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王云帆上海报道

　　中国银行“辞旧迎新”

　　2002年2月5日，中国银行即将迎来建行90周年的隆重庆典。

　　斜阳映照下，北京长安街西单路口的中国银行总部大厦显现出一派高贵气质。建筑大师贝聿铭倾八年心血构建的“充满激情的几何体”，与不远处古朴庄重的故宫建筑群相映生辉，典雅而现代。

　　中国银行由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宣布成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履行过中央银行、国际汇兑银行和国际贸易专业银行职能，一度成为民族金融业基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银行被中央政府明确定位为共和国外汇专业银行、外汇外贸专业银行和社会主义国有商业银行。

　　根据中国银行最新公布的业绩报告，2001年中国银行海内外机构实现账面利润108.05亿元(境内机构22.48亿元，海外机构85.57亿元)，国内赢利增加了66.7%，拨备增加了153.57亿元，核销呆坏账80.06亿元，冲销应收逾期利息共72.21亿元。

　　厚重的历史积淀，加上突出的业绩表现，让众多中银人引以为傲。

　　但阴影不期而至。

　　据报道，2002年1月15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会上说，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等多个美国分行发生信贷案件……将继续审查相关负责人的问题。

　　两天后的1月17日，来自中国银行北京总部消息证实，美国财政部货币监理局(OCC)公布中美双方达成的协议书，双方同意就中行北美部分分行的违规行为，各处以1千万美元的罚款。

　　一时间，这家从1989年至2000年连续12次跻身“世界500强”、1992年至2000年8次被权威的《欧洲货币》杂志评为“中国最佳银行”的机构，成为全球金融界瞩目的焦点。

　　OCC调查

　　OCC的调查始于2000年早期，经过长达两年的细查，范围涉及中行纽约分行、中行纽约唐人街分行、中行洛杉矶分行，时间跨度自1991年至1999年。

　　OCC认定上述分行在部分前任高级官员任期内，发生了大量“不安全和非正常的银行交易，涉嫌参与信用证欺诈、贷款欺诈、未经授权的抵押物发放，以及对上述违规行为的掩盖和其他可疑交易与潜在骗局”。

　　如对某客户一笔价值1800万美元的最高信贷限额的勾销，而该客户与当时相关银行的管理层有利益瓜葛；又如中行纽约分行曾以非同寻常的超低利率贷给某客户5000万美元，而后又允许该客户将这5000万美元以较高利率存入中行的姊妹行，该客户无疑将获益，而银行因此蒙受损失。

　　OCC与中行达成的协议中，同时公布了8位个人和28家法人名单，禁止中行上述支行今后以任何方式与其交易。据OCC美国法院存档案卷资料显示，此8位个人中的6位和28家法人中的13家，相互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而这一网络的核心是一对夫妻，OCC公布的名录证实为JohnZhou(周强)和SherryLiu(刘平)。

　　来自国家审计部门的可靠消息渠道透露，周强原为中国五矿集团公司高层管理人员，1989年赴美，与当时中行纽约分行高层关系密切。案发时，这对夫妇居住在新泽西一栋价值300万美元的豪宅中。周强的化名多达6个，其妻刘平也有3个。刘的父亲、母亲和兄弟均在OCC的列出的禁止交易的名单上。OCC的协议书指出，周、刘二人及亲属同中行美国几家分行之间展开的交易，大都通过一个名为“NBM”的实体。中行已指控该实体涉嫌欺诈贷款近千万美元，意图盗用超过3400万美元的贷款基金。

　　积极整改

　　OCC的处罚决定发出后，中行纽约分行、洛杉矶分行等上述金融机构一致同意“不会承认或否认任何违规行为”。

　　但中国银行总部反应迅速而积极。1月18日，中国银行新闻发言人就该行纽约分行受到OCC和中国人民银行处罚一事发表谈话，指出“这是针对纽约分行原管理层在1991～1999年间违规经营行为所采取的措施。检查和处罚有利于我纽约分行的健康发展。”

