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适应一个高度风险型的社会

　　——专访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统主任李强教授

　　□记者任雪松

　　在一场应对流疫的战争中，各级政府、社会组织乃至公民个人的表现均值得深思和回味，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灾难，究竟谁应该负起责任的重担，不让病毒、流言甚至恐慌恣意生 长、弥散呢？

　　流疫恐慌与中国社会风险系数

　　《商务周刊》：非典型肺炎的孳生和传播，让很多人感觉处在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环境当中。当遭受诸如流疫、地震等突发灾难的时候，中国社会面对怎样的风险系数？

　　李强：从流疫传播的角度，中国是一个人口高度密集的社会。广东为什么最先发病，恐怕与广东的人口高密度和该地为中国人口流动量最大的区域有关。人口流动越大，流疫产生的危害也就越大。一般估计，到2040年，中国的人口总数有可能达到17亿左右。在人口高度密集的情况下，无疑社会面临的潜在风险相当大。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中国人口的急剧增长，也会带来很多严峻的社会课题，比如饮用水紧张、疾病传播等等。

　　《商务周刊》：在政府主流信息披露渠道之前和同时，我们也发现，有关疾病的信息，包括传言、流言也在以互联网、电话、短信的形式在民间扩散，公众恐慌的产生是不是与此紧密相关呢？

　　李强：社会学是从信息传播的角度解释此类问题的。人们当然可能会受到传言的影响。有人说，这种病毒极其危险，会导致病人的肺部纤维化，即使病好了，纤维化也难以恢复。而媒介的公开说法是可医治的，治愈率高达90%以上，类同于得一场重感冒，不会形成终身的侵害。相比较而言，如果媒介和政府能够提供更有力的证据，透明度更高，人们就不容易产生恐慌的心理。这也让我们认识到，在当前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里，信息有效传播的重要性。

　　鼓励公众获取及时有效的信息，保证社会学所说的信息对称和信息充分，对公众和政府都是有益的。我们也看到了中央政府已经开始在主流媒介、电台、电视台的大规模宣传，这种主流信息渠道的传播，事实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流言、谣言的传播和危害。媒介信息的公开、透明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公众对媒介的信任，而公众对媒介机构的信任与对于其传播信息的信任是相互影响的。

　　不可小视个人传播的威力。以前，人们以为个人之间口耳相传的速度很慢，但事实上，由于电话、电脑、短信、互联网的存在，私人的传播速度超乎想象。记得前些年北京市曾谣传顺义区要地震，这个信息居然在一天之中大部分北京人都知道了。所以如果让公众有效占有信息，这就实现了信息的对称，而信息的不对称是相当危险的。因为信息在口对口的传播中必然会发生扭曲、变形或放大，这会助长流言，造成极大的恐惧感。

　　《商务周刊》：一个相对成熟的社会体系如何应对这种流疫、灾难的突然爆发？李强：这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应急体系”的问题。事实上，美国“9·11”事件以后，中国也在考虑建立自己的应急体系。中国政府邀请了美国应急体系专家来华，并在广西南宁设立了国家应急体系试点。中国传统的应急方式是分条条框框的，火警、医疗、匪警各行其政，但在美国，应急却已经形成了一个体系，只要出现任何紧急情况，就是一个号码：911。

　　现代社会的风险性显然要远远高于传统社会。中国目前正在进入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时期，也就是说，人口高速地在诸多城市区域集中。人口集中当然会带来经济效益，集中的人群聚落本身就会创造众多的就业机会，这些都是好事情。但是，集中生活的人群聚落——城市——也有极大的风险，比如地震等灾害、瘟疫的危害程度、危险系数明显增高。所以，中国在应急体制上必须适应一个高度风险型的社会。

