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人民币升值的中国企业底线

　　这是《中国企业家》在今年的五个月内，第三次关注人民币升值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新年伊始，基于对国际宏观变化(尤其是欧美国家的经济走势和即将爆发的对伊战争)的判断，本刊进行了汇率、利率、税率、油价对企业影响的调查，并提出了“企业家的宏观视野有多大”的问题，结果得到的回答是：“那是政府和学者们考虑的事。”

　　6、7月份，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论调甚嚣尘上，而国内的媒体上完全听不到中国企业界的一丝反应，于是，《中国企业家》第7期的《观察家》栏目急切地呼吁：“企业界不能无视人民币汇率问题”。

　　也是在同时，《中国企业家》就人民币问题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调查，如果说年初的调查可能对于企业真的是太“宏观”，那么，眼下的这个问题可谓迫在眉睫，企业没有道理再漠视，再沉默。

　　《中国企业家》一开始的目标锁定2002年中国进出口企业200强前几名。在我们想象中，他们每年超过10亿美元的出口，无论如何也不应忽略汇率变动。但是，出乎意料的，我们得到最多的回答是“NO”，甚至他们不知道要由哪个部门出面接受采访。我们又将注意力转向那些活跃的出口企业和大型国有企业，他们确实都很关心汇率的变化，但几乎都没有采取行动。出口企业认为自己离决策的距离太遥远了，无能为力；而那些国有集团则一点都不担心，他们知道，即使有什么问题，政府也不会坐视不管。

　　只有两类企业反应迅速，应对灵活。一类是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历练了足够长时间的企业，通常是外资企业或港台企业，另一类就是以进出口业务为主营的外贸企业，尽管方法可能不尽相同，但都能让自己远离风险波及范围。不得不承认，对于本土的制造企业，国际视野还是差了一截。企业的国际化过程，并不仅仅是扩大进出口，甚至在国外开一两个厂，关注宏观环境的变化，并敏锐地意识到它对自己的影响，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企业家》这次调查的最大发现是：82.4%的企业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会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影响，但大部分企业说不清楚具体会在哪些方面产生什么影响。

　　对于正在中国经济舞台上活动着的企业来说，人民币就像空气和水一样。

　　这不仅仅是指它的不可或缺性，更是说明那种无声无息的无摩擦状态，甚至有时会令人忽略它的存在。对于企业来说，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1:8.2，上下浮动不超过1个百分点的汇率，是已经存在20余年的生存环境，几乎没有企业认真想过如果这个比率改变了，对自身会有多大的影响。

　　现在，则到了必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因为你站在了国际舞台上。眼下，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日本和欧洲，纷纷对人民币施加压力。中国面临着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国际压力，人民币汇率问题已不再是遥远的宏观决策层面的问题。

　　一个极有可能的事实是：8月份，出口企业的退税率可能发生变化，退税率会下调3-5个百分点。如果相关部门出台这样的政策，就意味着，人民币将会变相升值。

　　相关的企业对此有充分的准备吗？

　　调查和采访给我们的感受是：喜忧参半。

　　能够承受多大的压力？

　　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罗奇曾做过这样的测算：如果人民币升值10%-15%，几乎对中国的出口没有影响，大概也就是0.1%的样子。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负面影响非常有限。

　　但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宏生得出的结论与罗奇完全不同，这位中国彩电出口大户的老总面对升值的前景忧心忡忡，他认为，中国出口的大多是技术含量低的产品，高科技产品很少。人民币如果升值，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许提高了，但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将逐步丧失。

　　他算了一笔账，如果人民币升值10%，就等于出口价格提升了10%，而中国国内制造企业好一些的利润也只有5%左右，加上一些财政贴息，中国企业盈利水平平均也不到3%。平均3%的利润率怎么可能调节10%的升值压力？肯定会出现大面积亏损。

