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经纬：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

　　本报记者 乐汀

　　北京报道

　　《21世纪》：为什么本届政府现在鲜明地提出新发展观？出台的大背景是什么？

　　王梦奎：这可从四个方面认识：首先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观念的转变是和现实发展有密切联系的。中国要达到全民共享和社会全面进步，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比温饱阶段更高更全面的要求；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为逐步满足这种要求提供了可能性。

　　经济体制环境的变化为新的发展观提供了基础。现在发展中的许多问题是体制转轨过程中的问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体制创新，是实现新时期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保证。过去那些植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观念，经济体制改革初始阶段所产生的某些发展观念，需要有相应的转变。

　　20多年发展提供的经验和教训。2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进一步发展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经济高速增长而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城乡失业和贫困问题；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破坏；在加入国际贸易体系后因为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而带来的压力等等。新的发展观正是针对发展中实际存在的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提出来的。

　　顺应世界潮流。当今国际社会更加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的永续利用，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可以借鉴其技术和政策、制度在内的许多科学合理的东西。另一方面，当今国际社会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发达国家现在所做到的，发展中国家短时期未必都能做得到，这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受到巨大压力。唯有积极实现发展观的转变，才能趋利而避害，在世界生态环境保护和文明发展方面承担起应负的责任。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从“农”字以外找出路

　　《21世纪》：新的发展观实质，是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问题。“统筹城乡发展”为什么被排在最优先位置？

　　王梦奎：我国正处在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突出的表现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水平虽然由1978年的18%上升到2003年的40.5%，但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大约低将近10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低，城乡差距持续扩大，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制约因素。

　　在围绕“农”字做文章的同时，要注重从“农”字以外找出路，通过“三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下一步的经济改革，要着眼于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国家政策要对解决“三农”问题给予更大的支持。某些现行的体制和政策，不利于逐步改变甚至是强化二元经济结构的，需要坚决地进行改革。

　　我国农村人口众多、新增人口主要在农村，这决定了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个漫长过程。为了积极而又稳妥地实现这种转变，避免大规模社会变迁所可能产生的混乱和震荡，需要同时从城乡两个方面进行努力：一方面是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是妥善处理农村土地问题，避免还没有长期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根本没有非农职业的农民因丧失土地而沦为流民。在这两个方面目前都存在着许多尖锐矛盾，有许多政策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区域发展的“两个大局”

　　《21世纪》：面对地区差距总体扩大的趋势，又该如何解读新发展观的“统筹区域发展”的实质？

　　王梦奎：统筹区域发展的实质，就是要把握“两个大局”，促进共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地区经济都有很大发展，东部沿海地区比中西部地区发展更快，地区差距扩大了。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经济体制、政策选择和发展战略等方面的因素。鼓励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并继续发挥优势，这是一个大局。支持和帮助内地发展，实现地区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也是一个大局。把握“两个大局”是“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地区差距要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逐步解决。

　　《21世纪》：那么，影响今后一段时期地区差距发展趋势的将是哪些因素？对未来若干年的发展趋势又该如何判断？

　　王梦奎：有两种起相反作用因素。一方面，抑制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因素正在形成；另一方面，是导致地区差距扩大的因素，例如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基础、市场发育程度的差异将继续存在，有些因素的影响还有可能进一步强化。上述两种相对的因素可以看出地区差距近期是继续扩大的趋势，以及政府在抑制地区差距扩大方面存在着政策选择空间。要努力抑制差距扩大的趋势，减弱差距扩大的强度，为逐步缩小差距创造条件。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从扩大到开始缩小，这样的“拐点”，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里程碑。

　　GDP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结构和质量

　　《21世纪》：我们认为，“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五个统筹中最有针对性的提法。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梦奎：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质，是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只有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切实解决失业、贫困、社会保障、国民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以及社会分配等方面的问题，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迫切需要，保证经济持续发展，维护社会稳定。

　　经济是基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动摇。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也是以经济持续发展为基础的。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GDP具有综合性和简便易行的优点，也有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结构和质量、不能反映人们实际享有的福利水平的缺点。应该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经济不发展天下不会太平，社会问题不解决也不可能长治久安，甚至酿成严重的危机。

　　但是，目前的实际情况仍然是严重的。就业问题、失业人口、社会保障，以及人口老龄化加快，都面临着巨大压力。公众对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反应趋于强烈，政府面临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选择，缺少强有力的调节手段，某些政策取向也值得研究。

　　环境的承载能力

　　《21世纪》：“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关乎每一个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的消费模式也发生变化——一辆汽车只承载一个人，大量消费能源、缺水、水源污染……。

　　王梦奎：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核心是人口适度增长、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人口问题是三句话：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解决因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各方面的“统筹”，都要从中国有十多亿人口的基本国情出发。

　　环境问题总的情况是：局部有所改善，整体环境质量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污染物排放量将继续增长。在环境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压力。有报告称，在人口达到高峰之前，环境恶化的局面很难根本扭转。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技术政策的选择，乃至社会生活方式的选择，都不能不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这也直接关涉人类生活质量。

　　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21世纪》：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内涵，我们应在一个什么样的框架下认识这个问题？

　　王梦奎：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正在发生带有根本性的变化，现在我们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外部环境，这是谋划国内发展必须考虑的。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实质，是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顺利实现中国经济的振兴。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有应对国际经济摩擦的思想准备和积极进取的措施，包括完善涉外经济体制，制定应对国际经济摩擦的战略和政策，提高出口商品档次和质量，建立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关系，打破加入WTO不利条款的负面影响，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和提供国际援助改善贸易环境，等等。过去在封闭经济、进出口很少、外汇短缺条件下形成的体制和政策需要改革，许多传统观念也需要更新。

　　五个统筹的统筹

　　《21世纪》：“五个统筹”是本届政府的新的治国理念和理想蓝图。但是，真正做到这“五个统筹”，是否也有一个相互协调、突出重点和分阶段实施的问题？

　　王梦奎：新发展观是一种先进的发展理念，这是党和政府的宣言，也是民族的追求。理想的实现是一个过程，每个时期实现的程度，受到社会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相关的制度和政策设计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基本国情。

　　“五个统筹”是从全国总体情况提出来的，有普遍指导意义。我们要把积极探索的进取精神和循序渐进的务实态度结合起来。既要有紧迫感，又要看到艰巨性和复杂性。在实践中要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不同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相对集中地抓好某些方面的统筹协调。例如，在农村经济比重大的地区和城市化水平比较高的地区，在对外开放程度比较低的地区和比较高的地区，在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和自然条件比较差、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地区，统筹协调的重点应该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