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样板的延伸 环球市落户路有多长(图)

　　

环球市

　　人类合作新模式的选择

　　访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

　　本报记者 马宏建 通讯员 伍萍萍

　　在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的眼中，在中国建立环球市国际实验特区是一个大的开放的概念。

　　“在世界选择一批400~600平方公里土地，征求主权国同意，由联合国组织专家进行规划，供世界各国共同投资，建立一批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商业、贸易和服务的城市，形成聚焦点。它既能成为带动所在国发展的经济龙头，又能为数以百计的参建国发展经济培养人才，提供市场和经验。用以推动整个人类的合作与交流，促进全世界普遍的发展和繁荣。这种城市体系与模式一旦为人们所认识、接受，必将促成世界各国的大联合。”

　　曾担任过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常务副市长的任玉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任“爱我西藏.支援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指导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何汉构想的“环球市国际实验特区”这个概念并非偶然形成的，而是在当今世界各国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结合人类精神、物质需求，吸取已有的中国特区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与人类发展的大方向相符合。

　　深圳特区样板的延伸

　　“从开放角度、招商引资上来讲，除了在范围和具体方式上会有不同，环球市国际实验特区与我国的深圳特区是基本相似的。另外，光是从人口混居结构上来看，世界很多的城市如纽约、东京，它们就已经具备了这种各国人口融合的状态。但是，比起深圳，比起其他世界城市，环球市国际实验特区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更注意让一些落后的国家参与进来，它比其他的世界城市，多了一层促进世界发展平衡的目的，这才是使它成为一个独特城市、一种创新模式的最根本的原因。”

　　在任玉岭看来，环球市国际实验特区扶助弱小国家的作用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那些弱小国家通过走进环球市国际实验特区，改变他们的观念，接受国际潮流的影响，得到一些世界的先进资源，包括思想观念资源，技术资源，文化资源，反过来再去促进他们本地区的发展；另一方面，如果把环球市国际实验特区建立在落后地区，推进落后地区的对外交流，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先进思想观念和观点，就能推动那一地区以都市化的方式来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对于环球市国际实验特区的前景，任玉岭表现得十分乐观。他认为，世界上凡是经济发达的地方，都是开放力度最大的地方。世界经济最繁荣的城市，都是五湖四海之人聚居的城市。因为开放，造成各大洲、各国家、各地区的人向一城一市聚集，不同肤色、不同民族、操不同语言的各种人在一个城市、一个单位的接触和融合，必然导致他们之间的互相学习和交流、互相激励和竞争。

　　“环球市国际实验特区有着上百个国家人口聚集，各种文化、各种技艺、各种思想认识、各种风俗习惯在一起的碰撞和互动，必然会形成新的思想火花，进行新的集成，在各个领域、各种层次上的创新和发展定会相继产生。因此，环球市国际实验特区的系统和模式，不仅能成为智力、技术、人才、管理的巨大能力聚合体，而且能成为各种文化、艺术、哲学、理念创新发展的辐射源。这样必然有利于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为促进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国际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建设做出意想不到的新贡献。”

　　任玉岭还相信，环球市国际实验特区作为一种谋求世界的均衡发展、促进世界更加平等、和睦与繁荣的一种创新模式，它必将引起联合国的重视。他指出，救济落后地区、缩小国家之间的差距、促进各个国家均衡发展，是联合国本身的任务。环球市国际实验特区的构想与联合国的宗旨是相吻合的，它也有着探索运用联合国功能、发展联合国事业的作用。

　　“作为这样一个有价值的创意，联合国不会不予理睬，它起码会做一些事情，研究和探讨环球市国际实验特区的可行性，它采纳或吸收这个构想的可能性也是十分大的，在这一点上，我是非常有信心的。”任玉岭这样表示。

　　构想的美中不足

　　除此以外，任玉岭还对环球市国际实验特区构想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环球市国际实验特区的城市产业主要是面向全球的服务产业。任玉岭则认为，第二产业也应该成为环球市国际实验特区的发展动力。

