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韧

　　23日，香港财政司司长梁锦松率领包括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主席郑裕彤、恒基兆业集团有限公司主席李兆基、嘉里集团有限公司主席郭孔丞、香港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副主席郭炳江、香港金利来集团主席曾宪梓在内的200多位香港商界及专业界代表，赴京参加第二届京港经济合作洽谈会。两天内，双方共签订京港合资合作项目30个，投资总额达13.2亿美 元。而在这之前，梁锦松已先后赴上海和深圳参加过类似活动。

　　尽管49岁的梁锦松在银行界早已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但不少人包括香港人对他的名字还很陌生。直到今年2月15日，董建华特首任命他出任新一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他才一夜成名，成了全港乃至海内外注目的对象。香港人说话一向幽默风趣，他们把财政司司长说成是“财爷”，而梁锦松由非公务身份出任新一任财政司司长，又被香港人形容为“空降”(破格提拔的意思)。

　　在成为“财爷”之前，梁锦松担任美国摩根大通银行亚太区主席一职。在他长达28年的银行业界经历中，美国花旗银行就留住了他23年的韶华。在那里，他历任亚太区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及私人银行业务主管，先后在香港、纽约、新加坡及马尼拉等地工作。4年前，梁锦松加入美国摩根大通银行，任摩根大通亚太区主席，年薪达300万美元(约2300万港币)，而如今他出任“财爷”，按D9职级，年薪245万港币，这就是说他每年将少拿逾2000万港币的薪水。不少人惊诧于他的“减薪从政”，但更多的人则认为，这足以证明他的决心。

　　熟悉梁锦松的银行界高层人士说，梁锦松是接任“财爷”的最佳人选，他熟悉香港的金融市场，有丰富的财经知识和行政管理经验，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整个国家有着深厚感情。他性格刚强、执著，不轻易为外界意见而改变立场。

　　炒外汇起家

　　1973年梁锦松从香港大学毕业，主修经济及统计学。应该说他真的很走运，以前一直只在内部培训人才的美国花旗银行，70年代初突然改变策略，聘用香港的大学毕业生作为银行练习生，梁锦松便是新政策下第一批加入花旗银行的大学生。

　　由于他的勤奋和刻苦，他的潜能表现得淋漓尽致。梁锦松在进入银行的两年间，不单学懂了银行的贷款业务，还被公司派往菲律宾受训，了解了有关外汇买卖的知识。用他的话说，从菲律宾回香港后就开始拿起大铲“炒上炒落(外汇)”。之后，在80年代初，凭着自己出色的市场感觉和判断力，在买卖港元上为银行赚了大钱，这使他在银行内平步青云，与此同时也和不少参与炒外汇的商家建立了良好的人事关系。可以说，梁锦松是香港的第一代外汇炒家。而他辉煌的金融岁月也是由此起步的。

　　最高级的华籍管理人员

　　凭着出色的表现，梁锦松很快得到重用。1982年，他又远赴美国完成了哈佛大学管理人员发展课程。在花旗银行23年的时间里，有一段经历是他不得不说的。从80年代后期开始，梁锦松负责银行对中国内地的事务，当时美国总部力争重开中国办事处，该行对中国的态度趋向积极。当其他外资银行仍然不太愿意与中资银行合作时，花旗却为中国银行等中资银行提供了信贷额度，而且没有像其他行那样要求高溢价来保障。与此同时，在梁锦松的安排下，花旗银行又为内地筹办了不少财经培训课程，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高潮，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等财经部门官员急需增加对国际市场的认识，这些课程不啻是“及时雨”。今天内地很多独当一面的财经官员，都曾经在花旗上过课，而梁锦松本人也曾经亲自授过课。有消息说，梁锦松在担任香港财政司司长之前，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曾计划邀请他出任香港中银集团的顾问委员会成员，为香港中银的重组及日后上市出谋划策。而他是极少数有此待遇的外资银行家。

