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销骗局调查:一个农民和他的两千个大学生下线

　　

“欧丽曼”非法传销组织所传销的商品之一。本报记者袁凌摄

　　“欧丽曼”非法传销案震惊总理温家宝；警方证实该组织对大学生们进行精神控制，头领秦永军供称，他基本可坐享其成

　　“我不知道事情会搞得这么大，你觉得我会判多少年？有期，无期，还是死刑？”6月24日，在重庆渝北区公安分局看守所里，穿着黄色囚衣的秦永军哭丧着脸问记者。

　　事情确实“搞大了”。从去年9月到今年3月，短短半年间，秦永军和他的下线诱骗全国各地2000多名大学生到重庆搞传销，被骗者不乏北大、清华、西安交大等名牌大学的高材生。

　　6月1日，总理温家宝对此案亲笔批示：“要严厉打击非法传销活动。学校要采取措施防止学生受骗参与传销活动。”

　　此后，副总理吴仪、公安部长周永康等中央高层先后对案件作出批示。

　　秦永军，38岁，是河南省项城市孙店镇解堂村人，初中文化。他何以令2000名大学生身陷传销泥潭欲罢不能？

　　“大学生自己发展自己”

　　秦永军说，自己文化低，口才也不好，讲授传销都是一批大学生传销骨干自己去做，他可以坐享其成。

　　在看守所，秦永军看着手铐上的反光喃喃自语：“我是个农民，文化太低，我没料到事业会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多大学生会过来。”

　　没有人知道这是不是一句真话。据今年3月份卧底“法国欧丽曼”传销公司的重庆渝北公安分局一警员描述，那时的秦永军穿一身西装，很有风度，看起来像个发达的商人。而他当时的身份，是“法国欧丽曼”传销公司重庆地区的“超级总代理”。

　　秦永军说，他一般把钱交给神秘的上线于高明等人。于高明是“法国欧丽曼”公司总部定期派来收签单钱的，而于高明又是更为神秘的上线张涛派来的。”

　　2000年，秦永军发现传销是个“适合”他的行当。“我年龄偏大了，力气活干不了，传销不费太大力气又赚钱”。后来，妻弟赵建华劝他到广西玉林搞“直销”———但秦永军很快领会了其中奥妙，“他们说的直销实际上就是传销，只是因为国家禁止传销，但没说禁止直销，所以变换了讲法，实质都一样，就是不断引诱亲戚、朋友、同学来交钱，从中赚钱”。他交了3350元，成了“欧丽曼”成员之一。

　　秦永军说，每介绍一个“幼儿员”(交了钱还没发展下线的新成员)，介绍人拿510元，介绍人的上一级介绍人拿300元，再上一级拿120元，再再上一级拿90元。他把自己的堂兄张松和朋友张丽发展成会员。

　　张丽入会后“表现积极”，先后发展了多人参与。其中一名叫张伟伟的大学生，于2003年发展了大学生辛俊涛到广西贵港参加了“欧丽曼”传销组织，辛于当年发展了自己的大学生女朋友赵晓民。之后，赵、辛二人又不断发展自己的大学生下线，当上了“总代理”，而秦永军也因为发展会员“业绩突出”，一跃成了“超级总代理”。

　　“当初我没有有意发展大学生，上头也没有要发展大学生的明确计划。大学生是自己发展自己。”秦永军说，他的文化低，口才不好，所以讲授传销都是一批大学生传销骨干自己去做，他基本上可以坐享其成。

　　根据警方的调查。“法国欧丽曼”传销公司的前身是“莱奥奇”传销，最初在广西北流、玉林、贵港发展，当时的组成人员基本为社会中下层人士。

　　而在警方的记录上，组织成员发生转变是从秦永军的下线大学生张伟伟开始的。随着广西加大传销打击力度，秦永军和四十几名大学生传销骨干移师重庆渝北区、合川市和巴南区，形成了秦永军为地区超级总代理、于高明为重庆地区负责人的格局。

