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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由于大危机，巴鲁克则对群体的盲动有了更深切的体会。他认识到，作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人，人们通常是明智而富有理性的。但当成群结队、情绪相互影响时，却全变成了一伙笨蛋，老是在股市上涨时过于兴奋，而在它下跌时又过于沮丧。巴鲁克讥刺道：“股市存在的目的不就在于把尽可能多的人制造成傻瓜吗？”直至今日，群体的盲动在股市中仍以各种翻新的形式周而复始地上演着。譬如网络经济概念股之类，真教我们稍一不慎，便有痛心疾首之憾。巴鲁克于是乎相信，既然群众永远都是错的，那么要想在投资中获利的话，
非得与大多数人反向操作才行。在这里，我们也许不得不指出，有些杰出人士虽然在某些方面颇为伟大，但在证券投资上却未必比“群盲”高明多少。还记得上文中巴鲁克以“对冲”来救丘吉尔一把的故事吗？
也正是由于其独立独行的投资风格，巴鲁克获得了“独狼”的外号。巴鲁克回忆起大危机前夕的情形时说，随着股价的飞涨，人们已经忘记了“二加二等于四”这种最基本的东西，甚至华尔街擦皮鞋的小孩都开始向他推荐买进股票，令他不得不相信该是脱手离场的时候了。
事实上，“群众永远是错的”是巴鲁克投资哲学的第一要义。他很多关于投资的深刻认识都是从这一基本原理衍生而来的。比如，巴鲁克主张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来鉴别何时算是应该买入的低价和该卖出的高位：当人们都为股市欢呼时，你就得果断卖出，别管它还会不会继续涨；当股票便宜到没人想要的时候，你应该敢于买进，不要管它是否还会再下跌。
人们常常惊异巴鲁克的判断力，能把握稍纵即逝的机会。对此，他解释说：“我并不聪明，但我喜欢思考。大家都看到过苹果从树上落下来，只有牛顿才去问为什么。”他认为，股票市场的任何所谓“真实情况”无不是透过人们的情绪波动来间接地传达的；在任何短时期里，股票价格上升或者下降主要都不是因为客观的、非人为的经济力量或形势和局面的改变，而因为人们对发生的事情所做出的反应。所以他提醒大家，判断力的基础是了解，假如你了解了所有的事实，你的判断就是对的，反之，你的判断就是错的。
在对大众的心理的认识方方面，巴菲特和巴鲁克如出一辙。巴菲特不也常说在大众贪婪时你要缩手，在大众恐惧时你要进取吗？的确，二位大师在投资理念上还有许多相似之处。如我们前文提到的对公司投资价值的判断，在采取集中投资还是分散投资的策略方面，二人的观点也都基本一致。
不过，二人在投资风格上还是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巴鲁克的投资方法更加灵活多变，他提倡坚决止损。他说投资者如果有止损的意识，即使每十次只做对三四次的话，也会成为富翁。他叮嘱投资者要有两手准备，以便随时转身离场。巴菲特似乎更持重守拙，对于已制定的投资计划轻易不做更改，他说：“如果你不能在股价跌去一半后，仍能从容不迫地执行计划，那你是不适合做股票投资的。”能做到这一点，则在于巴菲特慎之又慎的选股方式。如此看来，巴菲特像是位内力深厚的太极高手，而巴鲁克更像名一剑封喉的剑客。
我们不妨来想像一下如果巴菲特回到二十世纪二三十时代，会是怎样一个情景。巴菲特或许也能躲过大危机这一劫，而巴鲁克则在最后关头进行“惊险的一跳”，得以全身退出。此后巴鲁克逐渐淡出证券市场，把主要精力转向政治和社会公益。他曾先后成为六任美国总统的顾问，并在二战后美国的对外关系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巴鲁克在1916年被威尔逊总统任命为国家防护理事会顾问委员，并获得与威尔逊共赴凡尔赛会议的殊荣。但是由于整个20世纪20年代国情太顺利的缘故吧，他的建议并没有受到重视。随着大萧条的降临，以及纳粹危机的出现，他对国策的建议越来越受到关注。巴鲁克成了罗斯福“新政”时期智囊团的重要成员，他提出的一系列经济建议，包括量入为出的税收计划、产业优先、租金上限、合成橡胶计划等，均被罗斯福政府所采纳，成为促进美国经济恢复的重要政策。战后巴鲁克受杜鲁门总统之命参与联合国原子能理事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对社区公益贡献卓著，被列为一百名最杰出的犹太人之一。巴鲁克学院不过是他在投资传奇之外留给世人的诸多贡献之一罢了。
巴鲁克以95岁的高龄死于1965年，可谓福寿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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