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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粮改新政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7月02日 17:30 财经界

  策划 李丽俭 采写 赵岸英

  “大约在2004年3月中旬,东北大米的平均价格飚升至每公斤3元,这是我们这个市场稻米价格的历史最高点。”浙南批发市场中专营东北大米的私营经销商黄国荣回忆说。该市场是温州市最大的粮食批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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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温州市粮食局一方面密切关注温州地区主要粮食批发市场行情变化,并保证市场供应。另一方面迅速组织市国有收储公司、虹丰粮油集团和瓯海正大粮油公司等龙头企业从黑龙江、河南和安徽主产区紧急调粮。

  3月下旬,由于温州市口粮货源调入充足,温州地区主要粮食批发市场粮价迅速回落。粮价趋于稳定。温州米价的历史最高点也只戏剧性地维持了1~2天。粮贩子们并没有在这场风波中牟取更多的暴利。从全国各地蜂拥而来私商粮贩着实领教了温州市政府宏观调控的威力。

  温州粮食局副局长金炳松对记者解释说,政府只有掌控了充足的粮源,才能拥有调控市场的能力。

  记者近日在温州地区调查中发现,温州市之所以能够在市场风波中迅速平抑粮价,得益于温州市从2001年开始在粮改中全面实施的农业“走出去”战略。

  建“天下粮仓”

  温州民营经济的发达促使土地流转租金昂贵,到外地去寻找大面积土地资源就成了农业“走出去”的主要动因。

  “人多地少的温州地区缺粮是历史性难题。”金炳松说,温州全市人口755万,耕地面积只有243万亩。近几年来,温州市年粮食需求总量维持在45亿斤左右,粮食缺口在25亿斤以上。

  据了解,由于温州地区人均只有3分土地,而且土地集中连片的很少,不利于搞规模化经营和机械化生产;另一方面,温州民营经济的发达促使土地流转租金昂贵,每亩耕地年租金在200~1200元,并且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周期也较短。到外地去寻找大面积土地资源就成了农业“走出去”的主要动因。

  2001年3月,国务院批准浙江在全国第一个进行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粮食流通领域“双轨制”在浙江宣告结束。为温州农业“走出去”奠定了基础。

  2001年,温州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农业“走出去”战略,提出“面向全面调结构、立足市场兴产业,走出温州搞农业”的基本思路。

  温州市农办副主任何永平对记者说,外建粮食基地是在温州市实行市场化改革、大力调整农业结构背景下的新生事物,是确保温州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

  2002年1月,温州市委、市政府发布了《关于扶持黑龙江垦区温州绿色粮食基地建设的通知》从贷款、财政等方面,鼓励农民到黑龙江垦区承包土地。从而拉开了温州市“走出去”战略的序幕。

  2001年开始,温州市多次组织行业协会、企业和农民远赴黑龙江、安徽、江西、吉林等省考察,鼓励温州市的粮食龙头企业和农民通过独资开发、联合开发和农业订单等形式,广泛在外建立粮食基地,并专门组织农业和农机专家小组赴黑龙江垦区温州粮食基地,对包地种粮的农民提供上门服务。市政府每年还专门拨款对黑龙江种粮农民返温的粮食给予补助,解决其实际困难;粮食行业协会则充分发挥协会联系服务的纽带作用,为在外建基地的企业、农民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在东北创办“天下粮仓”的陈定友说:“温州人多地少、土地不集中,规模经营需要几千亩上万亩的土地,本地区没有这种资源,黑龙江就有”。道出了广大粮农的心声。