　　看守所里的秦永军极力淡化他在这个团队中的作用：“传销有一套自己运转的规矩，每个在自己位置的人都会做好自己的事。所以，不管我做不做，我的下级体系都会自己扩张发展。”

　　谁来解救他们的内心

　　办案民警说，“我们可以解救他们的身体，但谁来解救他们的内心？”

　　“秦永军做头领确实不用花太多力气，因为他们搞的主要是精神控制。”

　　重庆渝北公安分局一位办案民警介绍，在解救2000名大学生时，大多数受骗学生坚持认为他们没有受骗，坚信自己从事的是“直销”，是“辉煌的事业”，是“一种新生事物”，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新理念”。还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又回流到了成渝鄂地区至今还在搞传销。

　　“我们可以解救他们的身体，但谁来解救他们的内心？”这位民警说。

　　为了凑齐3350元入会费，湖南某校大三女生黎平有生以来第一次欺骗父母，说要交2000元学费。在农村的父亲二话不说，3天之内就把钱汇过来了。被解救后她才得知，家里是把她曾放牧了7年的两头老黄牛卖了才凑到这笔钱的。

　　“那时我真的太蠢了。在那些没有自由的日子，我感到自己是一个不能思考的动物”，被解救回后的黎平几个月来开始救赎式的生活，她说为了还债她没有时间午睡，每天做三四份兼职，还要准备错过了的英语四级考试。

　　5月26日，看了黎平写来的信，渝北区公安局经侦支队一位民警说：“一个多么懂事的孩子，她被传销骗得太惨了。”

　　黎平是被自己最好的朋友、大学同学余平(化名)骗到重庆渝北的。余在电话中说有一份好工作让黎平惊喜，但到了渝北后却让她去听课。

　　第一天培训老师告诉她“成功学”，“成功学———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然后是在一间小屋里做游戏，要求每个人上台演讲，唱歌，相互称乎“老总”。还有是求婚游戏，异性间相互求婚，直到对方同意为止，“目的是消除害羞和不自信，又很刺激。”

　　黎平说，在这样的环境中，人很快就沉浸在一种“追求成功”的狂热中。此后的几天，每天不停地学习直销理念、制度、心态，称“直销”是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给予中国年轻人的第四大机遇。其主体课程是：分配方案、影响成功的因素、“企业文化新理念”、从业应有的心态等。讲课内容非常有蛊惑性，比如“穷人最需要的不是钱，而是野心”等。

　　在欧丽曼内部，发展下线讲究“四不讲”，环境不对不讲、时间不够不讲、气氛不好不讲、时机不成熟不讲。对下线主要是谈感情，消除抗拒情绪。

　　一个月之后，黎平的“四不状态”终于慢慢消除。“讲师”鼓动她用3350元买欧丽曼产品，“这是投资啊，几个月后就可以返本赚钱”，随后一些自称月薪过万的大学生“经理”们出来现身说法，说当初自己也是如何犹豫，投资后知道选择是如何正确。作为崔平上线的余平，趁机使她“投资”了那3350元。

　　警方称，像黎平这样有较强反思能力的传销大学生为数并不多，更多的大学生被彻底“洗脑”。

　　重庆某校大四学生李民，在“欧丽曼”中曾是管理近十个“幼儿员”的“家长”。

　　他至今坚持，除产品问题外，“欧丽曼”在培养口才和提高素质方面是有益的。

　　“发展下线，我不觉得是欺骗。因为他也可以得到很多东西，花几千块钱值。假如你(一开始)对他讲实话，除非他思想已经非常先进(才能接受)。”

　　经济邪教亲情管理

　　重庆市公安局新闻中心主任陈萍说，“从洗脑、到每天必须举行的仪式，再到严密的组织和人身的控制，一整个就是邪教的模式。我们围剿的是经济邪教。”和传销组织的洗脑手段配套的是他们的组织制度。传销组织以“家庭”为单位实行“亲情管理”，这对涉世不深的大学生也很有吸引力。

