没有哪一种模式是最好的。大多数地区采用的是政府控制和企业经营结合的方式。香港马会已经发展了100多年，但内部机构官僚行为很深，如何改进和创新仍是问题。

　　博彩立法势在必行。其他国家都是先有规则再有游戏，而中国则相反。一部彩票管理条例酝酿多年仍然还未出世。2002年湖北武汉“4.20”体彩案，有人在摇奖球里面放螺丝帽，最后居然以“破坏生产经营罪”论处，显出法律缺位的尴尬。而彩票法起草到现在四年多了，还没有出来。

　　现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博彩业已经合法化了。这些国家无一不经历从开放彩票业，到开放竞猜，最后到开放娱乐场这样的过程。

　　记者：国外有没有类似的官员境外赌博问题，他们怎么解决？

　　王薛红：合法化他们的赌场，无一例外。没有因为打击私赌而取得胜利的，只有开放才能做到实质性的控制和管理。当然，政府也从中受益匪浅。

　　记者：据说今年的彩市很不景气？

　　王薛红：据专家估计，2004年中国彩票17年来可能首次下滑，而且下滑幅度比较大。原因可能有公信力问题，也可能是市场饱和问题。但是，只要加强管理和营销的话，这个市场是不饱和的。公信力下降得研究，是怎么下降的。数据就不好说了。但有一点，尽管发展了17年，中国彩票仍处于初级阶段。

　　去年中国彩票销售仅增长3.9%，而世界是10%。去年中国(内地)的彩票销售收入是48.5亿美元，世界是1540亿美元，可以说我们占的比重很小。我们人均购买彩票是31元人民币，在世界处于较低水平，居世界首位的新加坡，人均是550美元。

　　反方：

　　陆建华：博彩开放的四大疑问

　　陆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

　　第一问：开放能否堵住外流赌资？

　　如果我们让赌博合法化，那些专业和非专业的赌客能不能规范起来？这是我的第一个疑问。1997年初我们对外流赌资进行过一个估计，大概是每年4000多亿。我们算的是广义的，包括旅游住房，而不仅仅是赌资。当时出境者主要来自珠三角、长三角和北京地区。这些人是专有目的性的赌客，而不是一般的游客。我很怀疑，赌博合法化后能不能把6000亿元的流失收回来？能不能保证博彩的税收不流失？

　　第二问：正面影响能不能顶住负面影响？

　　专业赌客往往是和黑社会或者类黑社会勾结在一起的，赌博合法化能否解决非法的东西？比如他们操控赌场，用赌资贩卖毒品等。会不会出现管住了这头(税收)管不住那头(非法行为)的情况？

　　而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博彩是业余爱好，控制不了会造成举债赌博甚至变卖家产等，而且赌博行为失控，往往关联到其他失控的行为，我们有办法控制关联的负面后果吗？开禁可能创造就业机会，这是积极后果，但这种积极后果是否大于负面的效果。现在政府有这个管理能力吗？

　　第三问：怎么控制赌的程度？

　　现在国内有专门研究博彩业的专家提出，赌场合法化后，进出可以由我控制，进出要识别身份，这是个善意的设计，但是可操作性不强。你无法完全准确识别身份，也无法控制赌的程度。

　　第四问：我们没有手段也没研究，怎么开始？

　　现在合法的彩票只有福彩和体彩，私彩都属于非法。公彩和私彩都是赌。公彩是被动型的，号码是固定的，价格是固定的，不是自己写号码，下赌注。而赌性最强的往往是主动型的选择。

　　被动型的风险和收益相对可控制。私彩是主动型的，收益大，但风险也大。所以，一旦开禁，控制风险上一定要有精确的计算。而对此目前我们没有手段也没有研究。

　　-除上述两位专家外，亦有专家指出，“赌博合法化”弊大于利，赌博合法化将带来社会问题，不但危害社会稳定，也将给社会道德乃至社会生产带来严重影响。赌博合法化必然导致更多的人沉溺其中，将造成更庞大的社会成本，严重的个人问题、家庭问题和社会治安问题，如焦虑、失眠、心悸、自杀、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怠惰、贪污、暴力胁迫、黑社会等将如影随形，一些私彩泛滥的地方人人无心工作，对生产生活造成的严重影响触目惊心。为什么我们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大设赌场却禁止本国公民参赌，其中原因值得我们深思。而赌博带来的经济效益并不是实质生产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城市可以以赌博而畸形繁荣，一个国家如此而富强是不可能的。总之，赌博是社会之癌，在中国断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