　　1992年，梁锦松升任花旗银行香港区行长。1996年，出于对香港前景的看好，他拒绝了花旗银行调他到纽约的工作机会，在当时一股移民潮下，放弃前途无可限量的工作，放弃了晋升为副主席的机会，梁锦松转职到美国大通银行，留港发展。当时，他已经是花旗银行内最高级的华籍管理人员。在花旗的23年间，他先后被派往纽约、新加坡、马尼拉等地区担任银行管理要职，掌管的业务包括企业、地产及贸易融资、外汇及股票买卖、私人银行业务、项目贷款及基金管理等，可以说对银行的各项业务都有所了解，这使他成为金融界不多见的高手。

　　1996年梁锦松就职美国大通银行，担任大中华及菲律宾区董事经理，后又晋升为摩根大通银行亚太区主席。

　　懂得输，才会赢

　　用香港人的话来说，梁锦松出身于“草根阶层”，父亲曾做过酒家的侍应，兄弟姐妹共9人，生活环境可想而知。

　　据他母校英华书院的老师形容，中学时的梁锦松“聪明活泼”，但会考成绩却“勉勉强强”，特别是中五升学考才得了13分。他的中文科老师陈耀南与校长艾礼士商量，让他升入中六，梁锦松本人也苦求校方能网开一面。校长被老师和他本人的诚意所感动，破格同意他升入中六，同时为了让他有地方专心读书，校长还留他在学校饭堂借宿。

　　会考13分的成绩时刻撞击着梁锦松的心灵。他在充满油烟味的饭堂发奋读书，终于不负众望，在高考非理科性的科目考得全港第一，顺利升读香港大学。有人问他成功的秘诀，他说：“这和乒乓球一样，懂得输，才会赢。”原来，梁锦松是个不折不扣的乒乓球迷。他的同学说，一听到下课钟声，他就会扑到操场，在乒乓球桌上“霸台”。中二开始，他就代表学校出战校际乒乓球比赛，屡屡夺冠。

　　“懂得输，才会赢”，就此成为他的座右铭。28年来，正是凭着这股精神，梁锦松在银行界享有盛誉。

　　听到梁锦松出任“财爷”的消息，他的老师陈耀南相当自豪：“如果当年不收他，现在便会变成其他学校的光荣了。”

　　年轻时梦想当教授

　　梁锦松1973年加入银行界，至今已足足28年，期间从未任职其它机构，他坦言现时工作与初出茅庐时的想法相差太远，这位银行家的梦想，竟是当教授。

　　梁锦松曾表示，原本只是想在银行界做两年，便会继续去读书，目标是将来做一个教授。他说，当初觉得商界很俗气，做银行太现实，一直的理想是做教授。但做了一段时间后，却发觉在银行里学到的经济知识，并不比学校少，而且能够得到很多实际的经验，因此一直留了下来。28年来，虽然每年都有人游说他跳槽，但他一直不为所动。

　　1996年，梁锦松接受媒体访问时坦言，不排除将来老了之后会做教授或顾问，以圆当年的梦想。他表示：“一个人的工作时间不可能很长，现在自己可算已过了工作年龄的一半，下半生的路怎样走，要慎重考虑。”然而教授梦未圆，他已然是香港财政司司长，不知到这在不在他当初的设想中。

　　他先后担任了好多社会公职，如行政会议成员、教育咨询管理委员会主席、特区筹委会成员、教育统筹委员会主席、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成员、中国政府港事顾问等。他认为，热心公职事务，是希望对社会有贡献，完成他对社会的理想。他对教育特别看重，也许这可以看作他对自己未当成教授的一种弥补。1993年他担任职务繁重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主席时，提倡要改革大学拨款制度，按学院的资源和潜质分配，引起学界的强烈反响。1999年初，在他的主持下，教统会又推出“教育目标咨询文件”，大力推行一连串教育改革，轰动了全港学界。