　　直销企业为何“招安”传销大学生

　　调查显示，“欧丽曼”传销组织的部分大学生案发后投奔了合法直销企业，而这些企业对学生们早已产生兴趣

　　重庆警方认为，传销和变相传销之所以能迅速发展蔓延，和它有一个严密的，自我繁衍能力极佳的组织体系有直接关系。

　　据了解，“欧丽曼”实行“五级制”，即家长、主任、经理、总代理、超级总代理。

　　会员入会后，发展3-9人就可成为“家长”；发展10-69人即可成为“主任”；发展70-398人即可成为“经理”；399人以上即成为“总代理”，再往上便是“超级总代理”。

　　他们还实行“三奖”的分配方案。以“经理”为例，第一级是“直接奖”，每发展1名直接下线，提成43%；第二级是“间接奖”，自己的下线再发展1名下线，提成12%；第三级是“育成奖”，下线的下线再发展1名下线，他提成2%。这样，下线拉得越多，提成就越高，经理级的人物每月常可提成数万元。

　　到秦永军等人被捕为止，秦、赵、辛3人已经收取数百万元的入会费。

　　该传销组织还有严格的纪律。各传销窝点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由“家长”实施封闭管理。发展下线都采取单线联系，不同级别人员不允许往来，同级别联系密切，但又必须置于“家长”严格监督之下。

　　在发展下线时，还制定了邀约加盟的“五同原则”：即同宗、同乡、同事、同学、同好。“家长”在严管手下的“业务员”时，把打电话的时间严格控制在3-5分钟内。

　　每个“家庭”里少则三五人，多则十来人。晚上，十个人睡在地上的通铺上。第二天凌晨5点半，有人起来做饭。6点半，准时将屋内所有人叫醒，一起晨练。吃完早饭后，便是听课时间。然后吃饭，然后又听课。不停地有人在耳边讲述“成功捷径”和“致富秘诀”。

　　这样，经过3至7天，一个新来的大学生便会从开始的反感、抵制，到认同、接受，并最终积极参与其中。一些介入较深的大学生甚至觉得“自己各方面的能力提高了”、“人生中第一次遇到这么美好的事”。

　　一名卧底警员说，“我看到他们像中了邪一样，听课时不开小差，不说话，几天时间便可记完一本厚厚笔记”。

　　“从洗脑、到每天必须举行的仪式，再到严密的组织和人身的控制，一整个就是邪教的模式。我们围剿的是经济邪教。”重庆市公安局新闻中心主任陈萍说。

　　受害者变为施害者

　　每个交了钱的传销受害者为了返本，还会不断地骗更多的亲人朋友成为其下线，受害者变成了施害者。

　　陈萍认为，每个交了钱的传销受害者为了返本，还会不断地骗更多的亲人朋友成为其下线，这样，传销的受害者又转变成了施害者。现在被刑事拘留的传销“经理”唐明曾经就是一个受害者。

　　这个黑皮肤的小伙子在看守所里见到记者的第一句话是：“我恨死我的上线了。”今年3月份他被遣返回校后，开始准备大四论文答辩，但就在答辩前几天，他因发展了二百多个下线被警方逮捕。说起这些他痛悔不已：“我复读了三年才考上大学，现在学位证书都没了。”

　　唐明是湖北某大学的学生会的干部，他拉了两个学生干部做下线。其中一个是该校的学生会团支部书记。“我的两个下线太强了，否则今天我也不用坐在这里。”唐明苦笑。这名团支部书记一个人就为唐明发展了一百多下线。

　　另一名被刑事拘留的女大学生赵晓民是西安某名牌大学成教学院的大学生，25岁，她做到了欧丽曼的“总代理”级别。她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一脸文弱。2002年底，她被大学同学辛俊涛骗至广西，随后辛俊涛成了她男友。到了2003年开学初，赵晓民想回去上课，但发现根本交不起学费了，只得退学。“我喜欢学校，在寝室里哭了好几天才下定决心。”赵晓民回忆。

