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烧鞋事件冲击温州模式 游戏规则应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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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滩记者 蔡明东／报道

　　西班牙当地时间9月27日早晨7点多，在首都马德里开业的华人律师季奕鸿动身前往420公里远的鞋业制造中心埃尔切市。

　　季是“9.16”烧鞋事件受害者陈九松的辩护律师。两个星期前的9月16日(西班牙当地 时间)晚上，陈九松的集装箱货柜刚运达埃尔切中国鞋城准备卸货时，400多名正在中国鞋城游行示威的西班牙人一拥而上，推倒集装箱并浇上了早已准备好的汽油。

　　陈九松的16个货柜和仓库，在这场大火中被烧毁。据他事后清点，损失近100万欧元。

　　中午12点40分，季抵达埃尔切，见到了自己的当事人陈九松。一小时后，在埃尔切法院刑事庭内，陈九松正式提出诉讼，控诉纵火嫌犯。

　　西班牙式的反击

　　对这次温州鞋在西班牙被烧，菲律宾华人鞋商王先生丝毫不感到意外。在他看来，这种事情迟早会发生，只是由于西班牙民族性格比较外向，所以会较早在西班牙爆发。

　　“如果不是因为菲律宾人性格相对温和以及政府的控制，这样的事情几年前就会在菲律宾上演。”9月30日，这位正在温州进货的鞋商说。

　　据他透露，近几年，菲律宾本地鞋厂不断倒闭，大量鞋业工人失业。而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受到价廉物美的中国鞋、尤其是温州鞋的冲击。

　　在西班牙埃尔切市，超过70%的华人鞋商来自温州，而这次西班牙烧鞋事件中，被烧的鞋也绝大部分产自温州。

　　中国商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刚进入海外市场时，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欢迎。那时，“价廉物美”几乎成为形容中国商品的专用词。而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依托、依靠温州人网络打开市场的“温州制造”，则成为中国商品的突出代表。

　　“温州制造”赢得的“价廉物美”形象，直至今日仍然牢牢占据着主流地位。西班牙华文报纸《欧华报》副社长张忠民告诉记者，以温州鞋为代表的中国鞋，2002年才开始零星进入埃尔切市场，但目前已占到埃尔切鞋类批发量的30%。

　　与中国鞋在西班牙市场上的巨大销售量形成鲜明反差的是，鞋子的销售终端却是地摊和低价店。有关统计显示，中国进口的鞋子平均每双售价只需3.7欧元，比起西班牙本土制造的鞋子便宜了将近一半。

　　这些鞋子在受到当地民众普遍欢迎的同时，也对当地制鞋行业直接产生了威胁。于是，当温州商人抱成团滚雪球般在国外生根并发展壮大的时候，温州鞋遭到的抵制也便愈来愈多。

　　埃尔切街头经常可以看到当地人在发放传单，内容主要是要求中国鞋商退出市场等；而在烧鞋事件的前两天，中国鞋城附近已经贴满了煽动埃尔切市民参加抗议游行示威的大标语。当地时间9月23日，埃尔切市再度爆发了针对中国商人的示威游行。示威者扬言，以后将每周举行一次抗议示威，以抵抗中国商人的廉价产品给西班牙本地商人带来的不公平竞争。

　　更多城市对温州鞋冲击的反应，和埃尔切市几乎毫无二致：

　　2001年8月至2002年1月，温州东艺鞋业等中国鞋商在俄罗斯遭查扣，损失约3亿元。

　　2003年冬，20多家温州鞋企的鞋类产品在意大利罗马被焚烧，损失不详。

　　2004年1月8日，尼日利亚政府发布“禁止进口商品名单”，温州鞋名列其中。

　　2004年2月，莫斯科“艾米拉”大市场华商货物被查抄，包括温州商人在内的中国商人损失约3000万美元。

　　“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到现在还是低价位、低成本的发展，这本身就很不正常。'吃一堑，长一智'，温州产品应该利用这次契机，加大品牌研发力度，走出低成本、低价格、低档次的怪圈。”温州鞋革行业协会秘书长朱峰说。这些天来，烧鞋事件已经成为他与外界交流的主要话题。

　　低成本是惟一选择？

　　从2005年起，欧盟将取消从中国进口部分鞋类产品的配额。这意味着温州鞋将在欧洲获得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但温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马津龙对温州鞋的竞争力却并不持乐观态度。相反，他认为温州鞋业面临的反倾销风险却非常之高。

　　“温州产品与外国产品相比，在质量一样的前提下，确实具有价格低、性价比高的优势，但也应该看到温州企业在环保、劳动力福利等方面比西方企业受到的约束少。如果是这样的价格优势，就容易受到反倾销的指控。另外，员工待遇不合理也是价格低的原因，在很多鞋厂，付给员工的工资按照温州的标准是偏低的。”他告诉《外滩画报》。

　　“中小企业靠的就是价格低廉，西班牙这次也没有说质量不行，其实就是价格低廉冲击了它的市场。但是民众的这种情绪会影响到政府的态度，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倾销以后可能会抬头。”马津龙说。

　　与此相关的则是英国《金融时报》所作的一项调查。该调查显示，如果中国的工厂都按国际标准实施环保措施，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将丧失殆尽。据估计，目前中国每1万美元GDP的能耗是日本的40倍。

