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行政性内需激励手段将渐渐褪去光环，中国经济在“热宏观”、“冷微观”的矛盾前面临四大挑战。

　　挑战之一：财政政策如何转型？连续增发国债所带来的内外显性债务负担、地方和基层财政中日益积累的历史债务，以及金融系统中的不良资产和社会保障基金等庞大的隐性债务负担，使中央财政的负担日渐沉重了！财政政策如何转型才能摆脱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的捉襟见肘？我们建议财政风险不能由中央财政一肩担，必须尽快建立起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负债和举债制度。

　　挑战之二：金融风险如何解除？目前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已经步入下降通道，但资本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却在逐渐积累中，估计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中仅有约20%投入了实质经济，其余则仍滞留在股市吹大泡沫，而被寄予厚望的国有股减持也正在危险的变味中。

　　挑战之三：国有企业“脱困”之后向何处去？国企基本脱困的誓言如期兑现，尤其是2000年利润达2392亿元，比上年猛增了140%！但为国有企业“脱贫解困”攻坚战政府已支付的成本大概相当于国有企业“三年脱困”期间实现的全部净利润的8倍，大概可按账面资产买下其中约一半的国有企业，未来还必须付出的花费恐怕更难以计算。更令人担忧的是：谁为中国国企脱困现实和未来买单？我们建议党政和企业必须分离，国企改革须控有方略，退有尺度，企业应负担的责任仅在于合法经营和合法纳税，舍此无它。

　　挑战之四：如何正视收入分配和有产阶级？2001年“两会”中有代表提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8，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区间。目前50个中国富豪的资产，相当于5000万中国农民的年纯收入,而300万个百万富翁的资产，则相当于9亿中国农民2年的纯收入！我们建议宏观经济虽然“带病”却必须增长，只有在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增长中才能舒缓和化解盘根错节、激烈冲突的旧矛盾，适度增长将是优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