　　特首慧眼识英雄

　　梁锦松在回归后深得行政长官董建华赏识，获委任为行政会议成员，掌管教育事务。

　　其实，梁锦松的仕途源自回归前，当时的他先后被委任为港事顾问和特区筹委会委员，被中央看重。但他与董建华的渊源，则要追溯至30年前。在70年代的大学期间，梁锦松是个热血的活跃分子，与现任《香港经济日报》社长麦华章经常一起搞社会活动。1988年《香港经济日报》创刊时，据说他便是幕后一名投资者。在1971年和1972年，他们曾举办“中国周”，分别筹划了旅行团到内地的井冈山和韶山学习。他还曾研究过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及《毛选》等。由于成绩好，所以进大学不久即被船王董浩云(董建华的父亲)创办的邮轮“海上学府”选中，资助他到船上学习，乘坐邮轮遨游四海长达整个学期，足迹遍布世界各地。而在同期刚接掌父业的董建华，已对梁锦松留下深刻印象。事实上，学生时代的梁锦松在多方面都很出色，也很令人羡慕。

　　董建华在1996年底当选首届行政长官之后，曾与梁锦松谈起过怎样的香港才叫成功。梁锦松在获委任财政司长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当时自己向董建华指出，有两个指标。一是令全世界的资金都来香港投资；二是令各地的人才都愿意到香港工作。”

　　对于有人忧虑，他在美资银行工作二十多年，现在出任财政最高职位，处理香港的财经政策，会否有利益冲突？对此，梁锦松强调，特区政府有一套良好的利益申报制度，制订主要政策时都要考虑各方面的利益，“有时候都要咨询公众，所以政府作决定时是相当透明的，不是一个人可以说了算”。董建华在宣布任命时指出，在国际性银行工作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梁锦松，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卓越才能，委任他同时也考虑到香港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发展新经济这两大挑战，以及21世纪金融业、网上股票市场和电子商务发展的一日千里。

　　对这个任命，香港多个商会都表示欢迎，包括香港总商会、中华总商会、美国总商会和英国商会等。香港总商会总裁翁以登称，梁锦松的任命可保持商界对本港的信心。摩根大通银行更是发表声明，赞扬梁锦松是一个有才干及成就卓越的银行家，在公司管理上发挥了突出的领导才能，同时深信以梁锦松的办事魄力、诚信及对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忠诚奉献，将更能在新岗位上尽展所长。而梁锦松的一些观念也使自己受到了香港大多数民众的欢迎。他认为，低下阶层人士主要是因为能力有别，才导致财富分布出现不均，为此他愿意协助低下阶层提高他们本身的技能，以适应经济转型。而要香港的低下阶层市民也能够感受到香港经济复苏的成果，香港的经济需要有高速增长，才能让他们受惠。

　　性格魅力

　　梁锦松以笔挺的西装配橙色小花点领带，迎接香港财政司司长生涯的第一天。当记者问他为政府带来什么新元素时，他笑笑说：“至少有个新脸孔。”其实，梁锦松近年出席大小场合，经常会佩戴有小碎花图案的领带，由于西装一向给人严肃刻板的感觉，梁锦松的领带显示他性格中的幽默感，似乎是希望在沉闷中找寻乐趣。

　　目前独身的梁锦松，曾被传是一个重工作而轻生活的人。但是，和他接触过的人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评价他是“有情趣男人”。平日里开保时捷的梁锦松，并不认为做了财政司司长，就应该给人留下一种不苟言笑的严肃形象，因为他也是人，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不觉得自己在做官，只是出来为香港做点事。”的确，梁锦松一点也没有官僚的习气，作风令人耳目一新。

　　梁锦松无疑是一个性格直率刚烈的人。而这种性格在工作中就演化为勇于改革而且具有魄力：梁锦松直言自己熟读《毛泽东选集》，并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理论应用于现代管理；1996年他不愿调到纽约工作，放弃晋升为副主席的机会，留港发展；90年代初，开始担任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主席，为语文基准试以及取消学能测验、香港教育制度经历翻天覆地的改变亲自操刀，批评学能测验时的一句“高分低能”更给人深刻印象。

