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应否升值近期成为国际经济界的热门话题，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步入全球一体化经济的深水区。几年前人们对人民币贬值的呼声言犹在耳，现在日美等国又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美国财长斯诺先后在公开场合“敦促”中国改变人民币汇率制度，要求人民币升值。近日美国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谈及人民币汇率之后，这一问题更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美国国内甚至有呼声要求启动“301条款”，迫使人民币升值。
日美等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态度”，正反映中国介入全球化进程越深，就越会面临全球经济摩擦的挑战。随经济全球化的加快，一个国家打喷嚏，另一个国家会发烧的蝴蝶效应也更加明显。作为全球经济资源的配置纽带的汇率，于是成为国家之间经济政治博弈的兵家必争之地。而日美等国对人民币是否升值的强烈关注，原因之一也是当局需要为国内经济困局应对乏策在国际经济领域找一个“替罪羊”。要解决围绕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摩擦、冲突和对峙，中国需要拿出从容应变的外交平衡术。
在短期内，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存在人民币升值的强大预期。在国外，一些投资者(个人和机构)在积极地开设人民币账户，伺人民币汇率升值之机获取丰厚回报；为了规避人民币升值的汇率风险，一些跨国公司和贸易商也开始用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外汇储备迅速增长，外汇储备的增长势头并没有受SARS影响，原来藏于民间的部分外汇资产浮出水面，主动地将外汇资产换成人民币资产；前几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在人民币贬值的预期下逃往国外的资本，现在又纷纷返回国内。种种迹象表明，人民币具有了“硬”通货的某些特征，成了规避资产风险的庇护所。人民币在短期内的确存在强大的升值压力。
从理论上说，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一个权宜之计，就是降低名义利率和人民币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因为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依据就在于，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人民币实际购买力较高，中国的名义利率高于国外。不过，今年以来，中国的货币供应和信贷都出现了高速增长，在这一通货膨胀压力之下，这样的政策将牺牲国内经济的稳定，难以达到对内平衡和对外平衡的两全效果，显然不可取。
另一种减轻升值压力的直观对策多为人们所提及。那就是，既然升值压力部分来自外汇储备急升，便可以放松资本流出的管制，增加对人民币的供给和对外汇的需求，容许内地企业购买外地债券，实施QDII等等。但在人民币高涨的升值预期下，恰恰是巨额的资金在不断涌入中国大陆，放松资本流出管制的效果应当有限。而且，由于固定的汇率制与资本项目的开放是一个危险的制度搭配，在升值预期高涨的情况下，反而要对资本流入的管制保持相当的注意。
其实，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相对地位的变化来看，人民币在长期内的升值将是经济发展水到渠成的结果。既然经济形势的变化需要汇率水平及汇率机制以调整作回应，就有必要水来土掩，寻思汇率变动之道，确定良好的汇制改革路径，让汇率更为充分地反映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本报6月30日社评曾指出，人民币币值的升降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中国没有理由因为国际压力的存在，便仓促改变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和汇率机制。如何渐进地建立更为灵活的汇率制，才是核心的问题。目前亟需着手的课题就在于，扩大汇率浮动的区间，从这一方式的汇制改革入手，及早因应人民币升值的趋势。
目前固定的钉住汇率制的缺陷再明显不过。面对本币不断增大的升值压力，中国之所以一直强调要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固然是因为在现行的汇率水平下经济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但实际上背后还有一个难言之隐，那就是人民币到底该升值多少？谁也没有把握。既然对人为地调整汇率“水平”心中没底，那么，让汇率机制变得灵活起来就是应对经济环境变化的治本之策。
中国汇制改革所要求的艺术就在于，汇率要灵活到什么样的程度。灵活并不是放任自流。从对外平衡来看，汇率的变动是一把双刃剑，无论是升值还是贬值，都有利有弊。无论在哪个国家，汇率变动都应当服从于一国的总体经济政策目标以及相应经济结构的承受能力；当汇率的波动幅度超越了经济目标的承受能力之时，即便是最奉行自由主义教义的国家，政府也会出面进行干预。中国调整汇率水平的基本原则，也就应当是渐进调整、合理确定干预空间，“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通过分散决策的市场机制来选择合适的汇率水平。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有高级官员透露，人民币汇率可允许的波动范围，最终还是要由市场力量来决定。看来，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从目前的1%调整到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可能性越来越大。
查阅所有关于人民币升值的新闻，请进入财经专题：人民币该不该升值？、财经观察：人民币该不该升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