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学家认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政府

　　本报记者 车海刚

　　“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政府，必须解决‘谁来管政府’的问题。”19日上午，在由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和学习时报社主办的“学习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理论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的何伟教授这样说。其他与会学者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产权理论有重大突破

　　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对产权问题的论述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一个重大突破。

　　清华大学魏杰教授说，全会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首次明确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反映了一个重要的观念转变——财富不在于谁所有，关键是怎样使用；对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作了界定，提出“需要由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应区别情况实行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这意味着今后将很少有纯粹意义的国有企业，充其量是国有控股企业；同时还明确提出要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外贸等方面，给予非公有制企业以平等待遇。

　　魏杰认为，这次全会《决定》中所论述的产权制度的基础作用及现代产权制度的内容，其详细和深入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具有实质性的创新和很强的可操作性。

　　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在回顾了20多年来思想解放的历程后说，从实行改革开放到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冲破了姓“资”姓“社”的困扰，却在姓“公”姓“私”的问题上一直没有彻底突破。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由于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并不十分明确，只是将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有益探索”，因而现代企业制度始终没能很好地建立起来。此次全会从产权制度的高度使这一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

　　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也表示，本次全会将产权定位为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提出“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同十年前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现代企业制度的论述相比，无疑是个重大的发展和突破。

　　改革的重点转向政府

　　“全会提出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改革的目标越来越明确地指向政府。”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在发言中说。

　　周天勇说，政府的规模、职能、审批制度等等都将面临着挑战。他说，初次分配解决效率问题，现代产权制度可以为此提供保证；再分配解决公平问题，则需要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发挥作用。

　　与周天勇一样，国家行政学院周绍朋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何伟教授等其他几位学者也一致认为，随着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决定》的出台，改革的重点和核心正由企业转向政府。

　　何伟以西北某省没收“油老板”资产的事件为例说，中央一直强调要毫不动摇地保护非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保护农民利益，但到了一些基层政府那里却成了“毫不动摇地剥夺民营企业的财产、剥夺农民的土地”！

　　周绍朋引用一位中央领导的讲话说，规范政府权力是今后体制改革的关键，政府必须按照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思路来处理其与企业的关系。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宋养琰将国有企业、国有金融机构和政府职能比作“三铁”，这“三铁”都头顶一个“国”字。他说，不对“三铁”进行改革，就不可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卢中原说，政府应当成为完善产权制度和信用制度的表率，不能再让行政权剥夺财产权、公权侵犯私权的案例屡屡发生。他还就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转变发表看法说，必须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减少行政审批，但绝不能靠有关部门自我申报、自我改革。

　　新发展观引人注目

　　此次全会提出要“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并特别提出“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卢中原认为，在一份关于体制改革的文件中突出强调发展观，具有特殊的意义，说明我们已经开始注意汲取经济和社会发展不相协调的教训。他说，经济领域的改革越来越受到非经济领域改革滞后的拖累。

　　卢中原还就全会提出的“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分析说，城乡分割的体制同垄断行业、国有金融机构、全能政府，都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这次全会的《决定》实际上是向计划经济的核心部分发起了攻坚战。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成勋重点谈了对全会所提“统筹区域发展”的理解。他说，《决定》提到要“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这给长期受到忽视的中部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但在政策上还需进一步明确。关于文件中的“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李成勋提醒人们注意东北后边的那个“等”字，认为这对内陆许多老工业城市都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