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发基金投资总监朱平：官渡之战与人的因素

　　□广发基金投资总监 朱平

　　公元190年，袁绍派大将颜良进攻曹操，拉开了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官渡之战的序幕。那时关羽刚投降曹操，他最为人敬仰的斩颜良、诛文丑、千里走单骑也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本来袁绍的军事实力远胜于曹操，所以袁绍是志在必得，但就像毛泽东总结的，一般战争会经历战略撤退、战略相持和战略进攻三个阶段，而曹操退至官渡与袁 绍战略相持之后，发生了三件事，也确实可能完全改变了战争的格局，并最终使曹操赢得了战争，统一了中国北方。对此，厦大教授易中天在他人气极旺的《百家讲坛》“一决雌雄”一节中给出了三点精辟的论述：一是被曹操打败的刘备投靠袁绍后，发现袁绍不足成大事，遂离他而去；二是袁绍的重要谋士许攸叛逃，据说原因很多，但许攸叛逃后，向曹操建议火烧乌巢，也就是袁绍的后方供给总站，这成了战争的直接转折点；最后是临阵逼反大将张郃。此时，曹操集中兵力迅速反攻，袁绍就只剩大败而逃这唯一的结局了。

　　几乎每一场反败为胜的战役都是因为人的因素而扭转了双方的实力对比，就像袁绍虽然在人数上优于曹操，但由于上述三个重要人物的离开或反水，结局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经济发展中人也同样是这种根本性的因素，统计数据表明，2000年我国人口中只有1.4%大学毕业，而美国有24.4%的人有大学以上文化。由于中国人口大约是美国的4倍，所以中国人口中大学以上学历的绝对人数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另一方面，整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大学入学新生绝对人数大约是美国的四分之一，但到了2001年，中国大学入学新生绝对人数已与美国相当，而到了2005年，中国大学入学新生绝对人数已是美国的2倍。这个统计数据的结论可能不是在说人口红利，因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并不是从2002年以后才开始的，但是投资者都知道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就一直在以一种经济学家永远都无法准确估计的速度在增长，而通货膨胀却很低。所以这个数据，可能谈的是中国劳动力的质量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

　　一般而言，劳动者酬劳占一国GDP的比重是一定的，也就是说劳动力数量与工资的乘积长期来看占GDP的比例是一个常数，中国很可能也不例外，所以大学生数量的增加虽然加重了就业难度，但另一方面却增加了工资水平。我们不知道哪些企业雇佣了这些大学生，但从经济学的定律分析，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所以只要失业率不大幅上升，就一定有公司雇佣这些大学生，而这些公司很可能不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那些技术水平比较低的公司，而是服务业和有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因此这些企业也很可能有较好的盈利。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一是由于工资水平的上升，

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会保持一个较上世纪九十年代更高的增长率，只是我们不知道这种高增长到底体现在投资领域、消费领域还是净出口。第二个结论是，目前的GDP增长率使折旧、利息的占比下降，从而使企业的盈利保持一个更高的增长水平。也许这才是我们总是低估国内经济增长和企业盈利的主要原因，而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中国经济乃至中国股市的好日子可能才刚开始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