　　“出去后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是回学校读书。”赵晓民的眼镜后面闪着泪光。

　　大学教育的空当

　　传销显然是钻了大学教育的一些空当，这也是诱使一些大学生投身传销的客观原因。

　　该案的主办民警韩光认为，像秦永军这样的文化程度低下的传销分子之所以能得逞，和大学生所处的外部环境也不无关系。

　　渝北两千多的大学生传销人员中，90%左右的是正规高校的本科生。“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因为想找工作或者是为了减轻交学费压力而被骗入传销团队的。”

　　韩光在和受害学生的接触中发现，大多数受骗学生性格内向。这些学生认为，大学教育没有足够的空间和条件让他们发挥个性，获得锻炼，而传销课程却使他们获得了演讲的自信和能力，获得了与人交流的能力。传销显然是钻了大学教育的这个空当。

　　“参与传销的大部分大学生有着一夜暴富、出人头地的梦想，”韩光说，“传销的洗脑课恰好抓住了大学生的这个心理弱点。”

　　“你认为你们是在搞传销吗？”

　　“我认为我们是在做直销。”

　　这个对话发生在重庆某大学学生李民(化名)和警方人员之间。2003年底，李民在合川参加“欧丽曼”非法传销活动，2004年2月底返校。

　　在4次接受警方询问时，李民一再坚持自己从事的是直销，没有多大社会危害。在警方多次描述传销和直销的区别并指出其危害性之后，李民也只肯承认他们的活动“有点像传销，有点不合法，有一定的欺骗性。”

　　这种认识在“欧丽曼”传销团伙的数千名大学生中有一定普遍性。

　　根据WTO协议，中国政府承诺：在加入世贸组织3年后逐步取消对直销经营模式的限制。有消息显示，国家商务部官员此前透露，中国将在2004年内对直销立法。

　　事实上，在“欧丽曼”一案中，“直销立法”的消息曾被操纵者用来迷惑涉世未深的大学生们。

　　更为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今年三月，在遭到警方打击后，“欧丽曼”团体中许多大学生一度试图投奔合法直销企业。而一些直销企业也对“招安”这批大学生表现出兴趣。

　　天狮收编事件

　　这支由大学生组成的队伍对江津天狮经理吴某及其更高层李某、杜某、钱某都产生了很大的诱惑

　　“3月10日，我们的团体被打掉后，我带人去找重庆天狮江北分公司谈判，想加入天狮从事正规的直销。”6月24日，在重庆渝北区看守所，唐明(化名)对记者说。

　　“当时天狮集团一个做到皇冠金狮级别的人和我们谈，说我们是非法传销，没前途，但他们很欣赏我们的素质。”

　　唐明原是湖北某大学学生，2003年2月开始加入“欧丽曼”传销团体，做到经理级别，手下有近300人的团队。不久前被重庆警方刑拘。

　　唐明说，他的一个下线李某带着近60人的团队加入了重庆天狮公司。

　　重庆天狮经理周春则介绍。3月下旬，重庆打击大学生传销后，大约七十多名参与传销的大学生，来到离重庆主城区一百多公里的郊区江津，和江津天狮销售经理商谈，要求由这个队伍购买天狮的保健产品，从而成为天狮的销售人员。

　　据称，这支由大学生组成的队伍对江津天狮经理吴某及其更高层李某、杜某、钱某都产生了很大的诱惑，为了增加直销业绩和奖金，大学生们被“招安”。

　　但这很快引起江津工商部门的注意。3月29日，天狮公司在江津的部分销售场所被当地工商所查处，大学生传销队伍被解散。4月5日，天狮重庆分公司对李某、杜某、钱某给予警告，并开除了直接参与收编的公司人员吴某。