　　黄宏生以创维为例，勾划出中国企业对人民币升值的最高心理底线：“现在我们在美国市场很难有大的提升，很大原因是其他世界工厂产品跟我们的价格一样低。比如来自墨西哥的彩电、欧洲土耳其的产品很便宜，我们提一美元都不可能。我们今年在美国市场希望能提高三千万美金销售，但是如果人民币升值了，那么这个计划就流产了。”

　　而本刊调查的结果比黄宏生的判断更悲观，接受调查的企业中，67.6%的企业选择了能接受人民币汇率在±5%之间浮动，另有26.5%的企业认为在+10%以内都可以自由浮动。比亚迪公司董秘邓国锐说：“如果升个5%还是有承受能力的，太大的幅度对我们来说压力会非常大。”只有两头在外的公司能稍稍乐观些，格兰仕集团财务经理沈朝辉就表示，“微波炉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在这方面有相当大的优势，这种优势即使汇率做一点调整，恐怕也不是很容易被抵消的”。

　　眼下，欧洲、美国和日本，联合起来向人民币施加压力，大部分企业对此已有了心理准备，既然“是祸躲不过”，那就希望它来得晚一点，震荡小一点。如果顺差和大量外资流入已经使升值不可避免了。他们惟一的期望则是：有控制地、慢慢地升。

　　什么样的升值方式对企业来说震荡最小？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企业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在1:8.28的比率变动与1%的波动幅度之间，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偏向后者。因为幅度的变化有可能会使人民币升值，但相对于人民币币值的确定性变化，至少从字面上来讲，它并不一定就是人民币升值。

　　约有70.6%的受访企业预测，中国的汇率制度可能会在3年之内发生变化，其中接受本刊采访的大部分企业家都认为，汇率变化会发生在一两年之内，他们强调，调整一定要缓慢，以便于企业吸收波动的影响。

　　专门从事服装出口的利安达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黄丽泰告诉记者，如果人民币升值不可避免，政府应该早一点，比如，提前三个月或半年，告诉企业，让他们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他们可以据此调整自己的报价和接单。

　　酸甜苦辣各有滋味

　　虽然人民币是所有人的人民币，但不同的企业，对汇率风险的感知度有着明显不同。

　　与制造企业相比，那些在汇率风险最前沿的外贸企业，是变化的最强烈的感知者。毕竟，他们的利润或收益完全建立在对汇率的把握上：稍有偏差，微薄的中间利润立即付诸东流。这甚至有点像赌博，不知道会赢还是会输，靠的就是运气。

　　东方科学仪器进出口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黄方宁，向记者讲了一个因为欧元升值——也就是人民币贬值，导致亏损的例子。2003年年初，他们有一笔交易，签约时欧元和美元的汇率还是1:0.9，等到交货时，涨到了1:1.1了，他们又没有采取锁定汇率的措施，于是赔了。“即使我们有10%、20%的中间利润，也都抵不上升值的损失。只能自己补上去了。”黄方宁说。

　　人民币贬值导致亏损，是否意味着升值就会赢利呢？也不一定。曾经有一次，欧元和人民币的汇率从1:8.5一直下跌，跌到了1:7.3。东方仪器代理的设备出口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为是用欧元结算的，欧元贬值后，同样的商品出口，人民币收入少了一大块。“我大概算了一下，工厂的损失在10%左右。如果不是代理业务，这部分损失肯定是我们背了。”他说。

　　对于外贸企业来说，无论是人民币贬值还是升值，影响从来不是单向的。具体的影响取决于在汇率变化时，外贸企业做的是进口业务，还是出口业务。这与制造企业存在很大的差别。

　　对于出口型制造企业来说，影响则是基本确定的：人民币升值，是坏消息，人民币贬值，则是好消息。虽然，出口企业的海外采购成本降低，可以抵消一部分出口收入下降的损失，但对于出口型企业来说，出口的量，相对进口，要大得多。因此，黄宏生才说，人民币升值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人民币升值不仅影响企业的出口收入，更重要的，它甚至会影响企业的采购体系和投资战略。

