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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飞
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撰写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4———地区现代化之路》提出了一个研究结论：中国已经成为“初等发达国家”。2月6日的《新京报》采访了该报告的负责人何传启主任。何先生详尽地向记者解释了“初等发达国家”的来龙去脉。
其实，“初等发达国家”是何先生两年前创造的“旧概念”。何先生在《中国现代化报告2002》中就得出过同样的结论———中国当时已经是“初等发达国家”了。
作为中国目前发展状况的一个定性结论，“初等发达国家”应该能够准确与客观地描述中国在现代化序列中应该占据的位置。然而，看了何先生对“初等发达国家”这一概念的解释，我却不知道“初等发达国家”对于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首先，“初等发达国家”词义含混不清。在我看来，这个“初等发达国家”只是一次并不高明的文字游戏的产物，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清晰的认识。
按照何先生的现代化“四分法”，世界各国分为“比较发达”与“比较不发达”两大类；“比较发达”又分为“发达国家”与“中等发达国家”；“比较不发达国家”又分为“初等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两类。如此看来，“初等发达国家”明明是众多“不发达国家”中的一员，却又戴着“发达”的帽子；结果，“初等发达”到底算“发达”还是“不发达”居然成了一个逻辑上无法解释的谜！中国被戴上“初等发达国家”的帽子，也就意味着中国既“发达”又“不发达”———何先生充分利用了汉语语词上的模糊性，创立了“初等发达”的概念，模糊了“发达”与“不发达”的界限，使人们分辨不清自己处在现代化旅途上的哪个位置。
其次，“初等发达国家”在科学性上根基不稳。“初等发达国家”作为现代化研究的定性结论，本应该建立在科学与充分的定量证据基础之上，但何先生得出“初等发达国家”这一结论的依据却可疑得很。何先生创造了一套包括第一次现代化、第二次现代与综合现代化在内的指标体系并以此作为评价中国现代化发展程度的依据；这一指标体系包括了人均GDP等经济指标与大学普及率等文化性指标，偏偏没有涉及政治指标。事实上，自20世纪60年代罗马俱乐部批判“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开始，人们早已将“现代化”当作包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内涵的整合性概念。何先生坦言自己并没有考察政治等领域现代化水平的同时，坚持“初等发达国家”这一结论是可靠的。而在我看来，姑且不论何先生给出的现代化证据是否真实，但至少是不全面的。依据片面证据无法得出全面性的结论，这是科学研究的常识法则，但何先生偏偏反其道而行之，这多少有点“学术不纯”的嫌疑。
如此看来，无论从语言表达还是从科学分析出发，“初等发达国家”都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概念。尽管何先生却认为创造这一概念意义重大，因为“这种提法能鼓舞人心，能唤取人民奋发向上的斗志”。但在我看来，一百多年来推动无数中国人投入国家现代化大业的是深埋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深处的“忧患意识”。中国人不会因为发现自己身在“不发达国家”而丧失现代化建设的斗志，更不会因为得知自己成为“初等发达国家”的公民而斗志百倍。何先生期望通过创造“初等发达国家”这一概念，振奋人们投身现代化大业的奋斗精神，大可不必。
何先生宣告中国成为“初等发达国家”已经有两年历史了；然而，“初等发达国家”对于我们而言，很难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初等发达国家”既不能让我们清楚自己在世界各国中的确切位置，也没有让我们产生什么振奋人心的感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初等发达国家”仅仅是一个“标新立异”的名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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