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人丁望

　　

丁望对报纸的要求一丝不苟

　　□丝工/文

　　经朋友引荐，2001年夏天，我第一次见到丁望。这位在1946年就参加革命、对时代充满热情、对新闻极为敏感的银发老人，是那样年轻与热忱，我们的沟通没有任何阻碍。你难以想像此刻他已患肝癌在家休息两年多了，并且已是70多岁的高龄。

　　当我提出要写关于他的一本书的时候，他说要考虑考虑。事实上此前曾有几次有人要为丁望写书，都被他明确拒绝了。我意识到我的孟浪。

　　几个月之后，我意外接到了丁望的电话，就写书的事情请我再去他家商议，他同意了！他选择了我——一个没有什么写作经验又非新闻、文学出身的，以前不曾相识的陌生人。这就是丁望的性格，胆大而信任。

　　当然，我毫不犹豫地与他签了书面的协议，规定了彼此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合作方式。我后来多次感到这份协议签得是多么重要。因为在以后长达1年多的十数次见面长谈中，他几次暗示我一些观点或见解，希望我接受他的结论。我会笑着拿出协议(我每次都带在身边)说上面规定了我只写我的见解与想法——我想说的是丁望直到晚年还有很强的控制欲望，时刻想施加影响力于他人。这是他性格中非常独特的一点。

　　世事难料。就在书稿即将脱手之际传来了丁望撒手人寰的消息，使我再没机会让这位受人尊敬的老人成为这本书的第一读者。

　　成长之路

　　1926年10月6日，丁望出生在江苏南通。少年丧父、家庭困顿、颠沛流离……种种磨难的经历，使丁望具有了积极进取、不怕打击、拿得起放得下且从不言败的性格。这些品质也最终成就了他奋斗不止的一生。

　　丁望凭借优异的成绩考上燕京大学。抗战胜利后，燕京大学从四川迁回北京，丁望有了一段难得平静的大学生活。课堂之余，他对基督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燕京大学的那种西方文化宗教氛围对年轻丁望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洗褪丁望的学生气，让他迅速成长起来，在河北平山县解放区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又在平山县参加了建团工作。热爱劳动、能够吃苦是丁望的一大性格特征，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在以后的下放锻炼中经受住磨难，也不会在创办中华工商时报之时，艰苦奋斗、食苦如饴。丁望的成绩受到了当时的平山县团委领导人马仪的高度称赞。一同度过了这样的一段艰苦岁月，马仪对丁望更是信赖有加。

　　北平解放后，马仪做了团中央副秘书长，丁望分配到了团中央宣传部，后来到了《中国青年》杂志社，《中国青年报》创刊时又加入中青报。此时的丁望还没有任何关于新闻工作的经历，燕京大学历史系的优秀生如今却面临着一个如何开始的问题。他的上级邢方群几乎是手把手地教他如何写消息、写报道、写导语……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丁望肯动脑子、爱钻研，进步神速。他很快就适应了新闻报道工作，《中国青年报》的第一张报纸的版式就是出自丁望之手。从此，研究版面语言，注重版面设计，成为丁望报人生涯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成为日后中华工商时报成功的一大特点。

　　人生转折

　　1957年是丁望人生中重要的年份，他的人生转折就此发生。右派之后的丁望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丁望。

　　1956年刚刚30岁的他已经是《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辑，进入了编委会。年轻而充满活力的丁望点子多、办法多，在报社相当能干。但丁望最后不仅成为右派，而且成为“隐藏得很深的一个右派，质量很高的一个右派"。

　　昨天还是建设的干将、单位的新锐，一夜之间就成为人民的敌人、与党作对的坏分子。这对出身贫苦、对共产党有着深厚感情、在解放后历次运动中都是积极分子的丁望来说不啻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接下来是3年多的劳动改造。不管是在山西太行山腹地的山沟里啃土豆、爬梯田，还是在山东饿着肚子种棉花、挖野菜，丁望都全身心地劳动着，虔诚地改造着自己，他希望早日获得改正，回到革命队伍中去。但所有的努力都没有成效。

　　丁望的精神世界开始了蜕变。紧随反右而来的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更使身在基层的丁望有切肤之感，在这种内因与外因的共同作用下，丁望对现实的一切产生了一种反思与批判的精神。

　　呆在农场喂猪的丁望，开始了寻找之旅。他要寻找答案、寻找出路。他读了整整三遍《资本论》，还有所有能够找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他意识到他们的理论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学说更多的是偏重政治，中国已经完成了通过斗争夺取政权的历程，在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之后，应该思考如何建设，如何发展。

　　文革后期，已经回到北京的丁望离开了《中国青年报》，来到《世界经济》杂志社，期间，他结识了厉以宁先生，相同的右派经历让他们的交往自然增多。厉以宁向丁望介绍、推荐了大量的西方经济学的书籍，在农场背过厚厚英汉辞典的丁望，开始系统涉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包括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专著，也包括凯恩斯的学说以及主要的流派观点。阅读让丁望领悟经济学的奥妙，也给丁望打开了一扇玄妙之门。不知厉以宁先生是否还记得与丁望的倾心交流？丁望却记得经常骑着自行车去他办公的地方，两人高谈阔论、尽兴而散的情景。