  通过政府引导和鼓励,协会促进,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温州市已有65个经济实体和272位个人到外地合作或单独开发农业项目。在全国粮食主产区黑龙江、安徽、江西、湖北、江苏、四川、上海等省市建立粮食基地58万亩,年产量可达5亿公斤,为温州市提供商品粮4亿公斤。其中,温州市乐清、平阳、龙湾等地23位农民自发组建了黑龙江绿色粮农协会,在黑龙江前进、前锋农场承包了5.2万亩水稻基地,创建了“黑绿”品牌,初步形成了生产、加工、运输、销售一体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虹丰粮油集团在黑龙江友谊县友谊农场建立了10万亩的粮食生产基地;温州市粮油总公司与江西上饶市万年县签订了开发5万亩“万年贡米”生产基地的协议。

  产销互补

  借助主产区的优势,增加温州市粮食的地区储备。

  “走出去建立粮源基地的做法,虽然能够缓解温州市粮食缺口的压力,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缺口逐年扩大的矛盾。”金炳松说,温州粮改“走出去”的另一层含义是借助主产区的优势,增加温州市粮食的地区储备。

  而粮食主产区黑龙江省却面临着卖粮难和粮食库存积压的难题。据了解,截止2000年6月,黑龙江省粮食商品库存高达728亿斤,粮食收储矛盾突出,财政负担逐年加重。

  2001年7月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发[2001]28号)中明确提出,鼓励粮食产区和销区建立长期稳定的粮食购销关系。为温州市与黑龙江省构建产销合作关系开展企业间跨地区合作扫清了政策上的障碍。

  从2000年开始,温州市政府通过“政府推动、部门协调、企业为主、市场运作”的调控方式,开展省际间的粮食调动和销售,鼓励企业与全国主产区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粮食产销合作关系,使粮食产销区之间利用各自优势,探索开展代购、代销、代储或联合经营的产销合作新路子,让优质优价的外地粮食源源不断地丰富温州市市场。

  2002年,温州市提供土地和厂房,与乌苏里江绿色食品物流中心携手建成了集粮食储备、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基地,大力发展粮食深、精加工,每年可有0.6亿斤的优质黑龙江大米在我市生产并投放市场。民营企业瓯海正大米业有限公司则在江苏泗阳县建立了两条米业生产线。2000年为密切、巩固与主产区的合作关系,温州市委派2位粮食收储企业经理到江西万年县挂职,开展产销合作。为粮食主产区稳定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发挥积极作用。

  据统计,2003年,温州市通过多元粮食企业产销合作形式从省外调入粮食24亿斤,主要是集中在东北三省(25.5%)、江苏(21.3%)、安徽(16.4%)、江西(14.9%)、山东、河南等省份。

  争夺粮源

  温州实行了粮食收购价格市场化和收购主体多元化以后,私营粮商经营量已占温州粮食经营总量的90%。

  2001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发[2001]28号文件,明确提出放开东南沿海的浙江、上海、福建、广东、海南、江苏和北京、天津等粮食主销区的粮食收购市场。到2001年9月,浙江全省85%粮食已经改制。在温州各级粮食批发市场上,从事粮食经营的非国有企业的比重已经占到80%以上。

  记者从采访中了解到,温州实行了粮食收购价格市场化和收购主体多元化以后,温州建立了许多口粮和饲料粮的批发市场,私营粮商经营量已占温州粮食经营总量的90%。温州人已习惯从批发市场上买口粮。

  “温州私营粮商真正形成气候,是在1992年第二次粮改后。”浙南粮食批发市场管理办公室主任徐庆勋回忆说,政府担忧一旦私营粮贩控制住粮源收购市场,不利于温州市场粮价的稳定。

  从2001年开始,温州市粮食局改变传统的做法,引入市场机制,推行粮食竞购竞销。大力发展粮食订单。在确保地方储备粮能够及时到位的前提下更好地保障农民的利益。温州出现了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粮食附营企业和民营加工企业和个体粮贩相互争夺粮源的局面。

