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女子”历来好强，有时难免咄咄逼人

　　上海女性很敢干

　　［美国］罗伯特·马库恩德文宋念申译

　　女性成为私人公司中的骨干力量

　　张女士25年前在上海长大，那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她家里吃的是苞谷面的团子，全家老小挤在一间屋子里。张女士曾经在街头刷过这样的大字报：“我热爱毛主席，痛恨资本主义。”

　　而现在，张女士毫不以自己是一位“资本家”为耻了。令人吃惊的是，像她这样的妇女在上海并不是少数。几年前，她不顾朋友的劝阻，放弃了机械制图教师的稳定工作，开设了一家临时雇佣代理机构。张女士身材娇小但行事干练，她说她的女性雇员很关注“上海新的商业世界”，并在其中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

　　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已经成为众多妇女寻求工作机会的胜地。如今，随着上海成为中国的商业中心，女性秘书、翻译以及会计已经成为私人公司中的骨干力量。

　　“在众多来到上海的外资企业中，有很多中国妇女在工作，并获得提高”，张女士说，“而国有企业员工则大多是男性。他们快被我们挤垮了。”

　　一个有趣的例证是，在上海的中层管理者中，女性的数量首次超过了男性。

　　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于虹(音)说：“出于历史原因，上海女孩通常更有能力，也更独立。不过其中也有上海男人的原因，人们都说上海男人对妻子很顺从，我觉得这挺有道理。”

　　上海妇女历来“强”

　　上海女性历来能干。上海女孩们常常会被人高看一眼；在上海，女孩的出生率比中国的其他地方要高。

　　一位阳光卫视的制作人说：“上海的父母不像多数中国父母，他们不太在乎生的是儿子还是女儿。有的人甚至希望要个女儿，因为女儿跟家人更亲。”

　　专家们认为，这种态度很大程度上缘于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座国际都市的特质。在上个世纪初，强有力的教会学校以及意志坚强的外国女教师将妇女教育与男女平等观念介绍到上海。

　　上海文化史学者苔丝·约翰逊谈到中国古代妇女缠足的苦难经历时，注意到“上海是第一个成立‘反缠足团体’的城市”。

　　在过去一段辉煌的日子里，上海是除香港、澳门之外，惟一可以买到美国唇膏、德国相机及英国皮鞋的地方。19世纪40年代晚期，上海还是一个渔村，到了19世纪80年代，它的发展速度一跃而超过了美国芝加哥。那时，上海有12家电影院，每放一部电影，影院都会满座；到了20世纪40年代，每家好莱坞电影公司都在这里设立了办公室。

　　全中国有志向的女性汇集这里，志趣相投。“海派”女性于是可以从经典的月份牌画中展现出来：身材苗条、打扮入时的女子喝着可口可乐，或者在阳伞下放松自己。

　　也许最著名的事例是，上海自由的风气塑造出宋氏三姐妹：现代中国非常重要的三位女性。宋霭龄是第一位进美国大学的中国女子，宋美龄嫁给了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蒋介石，宋庆龄嫁给了被誉为现代中国之父的孙中山。宋庆龄在上海的旧居现在是一座国家博物馆，陈列了她同尼赫鲁、周恩来以及埃德加·斯诺等著名人物之间的通信。毛泽东曾常常拜访她，称她为“国母”。

　　上海女性还在一些高层位置占有一席之地。比如教育部长陈至立等。

　　女性该不该“出风头”

　　然而，即使如今妇女在许多领域独领风骚，但人们还是会有意地去掩盖妇女的影响力，这是一种对传统的默许。

　　在新开的四季饭店任经理的霍女士说，在良好的家庭中，妇女不愿被看成是活跃在前台的人物。霍女士是第四代留学美国的上海人。她说：“在别人面前，我宁愿作为大老板的助手。朋友问我，为什么介绍自己时要说是我丈夫的妻子。其实，作为一个曾经当过纽约股票经纪人，对手又都是男性白人的女性来说，我对自己的身份很自信，我不会介意是否活跃在台前。”

　　不过也有些妇女抱怨新女性咄咄逼人的姿态。一位跨国公司的管理人说：“你可以是一个管理者，一个经理，你渴望知识，可以学英语，交外国男友———这都对；但是这样的动力应当以端庄的举止来调节……然而现在，有些女性的动力则全成了‘出风头’或者‘赚钱’，她们给人的感觉是惟利是图，过于算计。”

　　一位西方妇女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咨询机构。在她看来，上海的女雇员有一种团队精神。不过，她有次发现手下两位女雇员用有本公司抬头的信纸，按客户名单一一去信，说她们正在筹建自己的公司。

　　(摘译自2002年2月20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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