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京沪深津“金融中心之争”从浮华趋理性

　　何刚

　　与其口头争论，不如冷静思考，务实发展。若能如此，中国几大城市围绕发展金融业、建设金融中心而事实上存在的较量，将没有真正的输家

　　“北京到底是不是中国的金融中心，这个问题于我来说一直很困惑。”在2004年北 京“两会”上，作为刚刚去掉“代”字的北京市新当选市长，王岐山此言令闻者动容，引观者深思。

　　自从2003年王岐山到北京任职后，不少人津津乐道于他深厚的金融从业经历，一时间北京可能和上海竞争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议论不绝于耳。

　　王岐山似乎并不想刻意回避这一敏感话题。他很清楚，“包括金融在内，应该说在北京还拥有优势”。但对于北京的城市定位，他也坦承“确实有一些问题还没有研究清楚”，因此在2004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他只提到“要发挥首都经济、金融决策和信息平台的独特优势”，而没有提所谓“巩固或重建金融中心”。

　　显然，王岐山其实并不困惑。丰富的金融业经验，促使他“更多关心的是如何改善我们整个投资环境，如何为包括金融在内的服务贸易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并“特别提到怎么把金融街的环境搞好”。正如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功伟所言，“发展金融业最重要的是环境”，而“在整体发展环境上，北京和上海整整差了十年”。

　　不仅仅是北京，一度也被热议的竞争金融中心建设的深圳和天津，也有更清醒的声音传出。2004年广东“两会”上，不少人在谈论一份题为《深圳竞争力研究报告》的内部报告，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为深圳提高竞争力所拟定的若干对策中，第一条即是“巩固全国第三大金融中心地位”，并提出“要大胆明确深圳为全国第三大(上海、北京在前)金融中心和华南的金融中心”。

　　而在2004年天津“两会”期间，戴相龙虽然提到组建渤海银行、并明确要求将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建成北方最大的产权交易平台”，但从整体规划上只是提出要在天津“发展金融市场，加快建立和完善与北方重要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外界盛传的天津要建“北方金融中心”，戴相龙未着一字。

　　不难看出，围绕几大城市建设金融中心的较量正从浮华趋向理性。中央早在1992年即提出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而作为对这一国家战略的具体化和开始启动，则是在上海经历10年快速增长之后，在上海金融发展环境不断改善、金融产品创新活跃、中外资金融机构等金融资源集聚效应进一步显现之际。

　　上海审时度势，行动迅速而务实。2002年8月召开的上海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排出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时间表，即“五年打基础、十年建框架，二十年基本建成”的三步走战略目标；2003年形成的《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纲要》，又进一步明确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推进措施；上海市市长韩正在2004年上海“两会”上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近期，上海提出将建立人民币产品中心，则为其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找到了明确的突破口和具体路径。

　　这些清醒的认识和务实的行动，当然远比“谁会成为中国金融中心”的浅层议论和简单对比更具现实意义。伦敦、纽约、东京、甚至香港等大都会，之所以成为国际性金融中心，均是各种有利因素长期积累、务实发展的必然结果。

　　对此，包括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内，海内外诸多权威人士早就中肯地指出，在人民币实现完全自由兑换、并成为国际性强势货币之前，无论北京、上海，还是深圳、天津，要建成金融中心、特别是国际性金融中心都同样任重而道远。

　　与其口头争论，不如冷静思考，务实发展。若能如此，中国几大城市围绕发展金融业、建设金融中心而事实上存在的较量，将没有真正的输家。

　　《国际金融报》(2004年02月25日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