　　该发言人强调，中国银行总行非常重视两国监管当局的检查，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纠正了这些违规行为，其中包括对纽约分行管理层的调整和对内部有关责任人的处理。

　　OCC对中国银行的整改决心和取得的进步也给予肯定。OCC表示，“认可中国银行为进一步确保在美分行按照当地法律安全、稳健地经营而对其进行的整改工作。同时，OCC也注意到中国银行在美分行已制定并落实了整改计划，以完善规章制度，加强监控和有效防范洗钱及其他不符合《银行保密法》的不当行为”；

　　中国人民银行也表示，“中国银行新的管理层已经采取了积极行动，认真纠正以前的不稳定、不安全的经营行为，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处罚。”

　　“内忧”浮出水面

　　与OCC协议书几乎同时出台的还有国家审计署对中国银行2000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的审计结果。据中新社报道，此次国家审计署对中国银行总行、七个省级分行以及150多个分支机构2000年度资产负债损益的审计情况表明，中国银行近年来盈利能力、资本充足率有所提高，但资产质量不高、费用居高不下等问题仍未根本好转。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1月15日召开的审计工作会议上称，此前审计中国银行查出的主要问题是违规放贷、账外经营以及违规开立信用证和签发银行承兑汇票等。同时，发现大案要案线索22起，涉案金额27亿元人民币，涉案人员35人，已移交有关部门查处。

　　一位亲自参加了此次审计工作的国家审计署官员透露，2001年由审计署金融司对中国银行的审计工作，是呈报主管部门的一个重要项目，该项工作从2001年3月开始，同年9月结束，其中对中国银行总行的审计由金融司在京机构负责，对其他分行的审计，则由审计署特派员办事处进行。此次审计结果中，其违规放贷问题主要集中于辽宁、山东、江苏、广东、上海、北京及深圳等7家一级分行，在京的审计工作主要锁定在总行与几家中央直属企业、行政事业单位上，参与违规贷款的银行及企业有关人员已被“双规”。

　　这位官员介绍，此次审计主要针对的是非政策性贷款，而查出的违规行为带有较大共性：一是虚报合同、意向书或伪造合同，骗取贷款；二是明知对方无偿还能力，却内外勾结，银行某些负责人直接跳过贷款必经程序。这种共性在以前其他银行的审计中同样存在。

　　严厉的审计及管理监督，使众多要案浮出水面：福建分行前行长、副行长2000年涉嫌转移3400万美元银行资金，在“远华走私大案”主角赖昌星帮助下，在香港开设一家私人企业，走私电脑；湛江分行方某被控挪用侵吞公款、受贿、非法发放贷款；海南分行行长王某被控涉嫌严重经济犯罪；宁波分行许某2000年被捕，被控指使分行借款840万美元给一家无偿还能力的公司。

　　这位官员透露，近期更有一号称建国以来最大金额的抽逃银行资金案，正在侦破之中。该案于2001年10月12日被发现，故定名为“10.12”号案件，案件涉及金额60多亿人民币。此案持续时间长达10年，涉案人员包括广东开平支行、江门市分行数任行长以及广东省分行数人。近期加拿大政府正在审理逃往其境内的3名原开平支行的涉案人员，此3人涉嫌卷走的银行款项即达7300万美元。

　　中行刮起“廉政风暴”

　　作为资深的银行家，在金融业浸淫数十年的中行新总裁刘明康，对国有商业银行违规行为频发的根源，可谓心知肚明。

　　按刘明康在中行总部最近召开的一次内部高层会议上的说法，中国银行内部改革计划，其实一年前就已经启动。

　　2000年2月18日，曾任人行副行长、光大集团董事长的刘明康出任中国银行新掌门人。上任伊始，刘即表示要确立中行清晰的发展战略，突出自身比较优势，用3至5年时间使中行发展成为新体制下按照良好公司治理机制运作的、功能齐全、布局合理的国际大银行；经过5至10年的建设和以资本为纽带，进一步提升中行在国内外银行的竞争能力和地位。

