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裁撂挑离职 温州财团诞生四个月就遇到瓶颈

　　

高调亮相的温州财团仅仅过了四个月就遇到了瓶颈　　photocome

　　□本报见习记者　肖华

　　对中驰和中瑞这样为剩余产业资本寻找出路而成立的公司而言，股东们过去白手起家做实业积累起来的经验，是否仍然有效？而习惯了“你的钱是你的钱、我的钱是我的钱”的温州人，要想将观念转变为“无论你的钱还是我的钱，成立了公司就是公司的钱，就得通过公司来实现增值”，也还得有一段时间

　　6月份高调亮相的两家温州财团(相关报道见本报6月17日18版《温州民企打出“财团”牌》)国庆节前陡生变数，两家财团高薪礼聘而来的职业经理人担任总裁不过两三个月就挂冠离去，而当地政商各界对财团的态度也在几个月内大相径庭，“财团”二字已成为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标签。

　　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职无权，外聘总裁来去匆匆

　　几经辗转，本报记者分别于10月15日和22日采访到了中驰财团前执行总裁王绍庭和中瑞财团前总裁杨新泉。

　　4个月前，他们俩都对温州这片陌生的土地满怀憧憬，如今他们对在那里的感受却是“憋气”(王绍庭)和“伤心”(杨新泉)。

　　王绍庭如此描述了他上任的过程：6月中旬的一个下午，经朋友推荐，中驰财团大股东李成文致电王绍庭，两人一直聊到手机没电。李成文力邀王赴温州，次日上午又电话催促。第三天，王绍庭飞赴温州，随后两天没日没夜与中驰股东、市领导轮番交谈，之后则按手印签合同，约定26日正式上任，整个过程迅速得令人惊讶。

　　“温州有资本又求才若渴，而且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这样的公司能不吸引想干事业的人吗？更何况它给待遇。”王绍庭说。

　　比王绍庭早一个月出任中瑞总裁的杨新泉也向本报记者强调，他是给在美国培训时的同学王振滔——中瑞董事会核心成员——打过电话确认两权分离之后，才揭了“50万年薪＋奔驰车＋提成”招聘广告的榜。

　　“我们试图走出一条新的路来”，中瑞董事长郑胜涛6月初向媒体表示。“新路”的第一步，就是打破家族制的温州企业传统模式，从外部招聘职业经理人组成管理团队，进而构建现代企业制度。

　　但是，空降而来的两位总裁很快就发现，现实与承诺相距甚远。

　　最尴尬的问题是两权分离只不过镜花水月，杨新泉形容为“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尽管股东们屡屡强调“现代企业制度”这些名词，合同也已写明各自的责、权、利，但实际上他们视企业如儿女，始终无法割舍或者说不知该如何割舍控制企业的欲望。杨新泉与王绍庭名曰总裁，并无实权，以致后者曾经为一个广告拍了桌子：“我堂堂一个总裁，连个十万八万的广告都做不了主？”

　　更让他们头疼的则是财团的股权结构———中瑞九个股东均分股权，中驰则是两大股东各占25%，余下5家各占10%，知名学者曾经断言，如此结构显然难有高效决策与有效激励。果然，股权势均力敌，如王绍庭所形容的“谁都想说了算，谁都说了不算”。据闻中驰办公室装修时，股东们为买哪种装饰灯争论不止，直到其中一个开着豪华奔驰买回一盏十几元钱的灯做样品。董事会于是不得不经常召开，力量更平均的中瑞往往开到要“送面条进去”。由于股权利润都是吃大锅饭，甚至有股东想方设法将财团的东西往自己企业捞，比如项目和人才，财团讨论未通过的往往被抢到他们的公司。

　　股权平均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经营层在关系微妙的股东间无所适从，为如何保持平衡大伤脑筋，杨新泉用柏杨提出的“酱缸文化”来形容。即便是只有两个大股东的中驰，王绍庭也不得不“给妈妈汇报，还要给爸爸汇报”。

　　董事会与经营层、甚至股东之间相互的不信任由此而生，记者听到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中驰装修完毕购买家具时，办公室主任考察后，财务总监不放心地亲自看了一遍，不料另一股东还不放心，又去了一次。