　　谁应该对“非典型”负责

　　《商务周刊》：一种说法是，中国人现在看到的是两场战争，一场是遥远的伊拉克，另一场是我们身处其中的对“非典型”。在这个应对“非典型”的战争中，政府、民间组织，公司、企业、社区，他们都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李强：此次“非典”属于严重突发疾病灾害，所以政府责无旁贷地应负起全社会管理、协调、防范的工作。确实，当灾害发生时，政府就处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但是，这里也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在灾害发生时，广泛的社会组织，社区的、民间的组织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防范流行病的传播，可以有广泛的社会参与性。比如，在一些国家，企业、公司都主动提供经费，免费为其员工提供免疫和治疗药物，为员工服务也就等于为社会服务；又如，在一些大型商场，会免费或廉价地为公众提供免疫服务等。而在我们这里，却很少听到企业、公司、民间组织、社区组织的声音。究其原因，当然与我们长期的政府主导型社会的传承有关。此次事件也反映出，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我们并没有清晰界定政府与企业、公司、医院、民间组织、社团企业社区之间是怎样的一种联系和权利义务关系。

　　《商务周刊》：很多时候，公众作为最底层、相对弱势的社会群体，他们会很自然地“依赖”政府。但最初，我们的政府因为反应迟缓遭到了一些西方媒体和国际组织的批评，您怎么看这种依赖和批评？

　　李强：在任何社会体系之下，所有事情不可能只能由一个机构去完成。过去，我们政府承担的责任太大了，现在，政府已经在逐渐的转型。改革20余年来，中国逐渐进入国际主流社会，这样就遇到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在处理公众型问题上是采取一致原则还是不一致原则。过去，中国人叫“内外有别”，但是，现在却又要按照国际的一致性的原则行事。这里就有一个国际接轨的问题。经济管理方面的接轨，以我们加入WTO为标志。社会管理方面也有一个接轨的问题。此次，在中央政府干预以后，基本上采取的是公开、透明的运作方式，采取的是国际接轨的方式。当然，在这方面，各个部门还有一个学习的过程。社会学有个术语叫“路径依赖”，即走惯了一条路就很容易再走这条路。从这一点说，我们还不太会按新的方式处理，而要与国际接轨，难度依然很大。

　　《商务周刊》：中国此前一直有“单位”的说法，但现实是很多公司、企业已经超脱于单位的概念之外。在旧有的单位体系逐渐走向分解的情况下，如何建立有效的应急体系？

　　李强：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传统的单位制(加居委会)，在城市里几乎覆盖了全体居民，所以，那时候有疫情或突发事件，只要动员单位，反应很快、很有效。但现在，一方面中国单位的职能已经大大弱化，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城市里，有很多群体单位制不能覆盖。而对于流行病来说，落掉任何一个群体都有极大的风险。比如，城市流动人口，现在也超过一亿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没有被单位体系所覆盖。其他各种个体的、小公司等也都是传统体制以外的群体，此次防“非典”，对于他们的组织就很困难。所以，如果我们还是采取传统的单位传达控制的办法，就出现了明显的制度空缺。

　　《商务周刊》：那单位的职能由谁来承担呢？是新的社会组织、社团、NGO机构吗？

　　李强：必须认清的是，在面对这样一个突发性事件的时候，社会怎样去承担责任？我想应该有几个层次：其一，首当其冲的是政府，它依然应该承担全部社会的管理工作；其二，非政府组织，包括机关、厂矿、学校、公司、企业，以及其他福利组织、NGO组织；最后一个层次，公众个体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在积极预防的同时，要保持镇定和勇气。

　　对政府管理体制的一次检验

　　《商务周刊》：那么这次“非典型事件”对于政府角色、社会的转型，应该是一次检验和启示。

　　李强：突发性疾病或灾害，对于任何一种管理体制来说，都是一种检验。对于我们也不例外，通过它可以发现我们的制度空缺、发现体制漏洞。当然，一个制度的完善是需要时间的，美国的宪法现在看是比较完备的，但它自1787年制订，200多年来经历了众多的修订案。中国的社会转型实验现在只进行了二十几年，而在我看来，至少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因此，现在不能怨天尤人，制度上的缺陷肯定很多，你可能需要不断地修补你的漏洞。

　　中国社会很大，就像一辆巨大的火车，她的惯性很强。你无法迅速地改变她，只能慢慢的改变。在这一次突发事件中，这种惯性就表现在：大家依然在等政府，只有在中央政府发布命令，各方才有效行动起来。

　　中国社会依然存在着固有的那种行为惯性，不光公众的行为有惯性，政府的行为也有惯性。而在新的游戏规则尚未发生有效作用的时候，你不得不按照那种固有的惯性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