　　周春说，此后，又有许多滞留重庆的传销大学生到分公司来谈判。四月份的时候，周春接过二十多个大学生代表的电话。

　　但江津事件后，天狮重庆分公司开始谨慎从事。公司对前来购买产品的人进行身份辨别，一旦发现是外地人和大学生就不接受。

　　周春声明，重庆分公司一向不赞成大学生加入直销，大学生应以学业为重，要做兼职也不应做直销，因为它比较复杂。

　　更多“招安”行动

　　记者调查发现，和传销大学生团体有接触的直销企业远不止重庆天狮一家。唐明证实，他手下的另一下线带领上百人的团队加入了武汉天狮，但他不愿透露这位下线(也是一名大学生)的姓名。

　　李民则透露，他的上线，湖北某大学学生刘某现在武汉做天狮。当初在欧丽曼，刘做到了主任级别。

　　3月下旬，一支重庆大学生传销团队曾转移到四川自贡，湖南某大学学生黎平(化名)是其中一员。黎回忆，当时在自贡有一家天狮的专卖店，“家长”们想加入，但这家专卖店没有经过工商注册。学生们意见不一致，发生争执，最终只有小部分人留下。黎平则是“家庭”中最早返校的一个。

　　另外一些直销企业也与学生团队有过接触。唐明说，南方李锦记营养品公司重庆分公司也找他们谈，很希望他们去，但要求大学生们先交钱消费一批产品，学生觉得李锦记索价过高，双方没谈拢。

　　另据《大学周刊》报道，1000多名大学生曾辗转到合川，想要加入仙妮蕾德的经销队伍，但专卖店规模太小，不敢做主，与上层谈判后，学生们未能如愿。

　　仙妮蕾德合川专卖店负责人周家秀承认曾和大学生接触，但她说：“只有十几个大学生来找我们，我们和他们说，仙妮蕾德的经营模式是优秀的，不能因他们加入影响我们的事业发展。”

　　周家秀说，当时，一个在场的公司高层劝说学生们以学业为重，部分大学生因此离开返校。但还是有一些人想留下来做仙妮蕾德。

　　“他们还是有一部分素质很优秀”。言谈之间，周表现出对大学生们的微妙态度。

　　但重庆市工商局此前已下禁令：在校学生不得参与直销。事实上早在1998年，国务院有关文件就已规定，大学生、军人、公务人员均不得参加直销。

　　重庆李锦记分公司经理卢芒一口否认李锦记曾经和传销大学生谈判。“我们是合法的直销企业，不可能和他们有谈判和接触”。

　　但卢不排除加盟专卖店和学生接触的可能。

　　一些大学生回忆，传销团伙被取缔后，他们中有一些人去了安利、玫林凯等公司。

　　犯罪嫌疑人、重庆大学生传销团体总代理之一赵晓民本人曾接到过两家著名外资直销公司人员的电话。“他们的一些业务经理也曾主动给学生们打电话，希望我们给他们推销产品”。

　　赵晓民说，早在大学生传销团体被取缔之前，他们和直销企业之间已有接触。她提供了一个例子：欧丽曼团队的一个业务员在火车站曾碰到某直销公司老总，这位老总开着宝马车过来邀他去聊天，希望他加入该公司。

　　一位在玫林凯从事直销的业务人员说，眼下处于直销立法前夕,各直销企业正在加紧扩张，而公司发展不可能只依靠下岗职工，大学生是最佳的潜在发展对象。

　　直销与传销界线模糊

　　上线们答复：欧丽曼处于过渡期，集中发展团队，培养固定消费团体，一旦直销立法，就会直接面对社会消费者，产品不会再这么单一，价格也不会这么高了。

　　有证据显示，直销和非法传销的区别，是“欧丽曼”的操纵者刻意模糊的概念。

　　“团体里从来不讲我们是传销，一直说是直销。”学生周林回忆，3月底，湖北公安厅和教育厅到重庆接同学们回校，让坚持留下者举手，一位同学举手说，他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看到直销是一项好的事业，他要求留下。

