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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财经》汪细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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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黄一义
中国人均GDP的准确数字从来就是一本糊涂账。例如，早在1980年，按当时的美元计算中国的人均GDP为400美元，到2003年才达到1000美元出头。同期中国GDP的平均增长速度达9%以上，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应为8%左右。如此算来， 2003年的人均数字应达3000美元左右；考虑到美元的通货膨胀因素，按现在的美元计算还应再增加百分之几十。
另一个显然不合理的现象是按现行方法计算中国的GDP总量，中国的贸易依存度畸高，今年的数字可能会高达3/4。我们知道，大国通常拥有较为完整的产业结构，因而其进出口的比例会远低于从事专业化生产的小国。中国当然也是这样。目前美国和日本这两个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的贸易依存度大约在16%～18%之间。如此算来，中国的同一指标比日、美高出三倍多，意味着中国的GDP总量也应升高同样的倍数，即使剔除中国加工贸易的影响，GDP总量实际上可能不会增加那么多，但增加两倍或更多是有可能的。
目前我国的GDP数字是按官方汇率计算的，而汇率具有很大程度的任意性。例如，在上世纪70年代末，官方汇率为1.5～1.7元人民币换一美元，如今则是8.3左右。另外，汇率中未考虑服务等非贸易货物，萨缪尔逊等早就指出穷国与富国在这方面定价的巨大差别，当时他估计为1∶3左右。考虑到两类国家的实际价格和工资水平，其实际差距可能更大。
如果中国的经济总量仅占世界的3%多一点，其宏观调控绝不会引起世界各国如此严重的关切，也不会被视为与美国并列的经济火车头。因为中国有1万亿美元以上进出口总额(今年的估计数，可位居世界第二位)才会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反过来，这也说明中国的经济总量也决不止1.4万亿美元。
人均GDP是一国经济最大的基本面。人均收入决定着一国的需求结构，进而决定着其产业结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结构变化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实际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是通过结构变化实现的，例如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但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效应更明显(钱纳利等，1986)。从产业分析的角度来看，厘清人均GDP数字，是我们参照国际经验判断产业发展趋势的重要依据。例如，关于中国的汽车需求何时启动及其以后的增长路径问题就离不开这种数字的准确分析。由于我们总是根据由官方汇率确定的人均GDP数来判断产业结构的变化，因而无法说清中国产业变动的根据。这无论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还是投资人的产业分析和投资都是一个严重的误导。例如，媒体上总是引证某些专家的说法，称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如何之低。实际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总量要大得多，因而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决非日本的十几分之一，而是几分之一，而且未必比美国高多少。因此，科学地确定中国的GDP总量及其人均数，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意，是我们正确地制定经济战略和具体政策的重要基础。
即使中国的人均GDP达到了我们所估计的3000多美元，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大约5000美元，如果也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会更高)。从更能体现一国真实国力的实物和非货币指标来看，中国在钢铁和电信等一些重要产品和服务的占有量上已接近或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在人均期望寿命上甚至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例如北京的人均寿命将近80岁，与日本相当接近，尽管按汇率计算两者人均收入相差近10倍。
也许是出于对“中国威胁论”的担心。但这种担心实际上是与此无关的。实际上，东盟等国正在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法国等也将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都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强大及因此产生的吸引力，而不是因为其弱小。而这种经济和贸易的融合只会消除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疑虑，从而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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