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华

　　199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突破了以往那种“冷”与“热”循环交替的局面，GDP增长一路下滑，1992年为14.2%，1999年下降到7.1%，2000年有所回升，为8.0%，2001年又可能降至7.0%，至今年止GDP增长率已连续四年在8%以下，并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有些论者把近几年的经济增长称为“次高速增长”。意思是其增长速度虽然较以往为低，但仍然属于高速度。这种提法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在发达国家，7%-8%的增长率的确属于高增长率，因为这些国家的增长率有3%-4%，情况就很不错。但是在中国，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增长率在9%-10%以上，经济形势才会比较好，目前的增长率实际上意味着经济处于困难和低迷状态。经济低迷在现实中的表现：一是内需不足，生产过剩。据内贸部近期对600种商品的统计，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3／4，供过于求的商品占1/4，供不应求的商品几乎没有。生产过剩是当前经济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二是物价疲软。1998年、1999年和2000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为-0.8%、-1.4%和0.4%，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为-2.6%、-3.0%和-2.5%。三是失业严重。1996-2000年，国有单位约有3100万人下岗，占国有单位职工总数的27.9%；集体单位约有1500万人下岗，占集体单位职工总数的50.3%。四是大量企业停产、半停产，企业破产数也明显增多。在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上述现象只有在经济衰退时才出现。而中国经济目前普遍存在这些现象仍然乐观地认为经济处于“景气”甚至“高涨”的状态很难令人信服。

　　当前的经济低迷是人们能够切身感受到的。许多人更关心的是：这种低迷状态还会持续多久？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对当前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环节——内需不足的原因进行分析。

　　内需分为两块：一是消费需求；二是投资需求。首先来看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中国总人口中，农村人口占64%，城镇人口占36%。虽然农村人口占大多数，但是由于农村经济自给自足性较强，消费品市场需求的主体并不是农村人口，而是城镇人口。据统计，在200O年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城镇占了74%，农村仅占26%。因此，全社会消费需求情况如何，主要取决于城镇人口的消费需求。而城镇人口中，国有企业职工及其家属占40%，集体企业职工及其家属占15%，两者合计占城镇人口的55%，是城镇人口的主要部分，是城镇消费需求的主体。因此全社会消费需求情况如何，关键又看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职工的消费需求情况如何。由于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极其严重的困难，职工收入普遍下降，职工家庭消费需求的增长也随之停滞甚至下降。具体表现为：其一，企业因经营困难，被迫大量裁员，职工下岗失业后，收入来源失去保障，不得不压缩消费。据河南省总工会对6500名失业职工的调查，有34%的职工靠节衣缩食和变卖家产度日，有20%的职工靠亲友接济生活，有4%的职工靠借款和拣破烂为生，有3.3%的职工靠救济金维持，有个别人被迫沿街乞讨。其二企业因经营困难，迟发、欠发、停发在岗职工工资的情况严重，职工正常的工资发放都比较困难，更不要说保持工资的正常增长。这就使在岗职工的消费需求也趋于停滞甚至萎缩。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职工及其家属的消费需求停滞和下降是全社会消费需求疲软的主要根源。

　　其次来看投资需求不足的原因。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居主体地位，其固定资产投资额约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60%。近几年许多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因亏损严重，资金紧缺，债台高筑，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更不要说是扩大再生产。由于它们的不良资产过高，银行也不愿为其提供新的贷款，这就使其生产更难以扩大，投资增长陷于停滞。这是全社会投资需求不足的主要根源。自1998年以来，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了基本建设投入。但是政府投资毕竟数量有限，其意义主要是向社会发出“信号”，显示政府的政策方向，起到“四两拨千斤”作用。社会投资需求能否扩大，关键看民间投资能否增加。由于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缺乏自我发展能力，投资增长近乎停滞，民间投资对政府政策的反映总的来看比较“冷淡”。1999年和200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仅为51%和93%。即使政府的财政政策能刺激投资需求扩大，如果作为投资品需求主体的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自我发展能力低下的问题不解决，这种扩大也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当前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的主要根源在于作为中国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陷入严重困境。而国有和集体企业之所以陷入困境，原因很多，有债务、冗员和办社会负担过重等历史性因素，有长期低水平重复建设所造成的经济结构不合理等结构性因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体制性因素，即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现行的企业制度特别是产权制度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很不适应。