　　此后在火车站候车厅，又有一批学生悄然离开，继续从事他们认为是直销的“事业”。

　　在大学生传销团体内部，始终存在着对“欧丽曼”是直销还是传销的疑问。沈阳说，听课第一天下午他就觉得像传销，但经过很多人劝说，就觉得是直销了。

　　案发前夕，沈阳得到了一本讲直销和传销区别的书———“我躲在厕所里看，谁都没告诉。看完了下午就想报警”。但当天晚上，沈阳找了几个“大领导”询问，“他们说了很多”，沈阳就又放下了心，书也被上面的人拿走了。

　　沈阳说，当初他曾质疑欧丽曼产品为何没有条形码，上层解释说，直销刚进入中国，属于起步阶段，不在乎包装，在乎质量。

　　一些同学还提出为什么不卖货而只发展人头，上线们则答复：欧丽曼处于过渡期，集中发展团队，培养固定消费团体，一旦直销立法，就会直接面对社会消费者，产品不会再这么单一，价格也不会这么高了。“他们还说已经在许多地方开专卖店了，北京上海都有”。

　　“我们和合法直销的区别，在于他们是合法注册，我们没有注册；他们的产品是真的，我们是三无产品。”李民这段话，可以代表参与传销的大学生们的一般认识。

　　除此之外，在培训内容、组织模式、奖励制度方面，学生们普遍认为欧丽曼和合法的直销企业没有多大区别。

　　重庆渝北公安分局查获的传销教材和书籍中，不乏正规的推销教材，如《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

　　学生们回忆，传销团伙每天的理念课都讲授直销理论和知识，教材包括卡耐基的著作、《谁动了我的奶酪》以及李嘉诚等人的传记。

　　办案民警韩光认为，传销课中的内容并不都是坏的，至少从表面看，有成功学、经济政治以及人际关系等学习内容，“但这些好内容都被传销用歪了，而且增加了迷惑性和欺骗性，使这些大学生在不知不觉中被洗了脑。”

　　另一方面，欧丽曼团体的操纵者刻意将自己区别于臭名昭著的金字塔和老鼠会。他们的理由有三点：老鼠会讲课是请专家，而欧丽曼是学生自己讲；老鼠会的会场一般很堂皇以吸引人心，而欧丽曼是因陋就简；老鼠会拉人头，不讲素质，男女老少谁都可以来，而欧丽曼要通过筛选，素质要求比老鼠会高。

　　事实上，在团体发展后期，是大学生们自己提出了“在高素质人群中发展”的想法。唐明回忆，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要对入会者进行筛选，“在提高素质中求发展。素质高，才不会走歪。”

　　“我觉得不是大学生蠢，我们确实选择走直销的路。当时赵晓民向我承诺，10月前一定会开专卖店。如果没有这个希望，我们是不会做的。”

　　唐明有些懊恼地说，如果直销已有立法，他就不会上这种当了。

　　从事直销的在校大学生

　　这位大三学生讲，眼下在重庆这家著名外资企业做直销的大学生有很多，他不知道有“在校学生不得从事直销”的规定。

　　至少在接受采访时，直销公司并不认为参与传销的学生已是合格的直销人才。

　　“对于有组织的非法传销团队而言，链条式的人群结构，被非法传销洗脑后的传销观念，都是很难改变的。”

　　重庆天狮经理周春说，“如果他们加入我们公司后仍用传销的方式发展业务，使别人以为天狮也在搞传销，这就是砸牌子。”

　　对于把自家和欧丽曼大学生团体放在一起谈论，重庆各家直销团体都相当敏感，除了被工商局查处的天狮之外，安利和李锦记都不承认自家和学生们有过接触。

　　“安利的推销员主体是一些下岗再就业人员，以及国家允许从事第二职业的人员。”安利重庆分公司经理赵雪莲介绍，三月份大学生传销事件发生后，安利曾在公司员工中进行排查，终止了一些大学生的直销资格。但赵也不能排除公司经销商发展大学生的行为，因为经销商有权自己发展推销员，只是要将推销员资料报公司备案。