  温州市政府早在2002年就出台相关政策,对于在外省市承包土地的种粮大户,其产出粮食全部运返温州市场的,视同当地的种粮大户并享受同等的扶持政策。

  温州市粮食局购销调控处的项鹏飞对记者说,温州市在2004年3月初就发布了早稻订单信息明确了早稻订单的工作目标,并出台了早稻收购政策,确定温州市今年最低收购价为每50公斤70元,政府价外补贴每50公斤5元,粮食收购时如市场收购价高于最低收购价,由企业按照市场收购价格随行就市进行收购,如市场收购价低于最低收购价,各级政府通过增加地方储备吸储量,委托多元粮食企业与农户通过订单并以最低收购价进行收购,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同时2004年还推出对种粮大户实行30%~50%的预付购粮款新举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预付购粮款132万元,2004年已准备2000万元预付购粮款贷款规模,以保证种粮农户有足够的资金来投入粮食生产。

  温州市粮食局下属的城郊粮食收储公司在开展订单粮食业务中总结了一整套与私营粮商竞争的具体办法。

  城郊粮食收储公司经理臧颖华对记者说,第一步是组织人员深入农户开展三个专项调查摸底,摸清种粮大户的基本情况,摸清早、中、晚稻各季粮食的种植成本,摸清农户的受灾情况。第二步是根据调查摸底掌握的情况,城郊收储公司对种粮大户的生产从种子组织开始到生产管理直到收购入库进行全程跟踪服务。对重合同、守信用的种粮大户给予全年种子、化肥、农药等项目全额无息贷款;第三步是在粮食收购期间,借鉴私商粮贩收购方法,派职工主动上门验货收购,帮助农户解决粮食翻晒、烘干、包装、运输和储粮等困难。

  “走出去"效应

  “走出去“后,不仅做优做大做强了温州市农业和农村经济,而且给合作的地区注入了经济发展“兴奋剂”。

  一位从江苏来温州倒米的粮贩向记者抱怨:3月上旬以前一车皮能挣到1~2万元,3月下旬以后倒米弄不好又要赔钱。

  记者从浙江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温州西站综合办公室了解到,2004年3月份温州从黑龙江、安徽、江西等主产区共计调入大米60830吨,合计1106车皮。一季度温州共调入粮食169213吨。温州市政府平抑此次粮价风波并没有动用地方储备粮。与此同时,粮贩子们却成了政府宏观调控粮食市场的“另一只手”。

  2004年初,温州市从黑龙江、吉林等省落实地方储备粮源2.5万吨。并正在探讨与黑龙江双鸭山市建立一条主产区与主销区跨区域合作的储备粮代储新机制。

  温州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何永平对记者说,温州粮改“走出去”后,温州与粮食主产区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以承包经营形式把粮仓建在外部,以“订单”合同形式把产区粮食销往温州,以设置窗口形式,把产地粮企引入温州粮食批发市场,增强了温州粮食宏观调控能力,并提高了粮食安全系数。

  “‘走出去’后,拓展了农业结构调整空间,农业真正从原先以粮食生产为主的传统种植模式中摆脱出来,农民放开手脚调整结构,促使全市花卉业、种子种苗业、观光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水产业、特色种养业等比较优势产业蓬勃兴起。”

  据了解,“走出去”后,不仅做优做大做强了温州市农业和农村经济,而且给合作的地区注入了经济发展“兴奋剂”。温州给主产区输入了资金,送去了技术,搞活了机制,既解决了产区粮食和其它农产品卖难的问题,又拉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产业层次的提升。如温州市汇丰饲料有限公司在黑龙江省双城市收购玉米1.8万吨,就能使当地农户增加收入760万元。同时我市由于高效农业的发展,农民收入也明显增加。2004年上半年全市农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2646元,同比增长7.3%。黑龙江农垦总局建三江分局上下动员,掀起与温州农业大合作、大发展的经贸活动热潮。

  温州乐清市府办副主任吴呈良对记者说,温州市实施农业“走出去”后,给乐清市农业带来了巨变:“2003年乐清在外农业生产基地面积47万亩,实现农业总产值18亿元,相当于乐清本地的农业总产值。”