　　企业制度包括产权制度和组织管理制度两个层次。其中产权制度是基础，它决定了企业的组织管理制度及其效率。国有企业现行的产权制度是“全民所有制”或“国有制”。在这种产权制度下，名义上“人人都所有”，“个个是主人”，实际上产权界限并不清晰，因而企业成员的行为具有很大的“外部性”。所谓“外部性”是指当某个成员从事经济活动时，其成本和后果不完全由做出该行动的人承担。外部性通常有两种情况。第一，当某一成员的经济活动会使其他成员受益，而他自己却又不能由此得到补偿，那么这种行为所导致的外部结果就是“外部经济”。例如，某个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由于其才干和努力，使企业资产成倍甚至成十倍地增加，国家和企业其他成员的收益有了明显增长，而该管理人员在经济上却得不到与其劳动成果相应的补偿，此即为外部经济。第二，当某一成员的经济活动使其他成员的利益受损，而又并不为此进行相应的赔偿，那么这种活动所导致的外部影响就是“外部不经济”。例如，国有企业某一职工工作不认真负责，给企业带来实际经济损失。但是，该职工为此只付出很小的代价或并不付出任何代价，这时，就会产生外部不经济。外部经济的存在，通常会使企业成员的活动水平低于最优水平；而外部不经济的存在，则会给其他成员及整个企业带来损失。无论是外部经济还是外部不经济的存在，都表明“外部性”必然使企业的经济效率降低。而效率低下正是国有企业经营困难的主要原因。集体企业素有“二国营”之称，其陷入困境同样也主要是由于产权不清晰，造成“外部性”显著和经济效率低下。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要扩大内需和启动经济增长，关键是要扭转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的困难局面。而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要真正走出困境，根本途径又在于改革其僵化的体制。那种认为仅仅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就能够重新启动经济增长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财政和货币政策只能解决由于周期性因素引起的经济下滑，它对于由于体制性因素引起的经济下滑是无能为力的。体制性问题只能通过体制改革来解决。

　　近几年，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迈出了较大步伐，特别是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确定了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提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标志着国企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是从改革的实际进程来看，仍然是困难重重。

　　从国有大型企业改革来看，国有股一股独占、一股独大问题突出。中央抓的100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80%的企业改造成了国有独资公司；而在多元持股公司中，国有资本占73.6%。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效率低和经营困难的状况不可能会有实质性改变，国有大型企业改革之所以进展缓慢，一方面，是由于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偏低，债务重，经济效益差，有些严重亏损或资不抵债，部分老企业各种负责较大，或处于夕阳产业行列(如纺织行业、冶金行业)，对投资者缺乏吸引力。另一方面，是由于企业资产规模较大，中国目前非国有资本尚未成长到能够收购大企业的程度，寻找有足够实力接替大企业中退出的国有资本的出资者比较困难。

　　国有小企业改革步子要比大企业快得多。目前国有小企业改制面达80%，改制企业中，有2／3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资嫁接、出售、破产等形式进行了产权改革。但是也有许多问题制约着国有小企业改革的顺利推进。一是人员安置问题。小企业的劳动密集型程度明显高于大企业，其冗员程度也远高于大企业，分流安置人员面临着再就业难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障碍。二是债务处置问题。小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于大企业，平均负责率约为80%，主要是银行贷款。改制中的债务处置遇到来自银行方面的阻力。三是股权安排问题。不少小企业改制采取股份合作制形式，在股权安排上往往不能摆脱平均持股或近似平均持股的形式，结果形成新的“大锅饭”。四是观念转变问题。许多职工计划经济观念根深蒂固，死抱着国有“饭碗”和国有“身份”不放，对改制思想抵触很大。

　　实践证明，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事业，绝非一蹴而就的事。中国的经济改革采取的是一种渐进的方式，这无疑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选择。但是，渐进改革也使中国实现企业改革目标，建立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微观基础需要较长时间，从而经济低迷状态持续的时间也会比较长。俄罗斯和东欧在经济转轨中实行激进的“休克疗法”，至今已近十年，经济仍无太大起色。实行渐进改革的中国，经济要摆脱低迷状态，驶入增长的“快车道”，估计可能还需要十年时间。应当充分认识到引起当前经济低迷的微观体制性因素，以及企业改革对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决定性意义，在保证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稳定的条件下，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革的步伐，尽快完成企业制度的变革，为经济增长建立充满活力的微观基础。这样，中国经济就可能较早地驶入“快车道”，否则，经济低迷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