　　赵雪莲强调，目前重庆的安利直销团队终已没有大学生。

　　记者在重庆期间，接触了多位目前仍从事直销的在校大学生。

　　6月25日晚，记者以渴望加入直销队伍的在校大学生身份，见到了一位从事直销一年多的重庆某大学大三学生。

　　这位大三学生讲，眼下在重庆这家著名外资企业做直销的大学生有很多，他不知道有“在校学生不得从事直销”的规定。

　　由于有意将记者发展为他的下级经销商，这位大学生还详细讲解了公司的销售体制和奖金制度———每月销售200分(1600元)产品，即可获取3%提成，随着销售业绩的上升，这个提成比率也逐步上升到21%，条件是每月销售业绩达到10000分(80000元)。

　　这样的积分靠销售者自己是很难完成的，但在该公司的经营体制下，一位经销商发展的“下线”，或称他的团队，所有的销售业绩都被看作这位经销商的业绩。

　　随着团队向下梯级发展，只要每个人每月完成100分左右的销售积分，整个团队的销售积分就会很可观，而最上层的销售商则逐渐升为“领导者”、“钻石”直至“皇冠大使”，每年获得高达几十万到上千万美元的收入。

　　这位大学生同时承认，他本人虽然在同学中发展了十几人的团队，但由于月销售额没有达到200分的水平，他眼下还没有提成收入。

　　资料显示，1998年国家批准包括安利、雅芳在内的10家直销企业转型经营后，安利的经营模式不断受到质疑，为此在2002年，安利发动大规模整改，清理违规加入安利营销队伍的各类不合资格人员。

　　去年非典期间，安利总裁“涉险”访问中国，在他足迹所至的重庆，公司投入大笔资金改造了经营店铺，目前，重庆安利地处解放碑繁华地带的经营场地已扩大到了2000多平方米。

　　“重庆安利要求所有经销商持有本地身份证。”赵雪莲介绍，安利整改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推销人员进行“属地管理”，即某片区的经销商不得随意跨越地域发展经销人员。

　　但那位参与直销的大学生却明确地说，一个人只要加入了某经销商领导的团体，不管在哪里，都是这个团体的一员，“这是公司制度中最人性化的地方。”

　　立法能否杜绝非法传销

　　西南政法大学一位学者认为，一种有社会潜在需求的经营行为始终得不到法律规范，必然使社会付出代价，某种意义上“欧丽曼”团体大学生是在替社会付出这种代价，因此，不宜过分地责备他们的无知和欺骗。

　　一个事实是，直销企业普遍对直销立法寄予厚望。

　　赵雪莲说，有法可依之后，直销市场得到规范，安利遭受的种种误解和风险就会小很多。而在一个不规范的环境里，谁也难以独善其身。赵还期待，将来直销行业能够像国外一样成立行业协会，以达到自律的目的。

　　重庆市工商局公平交易科一位官员分析，由于对直销缺乏明确的法律认定，眼下除了国家批准的10家转型外资直销企业之外，大量国内直销企业处于灰色生存地带，鱼龙混杂，因此产生了大量以直销之名行传销之实的现象，政府不好监管，对社会也有很大欺骗性。

　　“直销立法后，纳入阳光地带管理，可以让一部分直销企业真正守法经营，把另一部分行传销之实的企业打入地下，确实定性为违法传销，政府查处也就有了充分的依据，社会欺骗性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大。”

　　这位公平交易科官员同时认为，中国已在加入WTO时做出承诺，直销立法是肯定的事，但鉴于中国国情，单靠直销立法是难以杜绝非法传销的。

　　据媒体报道，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日前表示：“在直销立法这个问题上，不要指望中国在一夜之间会大幅度开放，要有一个延续的过程，也不可能只允许几家外资企业搞，内资和外资企业要平等对待。

　　西南政法大学一位学者则认为，一种有社会潜在需求的经营行为始终得不到法律规范，必然使社会付出代价，某种意义上“欧丽曼”团体大学生是在替社会付出这种代价，因此，不宜过分地责备他们的无知和欺骗。

　　□本报记者袁凌 南方都市报记者 傅剑锋 重庆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