　　如今，从年薪超过2000万港元的“打工皇帝”一族变成年薪不过240万港元的公务员，减幅差不多达90％，旁人看来不免“肉痛”。梁锦松却笑言：“一个人花的钱是有限的，我相信一句话‘赚的钱不是你的，花的钱才是你的’。一个人花的钱不会很多，所以钱从来不是我的考虑因素。”

　　“香港没有死”

　　今年5月，梁锦松在香港经济持续走弱之际走马上任，香港政府预算案给他留下一个不小的难题，如今，又要面对美国遇袭后全球整体经济环境的恶化。不久前，梁锦松称特区政府可能调低今年香港经济增长的幅度，而港府今年可能少760多亿港元的收入，出现巨额财政赤字。

　　如何使香港走出经济困境？这是梁锦松的当务之急。他表示，美国世贸遇袭事件对全世界，包括香港的经济均造成影响。目前，政府在研究一系列措施，以应付香港长期的经济运营、短期的经济周期和其它外围因素带来的影响。在措施未落实前，政府会会见社会各阶层人士，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梁锦松说，政府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改善营商环境，只有做好营商环境，才会有更多商机出现在香港。而在此之前，新官上任的梁锦松已经提出了香港特区政府应对经济新挑战的设想。他指出，在开拓新经济方面，香港将重点发展六大行业。除继续推动金融服务、旅游、航运及进出口贸易等传统支柱行业外，还将大力推动三大新行业，使香港成为时装中心、电影及多媒体中心、咨询科技所衍生的创新科技中心，利用科技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效益。

　　在今年的《财富》全球论坛上，梁锦松掷地有声地称：“经过97香港回归和亚洲金融风暴，香港并没有死，仍然是亚洲最重要的金融和商业中心。”而在第八届APEC财长会议上，他依然强调这一观点。他认为，随着亚洲经济合作的加强和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香港作为亚洲金融和商业中心的优势将愈发突出。他用美国的商业和金融中心纽约的曼哈顿来比喻香港，称香港就是中国的“曼哈顿”。

　　很多香港人在转型过程中信心明显受到了影响，感到不安，香港市民对香港经济的信心甚至比外国人看香港差。梁锦松说，在他未入香港政府之前，已与海外许多人士谈起此事。他觉得海外人对香港经济的前途比香港人更有信心，这是因为海外人士看到全球经济发展形势，看到中国的发展这样快，而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大窗口，又是整个东南亚金融、商贸和物流中心，所以前景应该是很好的。香港经济在过去一年中已从亚洲金融风暴中迅速恢复。去年外商在香港的投资达到640亿港元；同时香港为中国内地集资400多亿港元。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可以在世界各地融资，资金可以自由地流入或流出。这些活跃的金融活动都表明，香港仍然是亚洲最重要的金融和商业中心。

　　梁锦松表示，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内地在制造业方面有优势，是低成本、高质量产品的生产地。因此，进出口贸易将不断扩大。而香港作为中国内地的物流中心必将从中获益。而且在此过程中，香港将进一步起到“中国的曼哈顿”的作用，其商业中心、金融中心、资讯中心、航运中心和物流中心的优势，将得到充分发挥。“我相信20年内，中国会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内地好，香港一定也好！”他强调。

　　还记得梁锦松在他上任的记者招待会上怎么说的吗？他说，上任之后，除了会按照基本法审慎理财之外，也会确保全体市民，而不是一部分市民，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机会。“作为财政司长，我的重要任务，是维持香港完善的金融制度，以及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加强香港的金融及经济事务的发展，使香港发挥所长，成为世界一级的经济体系。”

　　梁锦松的“财爷”合约为期3年，他笑称，“董建华只要提前3个月通知，便可以解雇我”。当被问及日后会否重返商界，他说，目前全心全意出任公职，对此并无打算，他补充：“在商界28年，这次离开，重返机会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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