  吴呈良的体会是,实施农业“走出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输出人才、资金、技术、种苗、信息和管理模式的过程,或者说是输出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些生产要素和管理经验注入中西部地区,很有带动作用和推广价值。

  据了解,温州在农业“走出去”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鼓励有能力、有实力的农民、农业企业把目光从国内转向国外,拓展农业“走出去”更广阔的空间。

  乐清鸿基花卉有限公司在美国旧金山投资175万美元,建立了花木生产基地,开展花卉生产和经营;温州虹丰集团也曾到俄罗斯比罗比詹犹他自治州承包经营耕地7500亩;乐清市罐头总厂已经把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在广西的桔农已经把鲜桔直销越南;同时在广西、云南的中越、中泰、中甸边境。据专家分析,在黑龙江、内蒙古、吉林、辽宁的中俄、中蒙、中朝边境都有可能利用边贸优势把农副产品销往国外。

  “粮改先锋”的新考验

  构筑产销合作框架下的粮食运输安全通道,不言而喻成了温州粮改进一步走出去必然要破解的难题。

  2004年5月3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正式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发[2004]17号),全面放开粮食主产区的粮食收购市场和粮食收购价格。鼓励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以多种形式建立稳定的产销关系,鼓励建立产销一体化的粮食经营企业,发展订单农业。实践证明,温州人在浙江扮演了“粮改先锋”的角色。

  记者在温州调查粮食运价中了解到,在粮价上涨期间,销区各省都在为收购粮食做储备,运力紧张,造成铁路运费也在上涨,从黑龙江倒米的粮贩子们为了抢时间把粮食运进温州,通常就要在平时每车皮费用的基础上加5000~8000元来买运力,使得从黑龙江收购的每斤粮食,光运费就要到0.16元。这本身更加剧了温州粮价的进一步攀升。

  温州粮食局调控处的项鹏飞无奈地对记者说:“在粮价上涨时尽管温州市政府与黑龙江省协调铁路运力。有时候手里拿着粮食车皮调运计划也得排队等。3月初定购的60车皮粮食,4月下旬才全部运过来。”

  金温铁路温州西站综合办公室的俞祖昌对记者解释说,正常情况下粮食从黑龙江主产区调运至温州西站(粮食货运站)大概需要7~10天的时间。由于“北粮南运”的粮食货运量很大,粮食价格上涨的时候,周期会更长。

  温州市粮食局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由于温州与粮食主产区运输路程远,黑龙江到温州的运费就要300元/吨,这不仅增加了销区粮食经营成本,而且也使产区的农民得不到更多的实惠。

  项鹏飞担忧的说:“在温州粮价不断上涨的时候,政府不仅要在主产区掌控更多的粮源,而且还要在铁路运力方面于私商粮贩争夺。”据了解,由于私商粮贩通过各种关系“买”到更多更快速的运力,国有粮食收储公司在争夺运力方面明显处于下风。

  每年温州地区60%的口粮需要从全国主产区调入,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构筑产销合作框架下的粮食运输安全通道,不言而喻成了温州粮改进一步走出去必然要破解的难题。

  金炳松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产销衔接合作,粮食费用或价格适当补助的政策和措施。

  由于2001年粮改以来所形成的粮食主产区实行的保护价收购和主销区实行的市场价格收购机制,更增加了产区和销区的合作成本。

  黑龙江省粮食主产区的一位政府官员对记者坦言:“产区财政大量补贴所形成的粮源凭什么白白的流向销区?”

  浙江省粮食局办公室副主任俞颂阳向记者透露,下一步浙江和黑龙江省正在抓紧协商产区和销区合作的补偿机制。为温州和本省其它地区的新一轮粮改创造有利条件。

  在经历了近20年的曲折和探索之后,这次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被看成是在新的粮食供求形势下一次最具关键意义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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