　　一些原来在中国进行生产的跨国企业，可能会将投资转移到墨西哥或马来西亚，20世纪80年代，台湾也曾经历过中国现在的压力，在台币对美元的汇率从1:40涨到1:25后，一些传统的低附加值产业，纷纷转移到东莞。同样，有专家分析，如果人民币升值，这些传统产业又会从东莞转移到像中亚、越南等更不发达的地区。本来，中国还有很多地区，比如西部，可以容纳这些产业，但因为货币的调整是针对所有企业的，可能使得中国被迫提早经历产业空洞化的过程。

　　当然如果仅仅从进出口的角度考察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无疑太片面了。从扩大海外投资以及降低外债成本的角度，升值当然是一件好事。ING的报告就认为，像东航和南航这样的公司就能从中获益。

　　中国石化副董事邵金扬在接受采访时称：“如果人民币升值，海外资产对我们来说会较便宜。”如果人民币升值5%，中国石化2003年进口的石油，以目前的价格计算，成本将减少逾1亿美元。

　　只是，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扩大出口仍是重中之重，出口企业处于主导地位，而海外投资企业，仍属于弱势群体，他们的声音，在制定政策中往往不受重视。

　　最后，还有面子问题。升值说明一个国家经济的强劲，许多企业也赞同这一点。“从企业的角度，升值的幅度不能过大，但从综合国力的角度，人民币应该更坚挺，我们介于这两种希望之间。”上海东浩国际服务贸易集团总裁戴柳的话很有代表性。

　　腾挪的空间有多大

　　趋利避害，是企业的本能，尽管面对升值压力，企业展转腾挪的空间并不是太大，但在接受本刊调查的企业中，目前已经制定了相应的规避汇率风险措施的企业超过了一半，达到55.9%，规避的方式，主要是银行远期的结售汇业务和远期外汇买卖。

　　戴柳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建立了这样的货币管理制度，随时可以关心每一种货币的走势：如果一种货币处于强势的话，要关心是不是已经走到顶了，到顶了，就应该抛；一种货币即使非常弱，但也非常关心它是否已经进入上升通道，如果是，马上买进。

　　“上个星期，我一天之内抛掉了三笔美金，因为我认为，美元和人民币升值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即使人民币升值不是很快发生，但我的量非常大，换成人民币存款，更安全一些”，他说。

　　我们的调查还发现，在建立规避汇率风险的制度方面，外贸企业又一次走到了制造企业的前面，他们都在最大限度地利用政策的空间。以上海东浩为例，“以前，我们是打报告上去，批了就做，不批就不做，现在，我们决定，根据市场的波动，该做的我们就去做，在外汇管理条例允许的最大的空间内，去用好这些政策。”戴柳如是说。

　　2003年以来，外汇管理部门在外汇管理上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放松。以前，企业必须赚到外汇，才可以购汇。现在，只有人民币，企业也可以向外汇管理局申请购汇。政策越来越开放，企业可以利用的政策空间越来越大。

　　如果人民币升值，提高出口产品的报价似乎顺理成章，但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否认了提价的可行性，“坦白讲，我们很难对客户讲，因为人民币升值，所以要涨价，这个讲不出口的。”邓国锐说。原因在于，基于成本优势的出口非常脆弱，经不起任何破坏。

　　已经成长为真正的国际企业的明基，在这方面要成熟得多。他们从台湾到大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的贷款改成人民币，因为当时金融风暴余波未了，人民币可能会贬值。2000年年底，公司又决定，把所有的人民币贷款变成美金，因为那时候，美元贷款的比例已经很高，同时，美联储又开始降息。他们预测，美国经济会走弱。所以把贷款都转成美金，对供应商的应付款也改成了美金。

　　“我们每个月都要向总部汇报自己的外汇头寸，总部根据头寸的大小去避险，每个月都会做一次微调。”明基电通财务总监许明昌说。

　　应该说，在外汇收入与外汇支出之间建立平衡的关系，是最基本也最简单的避险手段。更复杂的避险工具包括，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以及套期保值等等。但遗憾的是，在国内，目前还没有相应的金融工具可以用来避险，像比亚迪，“目前我们无法通过金融工具避免损失，压力确实很大。”邓国锐说。

