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阜阳政协副主席:为什么告《中国农民调查》

　　

陈桂棣、春桃夫妇

　　［千龙网特约记者王和岩7月29日报道］ 6月25日和7月8日，引人注目的张西德诉《中国农民调查》作者陈桂棣、春桃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名誉侵权案在安徽省阜阳市中级法院的安排下进行了“证据交换”。

　　各地媒体对陈桂棣、春桃的采访很多， 但对该案另一关键人物、作为原告的阜阳市政协副主席张西德的采访几乎没有。千龙网特约记者于是通过张西德的代理律师张杰表达了 采访意愿。

　　尽管记者先是吃了“下午开会”、“张主席早上嘱咐过，记者一律不见”的闭门羹，但经过律师的再次协调，7月10日上午，一个大雨滂沱的星期六，张西德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陈桂棣伤害了我”

　　记者：您为什么要告《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陈桂棣、春桃夫妇及其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张西德：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的“漫漫上访路”一章，以农民上访为背景，以丑化、侮辱、诽谤我为目的，按照他们自己惯用的思路，瞎编胡造，乍一看好像写得很具体、真实，所以欺骗了不少人，误导媒体，上当受骗。这反映我们的有些媒体、记者体察民情不够，啥都敢写。这种情况不改变，对咱们的国家很危险。

　　至于人民文学出版社，我在2003年12月下旬看到《当代》第六期刊载的该文章后，在北京我向人民文学出版社刘总编反映文章内容严重失实，要求调查，建议更正。当时他答应与作者联系。回到阜阳后我给刘总编打电话，得到的回答是‘我们跟陈桂棣研究了，看了那个报告，情况基本属实。’我问是哪份调查报告？没想到刘总编非常生硬地说：‘你都不知道吗？’然后就挂了电话。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诉诸法律。

　　记者：我们注意到《中国农民调查》中也写到了别人，而且点了名，到目前为止别人并没有提起诉讼，您为什么要告呢？

　　张西德：写别人的部分是否真实我不妄加评论，但就“漫漫上访路”而言，不仅严重失实，对我进行人格、形象上的丑化，对我的名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虽然作品的其他章节也点了人名，但大多一笔带过，惟独对我使用了丑化、侮辱性的语言，给我的身心带来了严重的伤害。

　　记者：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伤害？

　　张西德：首先精神伤害很大，血压增高到180。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的工作精力一直比较充沛，但自从文章出来后，周围人、熟人一见面就谈起这件事，有一段时间精神压力很大。我1997年戒了的烟现在又开始抽了。

　　“陈桂棣和我有过结”

　　记者：您以前认识陈桂棣吗？

　　张西德：认识，早就认识。这篇文章我觉得，只有我和陈桂棣两个人心里最清楚。陈桂棣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和他之间有过结。1994年11月，陈桂棣在安徽法制报发表了《一起诈骗案的背后——记张国文罪案的始末》一文，文中指名道姓地诬蔑当时的临泉县政法委书记李品政徇私枉法。李品政得知后极为恼怒，找陈桂棣理论，陈桂棣竟然无中生有地对李品政说是我签字同意发表的。结果，李品政对我产生了很深的误会。

　　记者：我采访陈桂棣时他说当初是您邀请他去采访的，而且手里有证据证明您的确在文章上签“同意发表”的。您到底有没有签字？

　　张西德：事情是这样的。当初陈桂棣到临泉县采访时我曾经款待过他，我希望他能够为受害人说几句话，但我并没有让他诬陷别人。我记得县委宣传部的同志拿给我的是文章下半部分的文稿和当时已刊登在报纸上的上半部分，因为很忙，我没有看报纸，中午在家午休时，我看了下半部分，没有发现失实的地方，所以就签了字。上半部分文稿据说送给了县人大办公室主任，字是他签的。而失实的部分恰恰在上半部分。所以，我没有责任。这件事出来后，李品政找我说理，我打电话说了陈桂棣几句，结果他怀恨在心，编造谎言，丑化我。

　　这次证据交换，他给农民钱，还想让农民到法院围攻我。人家都看见了，告诉我了。

　　记者：这些情况是谁告诉您的？

　　张西德：法院的人告诉我的，这你就不要问了。

　　记者注意到，在张西德书写的一份“我与陈桂棣的过结”中有这样的字样：“‘漫漫上访路’出来后，我因受辱气得死去活来，他上蹿下跳，接受采访，一时间成了‘济世主’了，假的就是假的。《中国农民调查》一露头，就被捏死，扔进了狗屎堆，永不齿于人类！心术不正的人，永远不会有好结果！”

　　“‘四.二事件’有政治背景”

