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康王建(国家行政学院)
非典对中国经济既有短期性、局部性冲击，又将对许多领域产生滞后性和扩散性影响。为了使中国经济能够在非典波动之后继续保持稳定较快增长，现在不能仅满足于短期性、局部性的应对举措，而是应该认真统筹全局，考虑采取适时、果断、配套的调控政策。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适时推进税费改革
目前，对于民航、旅游、餐饮、商贸、出租车等受非典影响较大的行业，中央和地方都减免了行政性收费并予以适当的财税优惠政策。这些作为有利于这些行业缓解困境，恢复部分就业。但考虑到非典引发的滞后性、扩散性影响，对社会总需求恢复持续增长的刺激仍显不足，特别是对弥补社会流动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增长的刺激仍显不足。因此，抗非典成为政府税费改革的契机，可以适时推进税费改革，进一步扩大减税范围，降低税率，有选择性地减少税种、科目。把现在中央和地方对少数产业的短期收费优惠政策和减少收费措施进一步扩大到相关产业。减税的操作还要特别着力于那些能够大量吸收劳动力就业的领域及其中小企业。
增加政府预算支出
为了抗击非典，政府财政已经大幅增加了公共卫生方面的开支，这样也会带动相关行业和领域的短期超常增长。但在抗非典结束后，这些短期内激发起来的强势需求很难发育成为具有持续性的新经济增长点，一旦这种强势需求明显回落，经济增长会随即下降。因此，即使保持今年正常规划的政府投资规模不变和大幅增加公共卫生方面的开支，也仍不足以应付非典滞后影响可能造成的增长缺口。因此，为了保证非典期间特别是非典之后不出现增长明显下滑，需要考虑进一步增加今年政府预算支出的强度。例如，增加政府转移支付支出，主要是公共财政学含义的社会保障支出，以稳定居民预期和拉升家庭购买能力。也可以考虑增加政府国际采购的规模，把明后年的一些采购项目适当提前。这样既有利于尽快恢复国际经济界对我国的信心，也有利于防范短期性增长塌陷。
增发短期项目公债
大幅增加公共卫生方面的开支，进一步增加预算支出的强度，必然给政府财政支出带来很大压力。在中央政府的长期债务规模已经相当吃重的情况下，增发长期项目的国债需要慎重，但可以考虑适时增发有关短期项目的公债。短期债务项目的增加不但有利缓解政府短期性的扩大开支，而且有利调整和改善政府债务结构，逐步作到长短结合，以短为主，提高公债的流动性，影响金融市场利率水平下降。同时又能增加银行系统公债持有的份额，配合适度扩张性货币政策，扩大货币供给量。
为了支持出口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及中小企业的发展，还可以考虑增加财政担保贷款或财政贴息贷款的规模，以及政府下决心至少拿出一部分钱来增补出口退税已经积累的巨大缺口。
降低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
在目前银行利率较低的情况下，调低贷款利率的空间已经很小。为了刺激增长，可以启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一货币政策工具。自1999年中央银行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降到6%以后，至今鲜有变化，可以考虑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降低一到二个百分点。这样可以增加银行贷款资金(经我们测算，货币乘数可再增加20%-50%)，扩大货币实际供应能力。同时，中央银行增加对有价证券特别是政府债券的购进，进一步补充增加货币供给能力，这样可以防止大量短期公债发行所产生的挤出效应，增加社会需求，充分发挥公债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
增加消费信贷规模
在抗非典过程刺激起来的居民消费中，增长力度最大和最具有持续增长潜质的就是家庭轿车和商住房。现在各方面的信息分析表明，这两个消费增长很可能成为非典结束之后拉动居民消费增长曲线最强劲的因素。由此，消费信贷的增加应该优先考虑安排这两个领域。
实行稳中微降的汇率政策
我国现在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一直很小。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从国内外全局利益的考虑出发，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这种政策选择在增长平稳时期或许有理由的，但在经济增长遇到重要波动因素时就需要重新考虑了。
为了抑制非典滞后影响引起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下降，特别是出口增幅下降、外资流入流向改变产生的不利影响，现在可以考虑实行稳中微降的汇率政策，适时加大汇率下浮度。此外，我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已经突破3000亿美元，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足以应付经常项目支付和部分资本项目支付的需要，富余的规模也相当可观。在目前国际经济环境的条件下，这部分外汇储备的市场风险也很大(例如美元贬值)。损失部分最终要由中央财政负担。因此，可以考虑外汇储备也要稳中有降，保持在稳定国际收支后略有节余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