　　给企业留个席位

　　汇率关乎国民经济，也关乎企业兴衰，需要国家和企业共同努力，寻找一条妥善的解决之道，但我们问及企业对国家相关政策的期望时，听到的却多是无奈和委曲，有的企业甚至翻起了WTO谈判和反倾销的“老账”，当时，整个中国企业界根本就没有参与谈判过程。政府主导的谈判，使得企业在关税、配额、准入等方面，没有享受到应该享受的权利。对此，他们有失落感，更有不满情绪。

　　他们认为，这次的汇率谈判，必须切实考虑企业利益。

　　不久前，在反倾销行动中，创维、长虹、厦华等彩电企业纷纷拒绝有关行业协会“统一行动”的建议，而表示要单独应诉，就是这种不满的表现。

　　黄宏生说，企业的愿望就是有一个好的外部环境，配合政府提供有力的数据，让政府看到升值对中国的危害。但他说，目前还没有国家相关部门到创维去做调研。

　　但他们对政府的态度并不非常乐观，甚至对风传的利好消息都不愿相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董秘在谈到对出口企业可能增加出口退税额度的政策时，干脆地说：能把去年的退税款还清就不错了，都在打白条呢。何况，我今年的退税款到后年才能退回来呢！”

　　面对升值的压力，一些企业进退维谷，黄丽泰就向记者介绍了他们公司目前的两难处境：

　　“以前，我们服装行业的退税是17%，现在可能要减少3-5个百分点。我们根本不可能把自己的报价提高3%。到底应该怎么定价，是把企业的一部分利润让给政府，还是怎么样，我们心里没底。今年的净利润可能减少50%。这是一个很大的现实。但我们也不可能不接定单，有那么多的工人要养，亏本也要做。“我们也很无奈啊，”她说。

　　他们也曾向政府反映情况，“但我们的政府毕竟不是最高的政府，我们是县级市，从北京到省，再到市，再到我们，有多少层，什么时候才能到我们这里？”她迎难而上的性格有时也解决不了问题。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政府与企业之间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两方面都能实现良好的互动，在每项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企业都能自己或通过代表其利益的中介组织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参与机制，使得政府在制定规制政策过程中与企业达成共识，成为政府意志和企业利益的共同点与结合点。只有允许企业参与，才能保证他们的利益不被忽视，既然人民币汇率变化的主要后果都要由企业承担，那么在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会上，当然应当给企业留一个席位。

　　人民币升值的企业随底线

　　《中国企业家》杂志近期就“人民币汇率变化”这个问题，对中国进出口五百强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受访的大部分企业都认为人民币的汇率制度变化会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影响，但说不清楚具体会在哪些方面产生什么影响。

　　“影响”来自何方

　　在接受调查的近40家企业中，有82.4%的企业认为，人民币的汇率制度变化，会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影响。但具体会在哪些方面产生什么影响，大部分企业都说不清楚。还有36.4%的企业在回答“目前所实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对于企业来说，是否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这个问题时，同样选择了“说不清”，比回答另外两个选项的都多。

　　宏观经济学有关理论告诉我们，如果一国的汇率上升，意味着本国货币实际贬值，这时本国产品的出口变得相对容易，进口变得相对困难，反之亦然。在此次调查中，分别有58.1%、64.1%、63.3%、76.7%、56.7%和53.3%的被调查对象“说不清”汇率制度的变化会对公司在国际市场、国内市场、使用外资、向外投资、劳动力成本以及国外合作伙伴的信心方面造成哪些实际影响。但是有53.3%的被调查的企业承认，如果人民币的汇率制度发生变化，会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和外汇交易的风险。