　　同时要建设一个健康负责的董事会，中行董事会将在分离所有者和经营者、加强董事职能等方面做一些尝试。

　　同年8月，刘明康透露，中银(香港)已敲定上市时间表，在上市前，中银将成立高效率的管理制度，并与其他银行及高科技机构保持紧密联系。他表示，中银上市仍在准备阶段，上市不但为了筹集资金，同时也是为了改善经营、服务及管理。

　　按照刘明康的思路，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的最根本问题，既不是资本金不足和不良资产比例过高，也不是冗员过多和机构网点设置不合理，而是缺乏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要解决此难题，上市不失为一条合理的路径。

　　2001年新年刚过，中银上市正式拉开架式———中银香港重组，重组后的新公司将募资40亿至50亿美元。一时间，京城华盖如云，多达9家投行云集北京，为中银上市献计，希望取得上市保荐人及承销商角色。同年底，中银香港重组完成，成为香港地区仅次于汇丰的第二大银行。而中银香港的最终上市，外界预测，将于今年四五月间。

　　从这个层面上说，上任的第一天起，刘明康就已经将香港中银上市视为重中之重。

　　从2000年起，中银对境内32家一级分行开展一年两次的“地毯式”全面考核，其内容包括风险内控机制、效益的真实性等。在这场由刘明康倡导的完善中国银行公司治理机制的运动中，“建设科学的决策系统”是其中最重要

　　一条。用刘的话说，“中国银行正在全行建立统一大授信体系并推行尽职调查小组和风险管理委员会制度。”

　　刘明康介绍，所谓统一授信，主要指授予企业一个总的授信额度，包括抵押、担保和授信在内的总额度。在此额度下，海内外分行可灵活提供放贷。此外，中行不会再用开行长办公会的办法来批准贷款，而是成立独立、尽职的调查小组和风险管理委员会，聘请外部独立专家来参加这两个组织，对业务部门提出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独立调查和风险评审。

　　行长在风险管理委员会里不能有席位，委员会否定的项目，行长决不能再肯定，但委员会通过的项目，行长在给予充分理由的前提下，可行使一票否决权。同时实行审慎的会计原则，充足的拨备、及时冲销坏账，财务信息透明等。

　　更有突破性的改革措施还在后头。刘明康透露，中行有意仿效其设在英国伦敦的投资银行机构的做法，委任一名外国人进入中行董事会，以提升中行管治水平。

　　迟来的警醒

　　中行北美分行的违规贷款事件，其实是一起普通的腐败案件，这类案件在金融界可谓屡见不鲜。在中国银行90年的历史中，此次违规风波，其严重程度可能并不值得过分夸大，但还是足以引人警醒。

　　中国的金融行业的管治，目前更大程度上仍然依赖高层官员的自律而不是制度的制衡，而这一领域对其管理者的特殊要求———独立而创新，果敢而高效———恰恰又容易让其领头人逾越应当恪守的底线。

　　比如，自1994年开始政府设立3家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四大国有银行自此成为名义上的商业银行。但1995年5月颁布的商业银行法第41条规定：国有商业银行要支持国家政策，它们因提供此类贷款而造成的损失由国家弥补。

　　参与对中行审计的有关官员透露，此次审计过程中，此类涉及政策性信贷的项目免予审计，而这部分贷款，四大商业银行每年要承担的数目超过数十亿元。

　　如此一来，数十年积留的沉疴，实难根治。

　　虽然目标仍是成为国际一流大银行，但刘明康反复强调的“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不仅成了他的招牌，而且已经使中行在以后发展中获得了更大的腾挪空间。

　　现在，中行力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运动，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而按惯例，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审计，国家审计署每年审查一家，2002年轮到的是中国建设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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