　　“工业本身是因为人的聚集而产生的，是因为人的需求而产生的，环球市国际特区既然聚集了世界上的人到这里来生活，就要有工业来为他服务。作为城市的发展，工业是一个城市重要的支撑点，很多效率是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是把原料加工成成品创造出来的。而且，第二产业在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上将起到很大的作用。基于这样的原因，我认为环球市国际实验特区除了发展服务业，还必须发展一部分第二产业，它必须形成自己的产业链，如果条件许可，甚至还可以发展一点第一产业。”他说道。

　　另外，任玉岭还认为不应该限制城市的规模，何汉构想的环球市国际实验特区的规模太小，100万的城市不足于带动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应该把它放开，而且在选址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这个地方能否发展成500万人口以上的一个大都市。同时，作为一座对全球开放的城市，环球市国际实验特区不应该对居民资格有过多的限制，如果人们都要经过培训，都要有目的、有资格的进去，这个城市的意义就不大了。

　　“我赞成环球市国际实验特区这个基本的想法，它这个思路是绝对正确的。但是我觉得在很多具体实行的框架考虑上，这个构想还处于初步探讨阶段，包括怎么保证国家主权、城市开发年限、怎么投资等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论证和研究，要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

　　在指出这个构想不足的基础上，任玉岭呼吁世界上的有识之士共同来研究这个操作方案，并希望联合国把环球市国际实验特区的建设作为新世纪全球合作的新模式、联合国事业发展的新亮点，进行探索和试验，利用好自身拥有的庞大的政治和智力资源，用好联合国享有的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指导好、推动好环球市国际实验特区的建设和发展，让它的实践性、实体性、实验性、有效性及其可能产生的良好前景，能得到弘扬和延伸，进一步推进人类社会的新发展，拓展新轨迹，找出新途径。

　　“环球市”同此凉热？

　　大江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近代的“乌托邦”，到20世纪毛泽东主席那一句“环球同此凉热”的振臂一呼，人类文明“一体化”的构想及为其奋斗的实践努力，从未像今天这样更接近于现实。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极富吸引力的《环球市构想与实践》，读来令人振奋。该构想者何汉并不否认“环球市”这个时代感极强的新概念与历史先贤们的理想定义有相承之脉。但时代不同了，今天的世界一体化的客观条件是空前有利的，高技术的充分发展和广泛应用，已使得“地球村”越来越“小”，文明的死角几乎绝迹，电视、电脑等现代媒体可以在地球任何一个地方收悉全球信息，持任何语言的各民族人都可以及时地知晓其它民族、地区文明发展的现状。经济的全方位交往，使得世界货币成为可能。美元目前正承担着准世界货币的功能；欧盟已经实现货币一体化；东南亚、东北亚，乃至整个亚洲，也开始觉醒，朝着“经济大联盟”的方向共同努力着。

　　然而，“环球市”的道路尽管大方向是正确的、光明的、生机无限的，但不会是平坦的。大家都看得到，城市化过程所带来的问题，或称负面效应，几乎与其正面效应一样在“与时俱进”。不仅是环境污染、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等表象问题已经令各国政府头痛不已；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保障难以覆盖全社会等深层次矛盾也在加深并酝酿着巨大的社会冲突。当前世界恐怖主义猖獗，其根源于世界性的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而发达国家却迟迟不肯拉穷国一把，反而再变本加厉地从发展中国家掠夺资源：从自然资源到人文资源。这恐怕是世界文明一体化最大的最根本的障碍所在。也是“环球市”实现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

　　另外，在“环球市”的构想中，有一句出现频率相当高的判断句：“全球资本(资源)的流动客观上要求冲破领土的束缚。这种流动的主要推动者和操控者是大型跨国公司。”众所周知，大型跨国公司都是属于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迄今尚未有足以与跨国公司抗衡的巨型经济组织。如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壁垒是如此严峻地对立着，且不说国家利益的冲突会有多么巨大，仅仅民间冲突就已经让全球人头痛了—恐怖主义活动正是以民间形式展开的。要发达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要跨国公司拿出实际行动“跨过国界”来扶助贫穷落后地区发展经济，而不是“跨过国界”去助长社会动乱，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跨国公司是一个纯商业组织，只有利润最大化是它惟一的目的，其它问题不在话下—不管文明自身发展的公理性要求如何正义。在这种状况下，谁能保证全球一体化，或者说“环球市”的进程中，利益机制不偏向发达国家？如果是这样一种趋势，那么后果显然是更大程度地拉开穷国和富国的差距，在“环球市”进展的同时又在后退。这是一组不可克服的二律背反。