　　对于“汇率”的期望

　　对于国际宏观经济形势不敏感可能是中国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一直以来，中国实行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使得中国企业对国际贸易中外汇的风险没有更加实际的认识。因此，面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还是有71.9%的被调查企业选择了维持现状。但是对于人民币汇率制度可能的变化趋势，有42.4%的被调查企业选择了“实行更加自由灵活的汇率制度”，而选择“维持现行的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不变的企业”占到总量的30.3%，另外还有18.2%企业认为应该在维持现行的汇率制度的基础上调高汇率，而剩下的9.1%的企业认为应该在维持现行的汇率制度的基础上调低汇率。

　　企业对于人民币可能实现的自由浮动有一个什么样的预期呢？有67.6%企业认为，人民币的汇率在+5%的范围内，可以交由国际外汇市场自由调节，而无需中央银行干预。另有26.5%的企业认为在+10%以内都可以自由浮动。一般来讲，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当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的偏离在20%以内，中央银行可以不进行干预，但对于中国企业来说，10%已经是个心理极限。约有70.6%的企业预测，中国的汇率制度可能会在3年之内发生变化，另外29.4%的企业则估计，目前的汇率制度还有可能保持5年。但无论这种变革会在未来哪个时期出现，中国企业已经有了心理准备，虽然目前还不愿接受这个现实。

　　需要哪些保障

　　就像企业所认为的那样，如果中国政府在未来实施更加灵活自由的汇率制度，会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和外汇交易的风险，这时如何规避汇率风险就比现在更加重要。在所有接受调查的企业中，目前已经制定了相应的回避汇率风险措施的企业占到总量的55.9%，但还是有44.1%的企业目前还没有制定相应的措施。增强企业防范汇率风险的意识，应该是现行汇率制度变革的前提，否则企业很难适应变幻莫测的国际外汇市场。

　　目前企业回避汇率风险的措施主要是通过银行远期的结售汇业务，有57.9%的被调查企业选择这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就是通过进行远期外汇买卖的方式避险，中选率为36.8%。此外分别有26.3%的企业通过选择可以自由兑换的有利货币以及外汇保值条款两种方式来避险(见图三)。企业在经营活动中通常是选择多种避险方式回避外汇风险，但是目前企业采用的避险方式十分有限，主要是因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提供的金融避险工具有限。有46.9%被调查企业在回答“如果人民币汇率制度发生变化，希望政府相应调整哪些措施，保障企业的利益”这个问题时，选择“通过银行提供金融工具避免汇率风险”的，排在第二位。

　　与避险工具相比，税收政策是进出口企业最为关注的。有78.1%的被调查企业希望在汇率制度发生变化后，政府可以给予企业税收政策方面的优惠，以保障企业的利益。排在第三位的就是出口直接补贴，有43.8%的企业选择这项措施(见图四)。可能对于企业来说，税率政策远比汇率政策的影响更直接和现实，在被调查企业对进出口产生影响的因素排序中，关税排在第一位，接下来才是外汇管制。如果人民币现行的汇率制度改变，政府可以通过调整税收方面的政策，比如及时足额退税来弥补由于汇率的变化给企业经营增加的风险成本。

　　对于进出口企业来说，目前他们最需要的鼓励出口的措施分别是出口退税、税收优惠和出口直接津贴，中选率分别为79.4%、50%和41.2%。虽然有58.8%的企业认为价格优势是公司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主要竞争优势，但是有88.2%的企业将价格低廉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人民币现行的汇率水平中选率只有5.9%。还有67.6%企业将产品质量作为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看来中国出口产品正在由价格优势转向质量优势，虽然不知道这个过程还有多长，但企业已经对自己产品的质量充满自信。

　　其实汇率水平和汇率制度变化对一国的进出口贸易如何产生影响，产生什么影响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才能真正凸现出来。由这次汇率的调查发现，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目前最需要的其实是提高决策参与意识。企业面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这种消极态度，将影响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合理化。对于这种现状，政府有一定的责任，企业自身也有责任。(王利娜 周一 胡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