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的未来，取决于它生产的石油流向何处。而中石油在苏丹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决定着中国石油全球化战略的未来。
本报记者叶加发自北京
11月30日，历时将近两年的苏丹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危机终于有了结束的希望。这一天，联合国苏丹问题特使扬.普龙克在日内瓦表示，联合国将全力帮助苏丹实现和平与和解。
12月1日，《第一财经日报》致电苏丹驻中国大使馆商务参赞，询问中石油在苏丹项目的安全问题。参赞的回答是：这个问题只有中石油最清楚。
同日，中石油负责海外项目开发的下属企业中国石油勘探开发公司业务室一位工作人员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在保障苏丹项目安全方面，中石油已经“有所动作”。但这位工作人员没有透露“动作”的细节。
“我们正在努力与苏丹政府进行协调，寻求苏丹政府方面的保护，让他们派驻更多的军队和警力驻扎在中国驻苏丹的企业周围。当然我们也尊告在那里的工作人员要注意自身安全。”外交部亚非司的有关官员透露。
苏丹：中石油最大的海外投资地
2003年2月，苏丹达尔富尔地区黑人居民以苏丹政府未能保护他们免遭阿拉伯民兵袭击为由，发动了反政府武装斗争。到今年6月份，战乱已经造成该地区1万余人死亡，近百万人流离失所。
这场人道主义危机，也波及到了中石油在苏丹的项目。
2004年3月31日，中国人马卫东和魏庆会在苏丹遇害。这两个人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下属辽河油田筑路公司苏丹项目部的机师。对于中石油来说，这意味着其在苏丹的一系列开发、勘测项目已经受到当地战乱的威胁。
苏丹是中石油较早的海外项目之一，也是中石油目前在海外最大的石油投资。
1996年11月，中石油中标苏丹穆格莱德1、2、4区油田开发权，并负责组建苏丹最大的石油开采作业企业———大尼罗河股份有限公司。在这个公司中，中方股份占40%，为最大控股方。2000年，中石油又获得尼罗河东部迈卢特盆地油田的开采权。预计到2007年，迈卢特盆地的日开采量将达到目前苏丹全国的产量，即每天30万桶，未来还将增加到每天50万桶。
“中国已经把苏丹放到了极其重要的全球石油战略的位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能源问题专家赵宏图说，“苏丹是我国海外石油开采最早的地方，而且中国作为苏丹最早也是最大的石油开采国际合作方，在苏丹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集生产、精炼、运输、销售于一体的完整的石油工业产业链。”
一个最近进展是，今年5月，中石油宣布介入苏丹最大的炼油企业项目。在双方的这次10亿美元投资合作中，其中3亿用于扩大喀土穆炼油厂规模，将其产能从每天5万桶提升至9万桶，其余资金将用于修建750公里的输油管道。
人道主义危机考验中石油
虽然苏丹已经在中国石油战略图上居于重要地位，但是中石油在苏丹并非一帆风顺。今年年初，苏丹有意让中断了20年的法国能源集团重返苏丹，外界普遍认为这是改变苏丹石油产业竞争格局之举。
今年7月下旬以来，随着美国介入苏丹人道主义危机，局势更为复杂。中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一位专家在接受其它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美国之前包括对伊拉克的一系列动作，都是围绕石油，这次对苏丹的行动也比较明显地冲着石油而来。
“中国把石油战略触角伸向世界各国后，很快就发现多元化的世界格局正在困扰着走出去的中国石油企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汪巍说。
“但中国也作了一系列的保持和睦的努力，例如中石油在苏丹当地援助建设医院、学校等累积达2000万美元；中国进出口银行2002年以前已经向苏丹提供两笔贷款。”
事实上，在苏丹的中国企业一直努力通过帮助当地发展来加强同苏丹的关系。天津华北建设工程公司在苏丹承建水利设施建设，他们把尼罗河的水引至苏丹各处，使干涸的土地获得水源。今年5月，中石油又决定向苏丹政府捐赠1000万美元，用于建造马拉维大桥。
汪巍认为，在“民族主义”高涨的社会里，外国人全资拥有企业或控股本地企业只会给外资方带来太高的产权风险。“外国人的持股比越高，其财产被没收的风险也越高。”但汪不认为现今的“没收”会直接表现出来，而是会通过税收歧视、政策歧视、立法歧视的形式表现。
中国能源外交应变换新思路
去年12月和今年2月，温家宝总理和胡锦涛主席分别出访非洲各国，而国家主席胡锦涛于近日对南美国家的访问，更被外界认为是“展现中国全面实施‘工程换石油’战略的决心”。
“国家并未因重视非洲和南美洲的石油合作而顾此失彼。”赵宏图说：“温家宝总理访问哈萨克，成功地签署了合作建造输油管的协议，而中国在中亚的另一条石油通道，是由巴基斯坦做中介，中国在巴国的瓜达尔港投巨资建立新的石油集中港，可吸纳中东的石油。”
但是，中国的海外石油战略毫无疑问要同其他能源需求大国展开博弈。就非洲市场来说，美国2003年对非洲石油业的投资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而日本将在今后5年无偿向非洲提供总额10亿美元的帮助，并放弃对非洲等重债务贫困国家总额约30亿美元的债权。媒体认为此举主要是看中了非洲大量未被开发的石油资源。
赵宏图说，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中国的能源外交应变换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应该着眼于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合作与发展，这样能源外交的途径就可以拓宽，各国家之间的利益也就可以更好地协调。
汪巍也认为，作为国家外交策略，与政府打交道，还应介入海外投资地的地方治理，实行更广泛的援助性活动。包括协调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当地的活动，避免当地社会危机的恶化。“这和中国在非洲传统的援助外交相去甚远，却体现真正的大国责任。”汪巍说，“现阶段，应充分考虑某国的政治安全对于中国投资项目的影响，而不应只考虑技术层面的合作。”
石油输入国组织：一种可能性
关于能源安全还有一个战略可供选择。OPEC国家在利用国际机构和多国立场来缓和对石油供应造成的干扰方面有着多年的经验。赵宏图也认为，应认真地考虑同其他石油消费国建立一个多国联盟。
而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辛向阳认为，中、日、韩各国应建立一个石油输入国组织，争取包括国际油价在内的更大话语权。“并且能源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外交等领域的重要问题，但国内并没有一个统一、专业的政府机构来统管此类事务，应该尽快成立专门的石油协调机构。”他说。
苏丹的未来，取决于它生产的石油流向何处。而中石油在苏丹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决定着中国石油全球化战略的未来。（来源：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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