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肖经栋

　　10月24日上午，上海富民大厦《福布斯》中国地区首席调研员胡润(RupertHoogewerf)的办公室，电话铃声不断响起，来电大多是了解排行榜的情况。

　　从1999年开始，胡润每年为《福布斯》杂志制定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尽管排行榜的 制定及其权威性在国内遭到了众多的非议和批评，但胡润总是一笑了之。他认为，排行榜的目标读者是欧美人，“数字本身没有意义，意义在于给欧美国家提供一个了解中国的窗口”。

　　今年的排行榜发布在税务机关查处刘晓庆偷逃税案件后，因而媒体关注的内容，一方面集中于上榜富豪的纳税问题，另一个方面，传言胡润调查富豪情况遭到了麻烦，排行榜能不能够顺利完成还是个问题。

　　还好，排行榜最终如期完成。不过，一直让胡润头痛的是中国的产权制度太复杂，“我是个外国人，对中国的许多事情难以了解透”。

　　《中国经营报》：今年的排行榜和去年的相比，产生了哪些大的变化？

　　胡润：最大的变化是首富由刘永好、刘永行家族转为荣智健，今年荣智健能够由去年的第4位上升为首富，主要原因是荣智健所拥有的中信泰富的股票市价从去年的7.8亿美元上升到今年的8.5亿美元。由于希望集团已经分立，刘永好兄弟个人资产相应减少，所以刘永好从去年的首富掉为今年的第6位。

　　《中国经营报》：今年个人资产的计算方法和去年相比有变化吗？

　　胡润：计算方法与去年大部分相同，惟一有变化的是，对在香港主板上市的H股，以其股票价值的一半计算，以反映实际价值。这主要因为香港的H股也是不充分流通。

　　《中国经营报》：外界一直在传自刘晓庆偷逃税案件爆发后，你们的调查工作碰到了许多的麻烦，一些富豪甚至拒绝与你们见面。

　　胡润：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调查工作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富豪中有税收问题的还是极少，到现在也只有杨斌有税务上的问题，而他的被捕还不仅仅是因为税务问题。排行榜上的富豪应该能够经受税务的检验。

　　根据我们的实践，我们发现有80%的富豪对上榜持无所谓的态度，10%愿意上榜，一到两个人强烈反对上榜，剩下的是不大愿意上榜。

　　在不愿意上榜的人中，大致可以分为3种类型：一是受中国传统的不露富思想的影响，对外界保持低调，这种类型的人最多；二是自己的财产实际上并没有外界所说的那么多，因而不愿意上榜；三是有特殊背景的人，他们不愿意自己靠特殊背景而获得的资产被公开，这类人数量最少。

　　去年，广东有个富豪上了排行榜，今年，我们仍然准备将他列入榜中，他得到消息后，马上发来传真，说他的资产没有这么多，一旦上榜会害了公司。谁知到了9月30日，他给我们来电话说，税务机关查过了公司，没有问题，当地政府官员也鼓励他上榜。因此，他对上榜的态度立即大变，又给我们发了份传真，详细列举还有些资产没有计算到他个人。最终，他上了今年的排行榜。

　　当然，我们的排行榜也会有遗漏，主要是三种类型的人：有特殊背景的人、做股票的和假外资企业业主。之所以会造成遗漏，是由于这些人的财产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外界难以得到确切信息。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看待杨斌和仰融的被逮捕？

　　胡润：我以前供职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已经倒闭，而安达信曾是世界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同样，美国多次出现类似安然公司这样的事情。因此，我认为杨斌和仰融事件并不是偶然事件。中国的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的事不是意外。

　　根据媒体的公开报道，我们计算出杨斌的财产，并把他列入到排行榜中的第二位，之前我们没法知道杨斌有问题，因此，我们是没有错的。

　　去年，我们在计算仰融资产时，大胆地预测仰融的资本运作会成功。因此把他上榜，但结果出人意料。

　　中国企业的产权比较复杂，要理清比较难，这是让我头痛的地方。排行榜虽不可能100%准确，但我们要尽量保证排行榜不出错。因此，我们对资产衡量没有把握的富豪不上榜，今年有一两个人就碰到这样的情况。

　　《中国经营报》：4年下来，你对编榜工作有何体会？

　　胡润：我们每年都在进步。2000年，我们见到了五六位富豪，联系上了每一个上榜富豪。2001年，排行榜从上年的50名进步到100人，见到了1／3的富豪，上榜富豪全部联系上。今年，我们跑了约20个省市，见到了一半以上的上榜者，并与所有人取得了联系。另外，我们最近还出版了有关排行榜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