　　温州永嘉县一家鞋厂的业主向记者透露，以一双出厂价为100元的女鞋为例，在成本结构中劳动力成本占10%，材料成本占60%，管理服务成本占10%多，税收占5%，利润占10%。若按国家规定将员工应享受的社会保险、劳动福利全部补齐，一双鞋的成本将因此提高15%。“如果增加工人福利，有两种办法：提高价格或者降低利润。降低利润是很难接受的，那么就只有涨价，但这样我们的产品又会失去竞争力。”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鞋厂业主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将劳动力成本保持在低水平，就成为惟一的选择。

　　温州模式冲撞国际规则

　　9月16日晚，埃尔切的游行队伍中，有人愤怒地喊：“他们(指中国人)没有规定的开业时间，24小时地干。他们应该和我们一样地工作！”

　　朱峰认为，当地人的这种说法充分表明，温州经营思路与贸易方式正在与西方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发生冲撞。“温州有那么多企业在做外贸，大家各显神通，而其中有些‘神通’是不符合国际规则和当地法律的，通过这次烧鞋事件，温州企业需要反省自己，尽快融入所在国的商业文化中。”

　　《欧华报》报道了埃尔切“9.16”烧鞋事件的全过程。张忠民告诉《外滩画报》，埃尔切人烧鞋的这种过激行为，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在于他们对华人鞋商一些不规范经营行为的反感和抵触情绪。“西班牙对皮鞋进口有限制，但对其他鞋类产品没有限制，很多华商就以报布鞋的名义进口皮鞋；逃关税、不开进货发票、避开增值税等违法行为，在华人鞋商中也相当普遍。”

　　张忠民的话或许是真实的。据《欧华报》报道，在陈九松提起的这场司法诉讼中，季奕鸿只找到了4000欧元的货物发票，这和陈九松所说的直接损失16个货柜的货物、价值近100万欧元的数字相差悬殊。

　　而陈九松对此解释是，他没有作过准确统计，有些账单已经被烧掉了，但大部分账单都还在。

　　温州中小企业该行向何处

　　位于温州龙湾区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坐落着多家制鞋企业。9月30日傍晚，下了班的工人们开始从各个鞋厂涌出，纷纷奔向街边那一长溜的大排档和厂门口的快餐车。

　　这是他们劳作一天后难得的闲暇。就在不远处，有人声嘶力竭地唱着一元钱一次的卡拉OK，周围聚集了一群面无表情的工人们。

　　对发生在遥远西班牙的烧鞋事件，多数人并不关心。相比之下，他们更在意眼前现实生活的改善。

　　但对于像苏岳胜这样的中小企业主来说，西班牙烧鞋事件绝对不是他愿意见到的。

　　苏岳胜的鞋厂是典型的温州式家庭工厂。一个大院子，进了院门就是堆得高高的包装盒，前面的三层小楼是住宅兼厂办公室，后院则搭了一个简易厂房，里面是两条生产线，雇了几十个工人做鞋。再往后走，就在公路边上又搭了一个小房间，里面是一条组装线，而这个房间已经是属于违章建筑了。“没办法，场地实在不够。”苏岳胜叹了口气。

　　苏岳胜的鞋厂主要生产低档鞋，出口也是依赖价格便宜的优势。每年，他都有价值近百万美元的鞋子出口到荷兰，而经过种种努力，眼下，他又进入了印尼等东南亚市场。

　　“做外贸每个厂家都有自己的定位，奥康那样的企业不会去做这种低档鞋，所以这次西班牙发生的烧鞋事件，对我们这样的小企业影响是100%的。”他说。

　　在个体经济发达的浙江，温州鞋业的这种发展模式其实处处可见，如乐清的低压电器、永嘉的钮扣、永康的五金、桐庐的圆珠笔等。浙江省目前已经拥有519个这样的块状特色经济区域，年产值达到6000亿元，但无论是温州鞋业还是乐清的低压电器，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占据绝对优势的同时，却仍然没有摆脱模仿、克隆、跟风的发展模式，竞争力依然薄弱。

　　“对一大批中小企业而言，提高附加值、创国际品牌都是遥远的事情。”马津龙认为，中小企业避免在国外遭到抵制的一个做法是放弃自身品牌，专心致志给名牌产品做外包加工。而且，由于原料来源的趋同，中小企业的产品质量已基本接近于大企业。

　　温州很多企业已经开始有这种互相合作关系。温州休闲服品牌美特斯.邦威专心做品牌，其衣服则由全国1000多家企业外包。一件休闲服，美特斯.邦威的外包价格可能只有30元，而在美特斯.邦威专卖店里可卖到100元。

　　不过，温州红草帽鞋业公司总经理翟成圣对这个建议却不以为然。

　　1990年，翟成圣从家庭工厂起步，如今已拥有一个年产值近1亿的鞋业公司。两年前，经过与重庆市有关部门的接触谈判，翟成圣决定在重庆铜梁坤鹏工业区投资1000万元建鞋厂，目前，2万平方米的厂房已在紧张建设中，预计明年建成投产。

　　在翟成圣看来，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传统家庭工厂的低成本生产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竞争的需要，温州数量众多的中小制鞋企业必须尽快做大做强，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去重庆建立生产基地，就是翟成圣所作的一个努力。

　　事实上，这也正契合了温州市政府的品牌发展思路。今年年初，在温州市委全体扩大会议上，市长刘奇表示，温州市政府将整体包装推介“温州制造”，并将为此制定实施扶持大企业大集团的优惠政策，鼓励更多的企业做大做强，打造温州的“航空母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