　　回归新闻界

　　机缘巧合往往在关键时刻。命运也好，历史也罢，偶然性的事件往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邓小平拨乱反正，胡耀邦为右派摘帽平反。心情舒畅的丁望此时已有50多岁，到了知天命之年，然而，当时任《工人日报》总编辑的邢方群向丁望发出邀请的时候，丁望几乎没有考虑就马上答应了。对丁望来说，这时生命的春天仿佛才刚刚到来，他要回归新闻界。

　　恢复自己的新闻感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工人日报》后第一次采访，是参加国家经委的半年经济进度通报会，所写的报道几易其稿不被刊发，丁望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丁望顽强的性格注定他不会默默无闻。渤海二号出事了，跟去的《工人日报》记者告诉了有关领导的决定：不发消息、不做报道。这并不是丁望所管部门的事情，但丁望还是拉上相关人员去了中南海，通过各种关系见到了万里的秘书，“《工人日报》为什么不能关心工人的命运？它该不该为工人说话？"在丁望的努力下，终于令箭在手，渤海二号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70多位工人兄弟的生命没有白送，相关责任人被关进监狱，最终石油部长下台。这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

　　当丁望转战到《经济日报》的时候已经55岁。在这里，他遇到了对他人生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之一——安岗。安岗是《经济日报》的创办人，是一个积极的改革者。他的诸多想法让丁望深感兴奋、深受启发。安岗认为报纸可以成长为托拉斯；安岗还认为，报纸可以集团化，可以涉足多媒体跨行业经营；安岗还想在总部大楼的楼顶建直升机的停机坪，以备突发事件的采访；建信息咨询公司，安岗认为信息是可以多次贩卖的……

　　因了安岗，丁望的思维豁然开朗——报纸可以这样做！媒体可以经营！因了丁望的努力，《经济日报》凭借对经济思想与经济理论的关注而广受好评，也因了安岗，丁望的积极进取，《经济日报》成为当时活跃的中国青年经济学者的聚集地之一。更重要的是，丁望对如何办报有了更全面的想法，同时对中国的改革与未来发展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丁望的办报理念与思想也在此期间成熟起来。

　　灿烂开放

　　已超过60岁的丁望，心态却正是壮年。这期间，对丁望的人生也有重大影响的另一位人物——《改革》杂志的主编蒋一苇离开了人世。作为《改革》杂志常务副主编的丁望也淡出了杂志。

　　丁望在新闻界经过50年的磨炼与实践，此时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他渴望有机会表达出来。这个渴望是那样的强烈，那些思想和那份理想仿佛给丁望注入了核能量，使他整个人为此燃烧起来。

　　在1987年-1988年两年的时间里，丁望在北京不停地奔波，不懈地为自己寻找办报的机会。十几次、几十次。报纸上的一则消息终于让丁望抓住了机遇。他的老领导马仪从国家经委调任到全国工商联担任副主席，他把自己想要办一张全新报纸的想法告诉马仪，得到了老领导的支持。太多的巧合与偶然，1989年4月，中华工商时报获准创办。

　　据丁望讲，当时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开给丁望的条件主要是两个：一是政治上不能犯错误；二是经济上不要成为负担，不能成为一个无底洞。丁望几乎是白手起家，去找人，去筹钱，雕琢报纸……丁望不仅把报纸做了起来，而且这张中华工商时报一开始就表现不同凡响。令人耳目一新的版式、视角独特的文章、丰富开阔的视野让同行叫好，引起中国政经界和企业界的关注。短短几年影响力迅速提升，并波及港澳台和东南亚，成为他们观察中国大陆经济问题的一个参照物。

　　丁望的办报思想和先进理念在中华工商时报获得了创新实践。丁望提出的不办机关报、面向市场、经费自筹自支、自负盈亏等等，这些在当时都是不可想像的。丁望还提出中华工商时报的员工没有“铁饭碗"，个人收入全凭个人的能力和业绩。他提出报社的用人原则是“三不养"：不养懒人、不养庸人、不养调皮捣蛋的人。对于不能胜任的人员，报社可以“炒鱿鱼"，也允许工作人员“炒"报社的“鱿鱼"。人员是量才录用，有进有出。这在中国的报业也是实践之先。

　　丁望办报之初就赋予报纸鲜明的定位：为改革鼓与呼，为市场经济鸣锣开道，关注中国新兴经济力量——民营经济的成长。坚持“民味、商味、海味"的特色。丁望在中华工商时报的后期，决意在报纸的经营上引进合作者，计划在报纸印刷、发行以及广告经营上与其他资本合作组建合资企业，但当时这份大胆而超前的计划最终却没能实现。

　　丁望不仅创办了一份有影响力的报纸，还培养了一大批传媒人才，他们大都活跃在中国传媒领域的最前沿。走出中华工商时报的许多人无不受到丁望思想的影响，也带着深深的“时报文化"的烙印。

　　离开中华工商时报之后，68岁的他又抖擞精神再战江湖，先是帮助《中国经营报》改版，后远赴上海经营《市场经济周刊》，以72岁的高龄开始创办《中华合作新报》，但后来的作为却是屡战屡败。但从不言败的丁望却一直站在新闻界的最前沿，不断提出新想法、新创见……

　　在一个社会的变革转型期内，一个本身就充满变数和不安、混合着动荡的背景里，一个白发老人，白手起家，创办了一份影响力远播的报纸，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传媒人才，这似乎是一个完美的英雄创业的故事。他被许多弟子称之为唐·吉诃德式的人物。或许，他的命运、人生比他的事业和成就更加丰富多彩而富有魅力。

　　(作者为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策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