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平竞争基础之上产生的富翁就是受人尊敬的富翁，否则，我们就没有理由反击大众层面的所谓“仇富心理”。大众仇恨的是不公平的致富手段

　　(作者庞瑞锋)本年度福布斯大陆富豪排行榜如期公布，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上榜的是一批受人尊敬的富豪吗？

　　富豪的出现，是中国大陆市场化改革产生的标志性景观之一，这个景观是否值得自豪，取决于他们是否获得了大众的足够尊敬；他们受人尊敬与否，根本上在于获得财富的方式是否经得起考量。

　　对富翁的社会责任----包括纳税，包括雇佣员工----的强调，当然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这个诉求回避了更真实的问题：更多的财富当然意味着更多的责任，问题是更多的财富从何而来。

　　通俗的答案是市场化改革的成果。我们承认，富翁的出现的确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问题是他们致富的手段是否合乎市场逻辑。

　　如果是，我们就应该为之欢呼，为之自豪，因为他们的存在，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通过自我努力而合法致富的标杆；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承认它是市场化的结果，而是反市场化的结果。而任何反市场化的致富方式，都是我们不能容忍的，因为它破坏了游戏规则。

　　所谓合乎市场逻辑，有两个基本要求：首先是起点的公平，其次是过程的公平。一旦拿起这个尺度，这个景观就变得不那么令人自豪了。

　　起点的公平意味着机会的平等，在机会均等的情况下打拼的是个人能力。在合法致富的起线上，我们是一群机会平等者吗？

　　答案是不那么肯定。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权力资本化是造成机会不平等的根源之一。

　　在这个意义上，本年度排名第94位的用友软件CEO王文京符合我们的部分期许，他的致富故事是一个个人智能致富的故事。

　　从起点不公平出发，延伸下来的是过程的不公平，或者说，是交易规则的不公平。

　　在欧亚农业的杨斌案里，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首先，是他非常娴熟于政治经济学的运用；其次，是财务造假案。前者牵涉到权力之手，后者牵涉到经理人的操守。

　　让我们重新回到文章的开篇，那么答案就变成，建立在公平竞争基础之上的富翁就是受人尊敬的富翁，否则，我们就没有理由反击大众层面的所谓“仇富心理”。

　　事实上，大众层面甚至从来不存在所谓的“仇富心理”，我们为什么不仇恨比尔.盖茨？我们为什么不仇恨王文京这一类富人？大众所仇恨的，其实是富人赖以致富的非法的不公平的手段。

　　忙于化解所谓民众“仇富心理”的举动，不过是一出拙劣的偷梁换柱游戏，这个游戏之所以可怕，是漠视不公平致富的土壤，而置大众利益于不顾。

　　我们呼唤起点的公平与过程的公平，并不是因为这两者能够回避贫富差距拉大，而是它合乎公意。

　　事实上，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并不能保证结果平等，因为即使公平竞争也会有输赢，但因为公平竞争本身包含了起点公平与规则公平，所以这种输赢是公正的结果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

　　只要按照合乎公意的规则竞争，所有人都有权追求自己的利益，获胜者至大胜的富翁，不必为此感到内次，也自无“原罪”之说。相反，过程不公正肯定导致结果不公正，是不公正的结果不平等，难以接受也自可理解。

　　因此，关于富豪，我们需要的不是炫目的神话，而是同一起跑线、同一游戏规则下的真实的财富增长故事。或者说，它是一个阳光下的简单、透明的故事，一个可以向大众公开言说的合理、合法的解释。

　　问题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由于可能利用了转轨过程中的漏洞，一些富豪赖以致富的手段经不起阳光的检验，他们的成功被归因于一些特殊的、非市场化状态下的因素。而这样的因素不仅理所当然地被仇视----这正是改革的动力之一；也必将被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所荡涤：目前对杨斌、仰融这类富豪的行动应属此列。

　　更宽泛地说，只有将富豪们置于公平的规则和同一起跑线之下，才能消除杀富济贫思想，根除仇富心态，整个社会才会对先富之人有一个宽松的环境，这个社会的总体财富才会向前良性地发展，国家才会真正走上良性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