　　记者：您认为“漫漫上访路”在哪些地方失实？

　　张西德：很多很多，

　　详细的我在“关于《当代》2003第六期中《中国农民调查》第三章‘漫漫上访路’的事实真相”中已经详细说明了，我已向法庭提交。这里我只简单地举“四.二事件”的例子。

　　1993年11月15日，白庙镇王营村70多人到县政府反映镇、村加码提留问题。县委、县政府有关领导出面接待。16日县委、县政府派调查组下去，12月20日基本事实查清。1994年1月31日，县委、县政府做出三项决定，多收农民的钱必须如数退还，勒令镇领导做出深刻检查，解散王营村两套领导班子。退款的事的确拖了一段时间，直到3月份才解决，这是事实。但我认为，我对这件事的处理是及时、正确的。对于“四.二事件”，省、地联合调查组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起违法案件，县委、县政府组织力量解救公安干警是必要的、及时的。”

　　陈桂棣他就不该写这个东西(《漫漫上访路》)。王营村群众上访不是群众问题，而是干部问题，是县里干部问题。上访是事实，但是它有政治背景，是因为县里干部插手事情才到了这一步。陈桂棣文章中提到的那位同志，曾经任临泉化集区委书记，我上任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了。他这个人就是好整人，从1958年整胡泉(曾任临泉县委书记，后调任六安地区)开始，无论哪一届他都搞。当时的地委、行署都知道。除了这个同志，还有个别干部想把我弄走。

　　记者：您觉得他(陈桂棣文章中提到的那位同志)和您之间有矛盾是因为什么？

　　张西德：从1990年算起，我们在一起共事4年多，在工作中并没有什么矛盾。1994年、1995年省里考核时，我把他说成了一朵花。(笑)

　　记者：他到底是不是一朵花？

　　张西德：不是。

　　记者：为什么您要把他介绍成一朵花？

　　张西德：我和他一起工作了好几年，有啥问题我都爱说，很直，一般问题我也不大讲情面，该说就说了。但是组织上要来考核，在关键的时候都还是说人家的好话。

　　记者：组织考察肯定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您把他说成一朵花，缺点不说，您这样做妥当吗？

　　张西德：唉，他不就是想当书记吗？追求进步也是好事嘛。(笑)

　　记者：您不觉得您没有向组织讲实话吗？

　　张西德：这个事我做错了。我理解组织，但是目前这种考察干部的方式难以考察出真实状况，你今天对考察人员讲的话，明天就有可能传到对方的耳朵里，所以，干部体制不改革，很难避免。

　　记者：“四.二事件”处理完后，您被调离了临泉县，而当时您还没有任期届满，您是否觉得这是组织对您的一种变相处罚？

　　张西德：我服从组织安排，到现在没话说，我不能说别的。不过我调离的时候还升了半级，从正县到了副厅。

　　“我是临泉最好的县委书记”

　　当记者问张西德怎样评价自己在临泉县任县委书记的那几年，张向记者回忆了自己在临泉的任职期间的政绩：

　　从1990年7月份起任县委副书记，1992年的5月份当书记，到1995年底离开，我认为自己在临泉确实办了不少事。农业，除了保证粮食生产，还发展蔬菜基地30万亩。工业，上马了尿素项目，将一个年上缴税收七八百万的小酒厂扩建成上缴利税4500万元的大企业。大小乡镇企业几百家，在整个阜阳，临泉的乡镇企业是发展最好的。在我任职不到4年的时间，投资600万元以上的项目就有17个，而且，每年都有新项目。当时的副省长到临泉来视察，对临泉的发展非常满意。

　　在城建方面，我刚上任的时候，临泉县城是2.46平方公里，后来扩展到6.6平方公里，跟省城合肥老城区一样大。城市道路刚开始规划时，征了一千多亩地，扒了一千多间房子，当时群众看不到远景，想不通，骂我。路修好后，他们在路边盖房子出租，富得流油。修路见效了，群众高兴了。前几天有五六个临泉县的群众到我家里来说要给我塑个像。

　　我在临泉将近4年的县委书记职位上，我没有做过对不起群众的事，临泉人民有口皆碑。我在临泉不是工作没做好，我一点都不感到内疚，我感到很骄傲，无论前几任还是后三任，不客气地说，我是当的最好的。

　　我是(上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在公社、乡镇干了13年，虽然专业荒废了，但经验丰富。如果像他们所说的我那么坏、水平那么差、既不能说又不能写，组织上咋会用我呢？书作者也不想想。我的父母都不识字，没有一点背景，我奋斗到今天，全凭自己干出来的。

　　《中国农民调查》阜阳“受审”扑朔迷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