　　要想破解这个怪圈，要想真正走向共有、共赢、共同发展的全球一体化，的确是要打破目前的国界格局。但不是由跨国公司来操控，而是要建立一种大家都能接受，都乐于参加，有着完善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国际性一体化促进组织。这个组织既是政府间的，也不完全是政府间的，要有权威性强、公理性强、公益性强的民间组织来参与并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基于这个想法，何汉提出了建立“环球市国际实验特区”的设想，这可能是“环球市”设想中最吸引人的地方。

　　环球市，同此凉热乎：让历史来回答。

　　专家眼中的“环球市”

　　本报记者 任 春

　　对于何汉所构想的“环球市国际实验特区”，记者近日走访了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哲学家、规划家、建筑家和评论家，他们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陈东琪(著名经济学家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我们暂且不论这个构想能否实现，作者花了这么多精力，用了10多年时间来思考全人类的未来，他在拥有梦想的同时，也在以现实的态度一步步推进着这个构想，其力量韧性和付出同样是令人敬佩的。作为人类的一份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世界着想，环球市国际实验区的构想无疑放大了我们的视野。

　　中国是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关注国际事务，环球市国际实验区构想的出现至少可以表明中国人不仅仅关心自身的状况，而且把关注的目光越来越多的投向世界。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我相信，中国将为全球的均衡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世界的构成是复杂的，环球市模式虽然具有创新性，但它目前还只能算是一个构想，或者说是一个新模式的框架思路。使环球市模式成熟并真正走向实践仍需要一个过程。

　　环球市国际实验区的建设过程是一个人类相互学习的过程，是人类对自己未来生活安排的逐步演进的过程，它成为现实的道路或许还很漫长，但却启示人类应该探寻自己的方向。(摘自《环球市构想与实践》代序)

　　赵汀阳(哲学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今天，人们迫切需要一个真正有利于人类共同进步的整体战略，需要有效的方法来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环球市国际实验特区这个构想站在全球角度，设想了一个促进各国合作、并帮助解决各种人类问题的场所，它符合世界发展大的趋势，从理论上来讲它是可行的。关键是如何实践这个构想，用什么方法使各方面接受它。我觉得如何实质性地跨出第一步可能是最难的。假如从联合国方面入手，要取得联合国的支持，首先要明确环球市国际实验特区能为它带来什么实际利益。联合国在很大程度上是虚的，如果能够获得某些实的权利，似乎对它是有利的。联合国作为一个政府间的国际组织，若能够主持如环球市国际实验特区这样的一个实体的实践，那么，这无论对增加它自身的行动效力，还是更近一步扩大它的影响力，都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此外，我觉得环球市国际特区可能会成为世界的第一个真正的公共空间和公共财产。通过这种世界公共场所，来吸引各国共同参与和发展，这对以后的世界一体化时代，可能会很有帮助，至少也有某种实验性。

　　蔡立力(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高级城市规划师)：

　　在20世纪末，世界建筑协会曾经有个想法，即在世界各地找几个地方建立一些标志性建筑，请优秀的世界城市设计师、建筑师，集中当代的精粹，为21世纪留下一笔建筑财富。环球市国际实验特区当然是一个更加综合性、复杂、牵涉很广层面的城市概念，但我认为这种方式也是可以参考的。真正好的城市都是规划出来的。规划师实际上就是一个协调师，他不仅了解城市发展的规律，他是在现在阶段、现有经济水平、现有的条件上对各个方面的协调。因此，我们把世界上最优秀的规划设计师、建筑师聚集到一起，综合考虑各种人文、社会、环境因素，集中最好的美学理念和建筑语言，运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环保科技材料，打造出一座和谐、美感、适合人类居住的世界城市，这将是个十分激动人心的大项目。人类各个民族的文化资源如此浩瀚、广博，如果我们用一座城市这样直观、恒久的事物来表达我们这个时代的情感，表现出我们复杂的文明和创造力，我认为，这将是我们留给后辈的一笔巨大的历史财富。