　　如此境况，王绍庭上任一周后就退意萌生。在接连递交五个项目方案都未能通过之后，经营理念上与股东们难以调和的分歧让他终于决心离开。8月2日的董事会上，王绍庭挨个给每位董事发了一份满满三页纸的辞呈，坦率而恳切地直指财团诸多问题。据一位与会人士描述，会场顿时一片寂静，只听见翻纸张的声音，不时响起的手机也都被摁掉了。

　　后来，虽经中驰董事长叶祥尧40分钟长谈恳切挽留，王绍庭依然通过短信等方式表示决意“跳出这个漩涡”，并在8月18日办妥手续悄然离开。此时他尚未过完试用期。

　　杨新泉比王绍庭早来一个月，也晚走一个月，9月中旬，当地媒体发现杨新泉“神秘消失”，中瑞则对外称其出国休假。

　　对两位经理人的上述说法，记者费尽力气想找两家财团的股东们求证，但只有中驰财团董事李成文(持有中驰25%股份)在10月19日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外来的人也要熟悉温州的文化，不理解温州文化、不明白股东们的意图是不行的。有些人力气很大，但使不上劲是没有用的。”李成文说。

　　李成文担任董事长的华通机电集团一位中层干部则认为：“温州人的商业传统和比较固定的营销网络，已经决定了职业经理人难有什么作为。尽管随着企业的规模化和多元化，温州企业需要聘请高级人才，可温州老板想找的仍然是高级秘书或者参谋、顾问这样的角色。”

　　10月18日，记者向同机的一位温州企业家说起此事，他的反应是：“啊？走了吗？迟早要走的。”此后几天，这几乎成为记者在温州听到的关于这一事件的“标准反应”。

　　有名无实，两家财团处境尴尬

　　在温州人看来，外地人在这里做不长并非怪事，离开亦非新闻，对财团更无多大影响。他们津津乐道的，是中瑞如何自己引起了监管部门的警惕。

　　记者听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不久前当地媒体在报道一家类似性质的投资公司时，将其称为“又一家财团性质的企业”，不料惹得这家企业紧张不已———本来答应贷款的商业银行，听说他们与“财团”有关时突然谨慎起来。与此对比，4个月之前各地媒体充斥着中瑞尚未挂牌，就有几家银行争相授信的报道，乐清市柳市镇一位小老板回忆，“那时我们羡慕得眼睛都红了”。

　　银行前后态度迥异，当地普遍认为原因是“温州银监分局很恼火”，触响警铃的是“财团”的名号以及中瑞的豪言壮语。

　　中瑞曾对媒体宣称要做“以产业为基础，以资本为纽带，以金融为核心的企业集团”、“要进入金融业”、“用5580万注册资金撬动庞大的民间资本，运作资金100个亿”。

　　这些豪言壮语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金融监管当局的警惕。早在财团成立之初，温州市金融监管机构的一位官员就曾公开表示，财团就是同时从事产业和金融运作的企业集团，而中瑞和中驰显然没有得到进入金融领域的许可证。而100亿这个数字不仅备受温州企业界质疑，据闻也曾遭到温州银监分局当面责难。

　　时值德隆出事，炒房团备受争议，温州民间借贷利率一路飙升，监管部门自然担心没有金融许可证的财团带来风险。“不该说、不能说的话怎么能随便说呢？”一位监管官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深表不满。在他看来，财团和温州金融是两个毫不相关的东西，这些“随便乱说”使媒体将二者混为一谈。

　　银监分局遂数次找财团座谈调查了解，希望他们明白相关政策法规，同时向各商业银行发出风险提示。据说温州银监分局9月份曾召开紧急会议，希望温州各商业银行严审对中瑞九大股东的大额贷款，并密切关注贷款流向。

　　不过，当地人普遍认为，经过4个月的观察，监管部门发现财团并没有如其所说地介入金融运作，算是暂时安了心。“对于财团，我们既不支持，也不否定。”上述官员反复强调这一态度。

