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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杂志2004年总第120期封面（《财经》杂志提供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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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但是，市场上对此次调息的时机有看法不尽相同。
周小川：对这次利率调整时机的选择，媒体、经济学家和市场人士有三种不同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调整时机的选择有点出人意外；第二种看法认为时机选择得不错，配套性很好；第三种看法认为时机选择得不太合适。我认为，这次利率调整政策在出台时机上配合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统筹考虑，与国务院召开的加强土地管理电视电话会议是同步的。
《财经》：利率调整的幅度呢？有评论认为调整幅度还是太小了。你如何评论？
周小川：在利率的调整幅度问题上，两方面的因素比较重要：一方面，小幅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以观察利率政策的实施效果；另一方面，密切关注消费物价指数(CPI)、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以及经济走势。
中国的CPI走势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往往在春节前上升，春节后开始下跌。一般来说，3月至6月，CPI环比呈下降趋势；8月以后到年末，CPI开始呈上升趋势。去年9、10、11月CPI上升势头非常强劲，今年下半年CPI环比虽然仍有可能是正的，但是只要增幅小于去年，全年的物价涨幅就将趋于回落。
因此，综合考虑物价涨幅回落和经济适当冷却这两方面因素，如果利率调整幅度过大，震动比较大，容易出现风险。另外，正如大家注意到的，这次利率调整是9年以来的首次上调，心理上的影响比较强烈。
保持币值稳定是货币政策的第一位目标，同时要考虑到经济增长、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问题
《财经》：当前利率调整的时机把握原则是什么？要不要考虑其对资产市场的影响？比如证券市场。
周小川：从当前上市公司所属行业、总市值、新增筹资的规模等指标来看，中国资本市场对宏观经济的代表性还不够高，资本市场的起落同宏观经济的联动关系也不是那么紧密。另外，资本市场有自身的规律，一些历史包袱和内在问题还需要解决。货币政策的调整当然要考虑资本市场，但鉴于上述原因，当前在政策制定中，宏观经济层面的因素会考虑得更多些。
其实，即便是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比如美国，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的关系也不是那么紧密的。格林斯潘就讲过，货币政策虽然要考虑资产的价格变化，但是资本市场目前还难以按某种规律纳入美国货币政策的决策框架中。对于资本市场，美国的联储目前能够做到的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当资本市场出了问题，就是所谓有可能崩溃的情况下，货币当局可以考虑注入流动性；二是当资本市场出现泡沫或泡沫破裂，货币政策或许可以采取一些办法，减轻其调整的痛苦。
《财经》：那么，房地产市场的因素在利率调整的决策中，应该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周小川：房地产市场和宏观经济以及宏观政策的联系应该更密切一些。但我个人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房地产价格也不能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决策依据，因为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发展中，存在房改这一特殊因素。在过去几年中，房改在不同地区还存在一定的不均衡性和不彻底性。
随着这两年人们开始逐步拥有房屋的所有权，这一制度性变化对整个经济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就像过去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供需双方的积极性都非常旺盛，再加上抵押贷款业务存在，因此这个阶段的房地产发展有可能处在一个非常态的阶段，这就加大了判断的难度，所以我们不能单纯以房价指数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依据。
判断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主要还是要看整个宏观经济的走势，包括看CPI和PPI这样的指标。长期来讲，PPI不可能不对CPI没有影响，但其影响释放会比较缓慢。对这种现象的一种解释是，因为亚洲金融风波过去之后，中国存在商品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虽然产能过剩在一定程度上能冲抵一部分传导，但理论上不能永久消化。
另外，我们比较关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最近大家说得比较多的“民工短缺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价格问题。今年出台了一些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有了一个经济学上所谓的“溢出”(SPILL OVER)现象，使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反映到沿海城市的民工紧缺上。这些因素可能是宏观调控时更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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