　　孙凤歧(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我看过一本80年代的英文科普读物，这本书描述了一座未来的城市，并对这座城市的交通、形态说明得十分详细，它把城市划成很多区域，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在很多的设计上的概念，远远超越了当时城市建设的理念。这在那个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不可实现的。但是现在，这本书里边的一些东西现在已经实现了。我觉得环球市国际实验特区也是这么一个道理。它的涉及面十分广泛，很多想法十分超前，一些东西也不一定能立刻实现。但是我想，只要这个构想本身与未来趋势相符合，随着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人们思想意识上的改变，我相信它总是有被接纳并且实现的一天。此外，我觉得中国最有这个雄心壮志和魄力来做这个事情。中华民族有着和平的传统，它最大的特点是海纳百川，环球市国际实验区这样的实验也与它“世界大同”的思想相吻合，由中国率先来实现这个构想，对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向隽(评论家 中央电视台编导)：

　　环球市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宏大的思考幅度，它突破了常理，在我看来是对人类现行制度和未来世界的一种新的设计。我觉得这个构想最突出的意义，在于利用规划，催促、逼迫现实世界重新构建一个世界意义的社会制度。它看到了世界上的贫富不均、环境破坏、疾病、战争等现状的根源所在，看到了多种社会制度对人类造成的伤害。因此，需要一个核心的、适宜人居住的家园来营造一个新的人类世界的精神氛围。从这一方面来讲，我认为，这个构想是在一个特定的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它反映了这一时期的人类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强烈的实践冲动。在实践方面，我觉得这个构想由中国人首创，它最终也会在中国得到实践，应该说服中国政府来率先来为人类作贡献；另一个途径，就是寻求另一个崭新的、不同以往的地区间的组织或者国际组织来建设环球市国际实验区。此外，我脑海中的环球市国际特区应该是一座永远处于追求完美过程中的城市。它拥有良好的社区配置、文化氛围与安全设施，适宜各个民族人们的居住。最重要的，这个城市能够安置你的灵魂，值得所有人去热爱。

　　换个角度展现中国对外开放新形象

　　本报记者 倪江江

　　如果说，我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城市是深圳，那么，从深圳的建设、发展过程得到启发，我们产生了一个更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大胆设想，那就是创建国际性的大特区。

　　在这个大特区里，全世界各种肤色人等，各国精英人才荟萃一城，集中全世界资源优势，选择最适宜人类居住、工作及文明进步的城市规划方案，最大限度地避免人类文明进程中曾经犯过的各种错误，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树立一个真正“可持续发展”的样板。无庸置疑，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极具吸引力的设想。这个设想的倡导者何汉先生已为此构想、调研、论证了10余年，目前已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方案。这个方案吸取了许多著名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在互联网上也展开了广泛的探求，10万人参与了讨论。

　　总体上看，大多数讨论者肯定了在中国建立一个国际大特区的历史意义，认为利远大于弊；一部分讨论者提出了一些“风险”问题，也很值得思考。综合起来，建立国际特区的必要性和优越性，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有助于中国在21世纪乃至更长远的时期在世界上树立起“开放、文明、和平、进步”的新形象。

　　当前国际问题，集中在“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提出中国要“和平崛起”，是一个长期不变的伟大战略目标。但目前世界上一些国家对中国能否“和平崛起”持怀疑态度。要打破这层旧思维，首先要从我们自己做起。中国要坚持不懈地加大对外开放，更充分地融入国际社会，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西方国家领导及其民众对中国的“实力扩张”的疑虑。建立国际特区，恰恰是一个最有诚心、最有效力的实证。中国率先在自己的领土上开辟一块宝地，让世界的人才、资源聚合在一起，谋一份共赢共享的利益，比任何其他国际性行为，诸如援助、维和行动等更具和平意愿的说服力。当前国际政治的准则还是以各国自身的实际利益为基础的。而在国际特区，各国利益的一致，只会促进和平，消弥冲突。随着国际特区的建设，其发展示范效应必然会逐步扩展，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会陆续建立起来一批国际特区。当国际特区影响越大，参与国越多，参与程度加深，世界和平的永久性越有希望。