　　但是，监管当局此前的态度已经让商业银行提高了警惕，它们普遍加强了对财团各股东的贷款控制，有的甚至打出“银监局不让贷”的名号，以致银监局不得不专门予以澄清。

　　与银监局的恼火相比起来，政府态度的转变则更为微妙。如果说当地官员出席中瑞开业大会至少表明了其对财团的态度是不否定，那么浙江省某领导来温视察时财团被当作典型汇报，则表露出当地官员对财团的支持。但是，据说这个典型不仅没能得到省领导的首肯，反而遭到了冷遇。

　　这些始料不及的变化让曾经高调的中瑞陷入沉默，记者数次致电9位中瑞股东中的6位，始终无人愿意接受采访。在本地人看来相对踏实的中驰也有些有口难辩，不知何故，中驰的挂牌仪式拖到今天仍未举行。

　　实验仍在进行

　　引起监管部门警惕的，无非两个问题：财团资金从何而来，去向何处。这也是财团最为人关注的地方。

　　但眼下看来，这两个问题似乎都难有答案，因为资金并未进行流动。李成文告诉记者，目前中驰尚在考察项目确定意向。而中瑞尽管对项目情况秘而不宣，但熟悉情况的人判断，他们同样停留在纸上阶段。

　　目前看来，两家财团均是意在房地产而非金融。据杨新泉描述，中瑞成立后许多项目慕名而来，其中不乏罗斯福基金等海外资本，经营层整理了大小上百个项目，论证了中医药、环保、国外上市公司并购等几个大项目，但董事会大多束之高阁。知情人士透露说，中瑞一位股东称“最近这支笔很值钱，一签就是十几个亿”，这些项目大都囿于房地产。王绍庭在辞呈里更是直称中驰为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

　　也就是说，中瑞中驰双双偏离了“产业＋金融”的财团本义，这一方面固然是受监管所限，另一方面则是温州企业目前的发展水平对产融结合尚难以企及。尽管两家财团试图涉足资本运营，可在杨新泉看来，骨子里却还是摆脱不了做产业的思维框架。中瑞经营班子招兵买马时，杨新泉想找长于企业并购、资金融通等资本型人才，但股东们却不同意，说投哪个产业的项目就找哪个产业的人。

　　无论是王绍庭还是杨新泉，都是奔着做投资公司来的，但他们来了之后才发现，股东们很难跳出过去做实业的经验。但是，温州老板们白手起家做实业积累起来的经验，对中驰和中瑞这样为剩余产业资本寻找出路而成立的公司是否仍然有效呢？

　　两家财团的资本也不固定。据说中驰内部对此也曾有过争论，李成文提出每个股东拿出一笔钱放在财团，结果其他股东马上表示等有了项目再说。对此，当地银行界一位人士评价说，“人还是那些人，钱还是那些钱，只是带了顶洋帽子。”

　　产业资本想要联合寻找出路，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利润已经越来越薄。如某著名塑编城，已到了只能白天停工晚上开工，要靠电价的差别才能赚钱的地步。与此同时，资金越来越紧。另一方面，民间利率已经一路上升到一分二厘以上，柳市高达一分五甚至两分，甚至出现了中小企业拿股份抵押以求资金的情况。

　　“现在这种情况下，一家企业无论是要技术升级还是抢资源都太势单力薄，几家联合，既有资金又分担风险，”一位温州房地产商说，“未来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专业化，占领虚拟的资源，比如技术与金融，但温州企业显然并不擅长此道；二是多元化，抢实体资源，比如房地产。”

　　显然，中驰和中瑞走的是后一条路。温州老板自有他们的智慧，即使是对财团并不看好的本地人，也认为目前很难评判这场带着洋帽子的财团实验成功与否。

　　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以前温州人谈项目，是几个人在饭桌上说说就各自拿钱干起来，后来渐渐开始打条子签合同约定回报率，再后来开始请律师，而中瑞和中驰两个财团的成立，则标志着温州资本开始尝试以有限责任公司为合作的平台。

　　但是，习惯了“你的钱是你的钱、我的钱是我的钱”的温州人，要想将观念转变为“无论你的钱还是我的钱，成立了公司就是公司的钱，就得通过公司来实现增值”，还得有一段适应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