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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杂志2004年总第120期封面（《财经》杂志提供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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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今年以来存款增幅一直在下降，稳定存款是否成为央行考虑的重点之一？
周小川：其实存款的增幅同货币供应量的增幅有着密切联系。如果货币供应量增幅像去年那么大，那么存款增幅也会快。但是去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有伊拉克战争和“非典”，与正常年份有一定的不可比性。
中央银行倾向于将今年的情况和过去三年五年的一个平均值比，继而作出判断：第一，今年存款增幅下降，不一定说明体外循环已经严重到不得了的程度了，或说明老百姓只想消费不想存钱了；第二，从整个宏观格局来看，需要鼓励消费。老百姓口袋里的广义储蓄的钱，不仅可以作为存款，而且可以投资债券、股票，进行实业投资。中国的储蓄率不断升高，再高上去可能就不平衡，消费和投资、消费和积累的关系就不正常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存款增幅适当下降确实不是太严重的问题。
《财经》：如果这样，资金体外循环也不是主要的担忧了？
周小川：体外循环的问题我们是关注的，但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还需要认真分析。世界各国都有脱离于正规金融体系的体外投资资金，对于资金持有人来说它是一个正常的选择。对于有贷款性质的体外循环需要采用综合措施来应对，既要有利率政策，也要有对市场的监管和投资者教育。一是要明确非正规金融不能有对公众的性质，二是要禁止非法操作，三是要提高公众的风险意识。市场各方需要对资金体外循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什么是合法的私募投资形式，什么是不合法的集资，不合法的要承担什么风险，要有一个认识和教育过程。从国际的经验来讲，不同的经济体在不同阶段都有过类似的现象。
《财经》：美国的利率上调对中国的货币政策有没有实质性影响？
周小川：此前美国利率上调三次，中国的利率都没有特别明显的动作，这就说明中国还是一个国内经济占主要成分的经济体。我们不会把资本流动当做利率政策最主要的一个出发点，尽管它也是一个对决策有影响的因素，但不是人们想像得那么大。例如，我国现在用以对冲外汇占款的资金量对于小国来讲可能已经是不可承受的了，但对于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来讲，在操作的各个方面都还在一个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另外，除了对冲工具，还有其他的政策工具可以选择，政策工具之间也可以动态切换。
《财经》：从现在的宏观形势分析，中国是不是即将走入一个持续地小幅加息的政策通道？
周小川：外界这样预测的比较多。不过，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一直强调，去年有伊拉克战争加上“非典”，是很特殊的一年。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今年四季度，物价同比会往下走，能走多少还要看，主要还取决于上游原材料的产品价格能不能回落，或者说，看PPI最终是否会传导到消费物价或者劳动力成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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