　　对于发展中国家，它们更渴望和平，更愿意找到一条迅速“脱贫”奔小康的发展道路。作为发展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倡导的国际特区，肯定会更多地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那些对中国实力渐强后有担忧的周边国家，在参与国际特区的建立、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加深加强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认识。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个发展中国家有这个气魄，有这个实力，有这个愿望，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全球性的人类活动区域。环球市是一个关于世界未来的构想，而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是一个在未来对世界发生影响的国家，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更能代表全球发展的方向。

　　其二，有利于中国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取得优势地位，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

　　中国要“和平崛起”，就要靠各种手段和方式来争取资源的国际化。没有国际资源我们能不能搞现代化？肯定地说，不行。走发达国家的老路，肯定也不行。那么，中国只能走出一条前人未走过的国际化道路。这是“和平崛起”战略中一个核心问题，也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大的一个课题。不论其如何复杂，但核心问题只有一个：让别国信任你。我们可以选择多种方式。但最根本、最有效的一条道路，就是以市场经济之矛，攻市场经济之盾。如今，随着世界两大阵营壁垒的消失，全世界只有极少数国家未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步骤就是把自己变成市场经济国家。而且，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大。加入WTO，世界各国都可以更方便地在经济领域与中国打交道，这就是中国合理、合法利用国际资源的最有利背景。

　　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很低。我们国家人均自然资源有限，最缺的是高科技资源。而这一资源，发达国家绝不会轻易转让的。深圳特区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对外窗口，目前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三来一补”初级加工“为他人作嫁衣”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中国必须寻找一种更为开放、更加高级、更加有吸引力的方式来争取国际资源。这一方式，就是建立国际特区。在这个特区里，外国人凭一定的条件(资源、文化、技术等)就可以获得与特区中所有国籍的人完全平等的公民地位，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华和能力，这是最大的吸引力。高科技、高智商、高水平、高文明，是国际特区建设的一条主脉。这是深圳特区不可能达到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目前也不具备这个能力。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会非常有兴趣，有积极性加入这个国际大特区的建设。这是因为，大型跨国公司本身就是国际性的。世界市场的统一性越强，国家政府间的烦琐手续，通关、程序，各种“保护主义”就越不受欢迎。它们非常需要一块完全市场化的经济乐土。我们可以为跨国公司提供这个场所，而最大的受益者肯定是中国。通过国际特区吸引来的高新技术优势是长久的、可靠的、源源不断的，可以尽快地转化为我们自己的优势，而不会使它国感到担忧，因为其中利益是共同的。

　　其三，创建新型的、更适合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模式。

　　当今世界有多种多样的社会管理制度，但迄今并没有一种体制被认为是最优越的，即便比较先进的制度，也不能达到使多种族人和谐共处的效果。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仍然在初级阶段，尚有许多待探索和发展的问题。美国的多种族管理虽然有成功的一面，但白种人的优越性远远高于其他种族，非白种人受到的歧视是显而易见的。欧洲各国并没有典型的多种族国家，基本上是以某一族群为主体的国度。中国要走向国际，走向现代化，除了要学习先进技术、优秀文化，也在不断地吸取各国行政管理上的优点。为适应全球化的趋势，中国人民也要加快了解世界、融合世界文化的步伐。在国际特区的创建过程中，仍然要面临行政管理制度的选择，这就为中国人，也为全世界开辟了一个行政管理难得的体制改革的试验场。这一实验的意义是十分巨大的，各国都会关注，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会非常有兴趣于这史无前例的世界多种族人民和谐共处的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对跨国度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促进作用也是十分有利的。中国政府目前不仅赞同全球经济一体化，并且努力地争取更大程度地融入国际社会。因此，建立国际特区，会得到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